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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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过去（第3页）

这是，也不是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所以我换了一个问题：“刚才，你摇头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你真的要问这个问题吗？”

“你必须回答我，我可能会死，你知道吗？”

“我不认为你是那么好操纵的人。”

我闭上眼睛假装晕倒。

“哦，好吧，但是我刚才的想法确实有点卑鄙。”他豁出去地一笑，“我刚才在想，要是真让你认为你是我的女朋友会怎么样。但我认定这样做是不对的。这对你来说不公平，你都不知道现在是哪年，老天爷。一段真正的爱情不是建立在谎言和胡言乱语之上的。”

“还有，我也在想如果我刚才亲了你是不是不对，不是亲嘴，可能是亲额头或者手，我有亲你的机会，当你认为你是我女朋友的时候。我还是认定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事情，而且过后很可能会让我很不安。而且，像你这样的姑娘应该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打断他：“你真这么觉得？”

詹姆斯点头：“当然了。我不管他是谁，但是我不想欺负你……占你便宜。我决定如果我要亲你，我也会经过你的允许。我会……”

这个时候，我爸爸赶到了急诊室。

詹姆斯的身体原本是探过病床一边护栏的，此时他站得像个士兵一样笔直，主动伸出手去跟我爸爸握手。“先生，”他说，“我是詹姆斯·拉金，我是您女儿的同学。”但是爸爸推开詹姆斯径直走到我旁边，詹姆斯的手掌很尴尬地停在那里，我看到自己刚才用力抓他时，在他手掌上留下的四个伤口。

医生们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护士、一个专科医生和一名护理员。护理员没有告诉我要去哪里，就开始推病床了。我真的很想吐，但我不想让詹姆斯看到我吐的样子（我也不想他离开），而我都没发觉，詹姆斯已经溜走了，我也是后来才发现詹姆斯很有开溜的天赋。

当我进入一个病房以后，爸爸开始不停地问“你还好吗”这个问题来打发时间，“孩子，你还好吗？”

“我还好，爸爸。”

五秒钟过后。“女儿，你还好吗？”

在极力的克制中，我又回答了三遍“我没事，爸爸”，尽管我压根儿不知道我好还是不好。当他问第五遍还是第六遍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妈妈在哪里？”在这种场合下，妈妈比爸爸更能沉得住气。

“在市里。”他说。他在病房里走来走去，上看下看。“天哪，有没有人来看看我女儿？”

“她是在工作吗？”妈妈是一名摄影师，有时候需要去纽约市里拍照。

“工作？”爸爸重复了一遍。他的头像乌龟一样伸出门外，但是此时他把头拉回房间里看着我。“她……她……内奥米，你是故意想让我担心是吗？”

“爸爸，你是在耍我吗？”我知道这个情节不是他能够轻易接受的。

“耍你？”

我猜他是不喜欢我用“耍”这个词，尽管他平常不是那种多么在意别人说脏话的人。他总是说，话说一句是一句，你唯一不能乱说的就是那些伤人的话（不是有意伤人的话）或者是没任何意义的话。我想肯定是现在的状况让他有些焦急，所以我改了改措辞：“对不起，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是在耍我吗？”爸爸问。

“你都可以用‘耍’，为什么我不能用？真是不公平。”我抗议道。

“我才不管你有没有用‘耍’这个词，内奥米，你是不是在耍我？”

“我才没有耍你!你就告诉我，妈妈现在哪里就行了!”

“在纽约市。”听起来好像是慢动作模式。纽纽纽，约约约，市市市。“纽约……”

“市，我知道纽约市是哪里，但是为什么在那里？”

“她住在那里，自从我们离婚之后。你不会连这个都忘记了吧？”

我确定你已经知道我是真的忘了。

每个人都说我有多像我妈妈，我的意思是，这真是太可笑了，因为她是苏格兰和日本混血。但是我们俩都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所以我猜这就是被人误解的罪魁祸首。从没有人说过我像我爸爸，这真有点讽刺，因为他身上带着一半俄罗斯血统，另一半是法国血统，他还是一名犹太人，尽管不那么遵守犹太教徒戒律。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听起来更加有趣，我妈妈实际上就是一个生长在加利福尼亚的女孩，我爸爸出生在华盛顿特区，他们是在纽约市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我十一岁之前都住在纽约市。如果你是喜欢品酒的那种人，你也许听过他们的名字。他们编写的旅游回忆录咖啡桌书，名叫《波特一家漫游_______》，空白处一般会填上某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旅游目的地，比如摩洛哥或托斯卡纳。我妈妈负责拍照，我爸爸负责文字编写，除了妈妈偶尔会添加的脚注。她的脚注总是让我有点尴尬，比如“2.在一个伊丹乳酪厂里，内奥米在一只巨大的木屐中呕吐”，或者“7.内奥米特别喜欢吃炸猪排”。至于我对这些书的贡献呢，我在后勒口作者照片中一次又一次越来越尴尬地出镜，照片下面是这样一个备注：“当他们不在漫游时，卡珊德拉·迈尔斯·波特和格兰特·波特以及他们的女儿内奥米生活在纽约。”

当爸爸说他们已经离婚的时候，这些事情浮现在我的脑海，所有那些关于波特一家漫游的书和后勒口我小时候的照片。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他们离婚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更确切地说是现在的“我”身上，这个躺在医院病**的人。这件事发生在了后勒口照片中的小女孩身上，我为她感到难过，但是对现在的我来说，还没有什么感觉。

“这事是刚发生的吗？”我问。

“什么事刚发生？”

“离婚那件事。”

“我们已经离婚两年零十一个月了，但是已经分居快四年了。”爸爸说。他说话的语气告诉我他也许记得具体的天数，也许甚至是分数和秒数。爸爸就是这样的人。“刚才那些医生说你不确定今年的年份，但是……好吧，你觉得忘记年份和忘记离婚这件事是不是同一个原因？”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第一次想到，自己有可能真的忘记了过去四年的所有事情。

我试着去回忆我能记起的最后一件事。但是这件事难度太大，因为人的大脑一直都在接受并存储新的记忆。最后我努力回忆起的还是一件最近发生的事情：我的血沾在了詹姆斯的衣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