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16那个北京非典一号病人留下的毒根（第2页）

“但作为北京市卫生局和所属的疾病预防控制应急专业部门，可以这么说，在广东、香港非典疫情正式报道后，我们从来就没有放松过警惕。”沈壮拿出北京市卫生部门的材料给我看。

第一份是他们在发现北京第一例正式确诊为SARS的于某一家的病情后，就有向上级写过的一个报告，那报告中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鉴于此次事件发生于‘两会’召开期间，而且病人有过赴广东省的可疑接触史，并高度怀疑其具有传染性，因此若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病例排除或诊治，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二份是“北京市卫生局应对非典型肺炎方案”。这个方案共有数页纸，其中特别对小范围的疫情、中范围的疫情和全市性大范围疫情出现时所要采取的“一级警报”、“二级警报”和“三级警报”机制提出了建议。

这第二份的“应急方案”写就于3月8日，是沈壮在卫生局当天下午召开的应急会议期间，与市卫生局几位领导一起研究碰头下应急写成的。

也就是在那时，一位局领导急匆匆地过来将他和同一单位的贺雄叫到一边，说：“你们两个，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必须在今晚12点钟前，把302医院的那几个山西患者的情况弄清楚，完后马上向局里报告。”

沈壮明白领导是在着急山西那几个患者的疾病传播。晚十点，他和市CDC副主任贺雄到达302医院。当他们走进一层的楼道，有医生听说他们是来调查山西女患者一家的病情时，便随手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口罩，说：“你们来了，我们就不陪了。”说完就去了另一个病区，留下沈壮和贺雄两人面面相觑。

“你们当时进去除了戴口罩还有什么防护？”我问。沈壮：“什么都没有。那时还没有啥防护服呢！”走入病房走廊的沈壮当时留意了一下楼道，见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山西女患者一家占着三个房间。现在看来，其实在“非典”之初和武汉今年的疫情最初之际医生们毫无防备的形态差不多。再说“非典”时期的医疗水平和国家实力也要差许多。

但北京“非典”我获得的“内情”应该说也是少有的多。我在沈壮那里了解和记录了北京第一位输入性SARS患者及她一家人的基本发病情况——用专业术语说，沈壮是对这一家人进行了流行病调查，简称就叫“流调”。

据患者家属介绍，患者于某今年27岁，山西太原人。做珠宝生意的她，在2003年2月因生意上的事到广东出差。临离家时，母亲特意给广州工作的同行打了个电话，询问那边的非典情况到底怎样。人家回答得非常明确：“都是谣言，没那么严重。”“还是注意些好。”父亲特意为女儿准备了几包板蓝根。

于某就这样去了广东。记着父母叮咛的她，一到那边就很认真地打听非典病情，出租车司机带着嘲讽笑着对她说：“我每天拉这么多人，要得也该轮到我了吧！可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嘛？”

一次次的证实“没事”后，于某原先的心理防御全然抛之了脑后。该干什么，她就照干什么。2003年2月22日晚，于某乘车从深圳到广州时，便感身体不适，浑身发冷。23日，带着这种不适的她，从广州飞回太原。一量体温：38.8℃！

当天，于某走进太原一家医院，紧张地问医生自己是不是得了非典。“别那么大惊小怪。有那么巧就得非典？”医生笑她。不一会儿又拿来X光片和血液检测结果。“没事。”

但“感冒”引发的高烧不断。于某内心有种强烈的不祥感。她拉着丈夫的手，痛苦地乞求着：“我到底怎么啦？快救救我吧！”丈夫一咬牙：“别再耽误了。我们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

这一决定使患者后来终于脱离了死神的纠缠，却也给北京人带来了无法弥合的痛楚！

上级交给沈壮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弄清患者的病历史，以便尽快切断传播源；二是让患者身边的那些还没有传染的人赶紧离开患者，离开北京，回到山西去。

“CDC人员按通常的做法也该弄清病例全过程，以便获得最可能的控制。而当时让患者身边那些尚没发病的人回山西，绝对没有其它意思。当时我们还不清楚到底SARS患者有没有潜伏期，潜伏期里传染不传染，这些都不清楚。只是知道非典是传染的，不能让患者传染更多的人。”沈壮一肚子无奈的苦水。

山西方面在第二天就开来救护车。而沈壮在病房与患者家属做思想工作一直做了近十个小时。在于某的几位尚未发烧的亲属同意回山西时，北京下起了少有的春雪。

这一天下午，一辆救护车将于某的奶奶、舅舅、大伯和两个伙计拉回了太原。太原方面将这些人隔离观察，还算好，只有于某的一个伙计后确诊为非典患者。

留在北京的于某和其余的亲属可就惨了。继其父亲7日死后，56岁的母亲也在15日死去。于某的丈夫、弟弟、弟媳妇、小叔子和于某公司的一个小伙计陆续感染上非典而倒在病榻上，于家陷入了极度悲惨和痛苦的深渊。但于某本人，一个多月后在302医院医务工作者的全力抢救下，与其他几位亲属一起从SARS的死神中解脱出来，健康地回到了山西。但这位饱受疫魔折磨和为亲人带来痛苦的年轻女患者，再也不愿别人去打扰她。从于某一家的发病到连续死亡几例的情况看，此次武汉新冠肺炎其实跟“非典”十分相近：年轻人和同样年龄的女性死亡率，要远低于老年人和男性患者。呼吸道病毒传染病大概都是这种情况？我不得而知。

当时让沈壮感到宽慰的是于某一家的良好文化修养救了不少人的命。“我们问楼道的服务员小姐有没有接触过于某家人，姑娘说，于某的舅舅一住进来就主动对我们说他们家人得了传染性肝炎，让我们不要接近他们。所以后来也真没有发现楼道姑娘们传染非典。”

可忧心事还在后面。在沈壮他们一再追问于某家人还与什么其他人亲密接触时，于某家人说她还有个舅舅就在北京，而且于某父亲死时就是这位舅舅在场，据说于某的父亲是死在这个舅舅怀里的。

“这不要命嘛！”沈壮一听就跳了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啊？为什么？”

不为什么，为的是怕别人知道了，舅舅不好过日子。“他现在在哪儿？”沈壮一个个追问。

没人告诉他，就是不告诉。“你们，你们要为他的生命负责啊！”沈壮想发脾气，可看看一个个倒在病榻上的于某和亲属，心就软了。“你们无论如何要告诉他，一是让他不要再接触人，二是一旦有哪儿不舒服，马上给我们打电话。”沈壮没有其他办法，因为非典尚未上法定传染病，就不能按照传染病法规强行让患者履行义务。

这一天应该是2003年3月10日。之后的每一个小时里，沈壮的心一直悬在半空。12日，沈壮不想看到的事出现了——于某在北京的那个舅舅来电话，说发烧了。

坏哉！沈壮的心头“咯噔”一下。“你在家准备一下，我们和救护车马上就到。”“我们不敢把救护车开到于某舅舅住的门口，远远停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然后我和一名同事手里拿着一件大白褂和两个口罩，但在到患者住处之前不敢穿也不敢戴，怕患者本人心里不好接受，而更怕的是居民发现我们在运送一个非典病患者，我和同事只能做‘地下工作者’。”沈壮说。

到目的地后，沈壮一忧一喜：忧的是于某的舅舅当时的症状已经基本可以确诊是非典，喜的是患者在同于某一家接触之后自己隔离了自己，没有与其他人一起生活。

于某的舅舅在沈壮等护送下直接进了佑安医院。

沈壮从佑安医院回到单位，正式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上写下了这个普通而重要的日子：2003年3月12日。

说它是个普通日子，是因为99.999％的北京市民这时还根本不知道要命的SARS已经稳稳当当地安落在京城宝地。这一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这种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明确病名，简称SARS，并向全世界发出了警报。

了解一下当年“非典”时期的“一号病人”如何传播到北京的全过程，以及她所携带病毒后的传播与病情结局，对病毒传染规律包括如何防控此次武汉疫情极有意义。遗憾的是我们作家写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看，看的人也仅仅是图个热闹而已，不会把一些关及我们整个社会和亿万人生命的重要公共卫生事件的教训和经验放在眼里。这是中国当代“社会病”中的一个很可怕的事。

武汉疫情后，多少人哭天喊地，是不是过不了三年大家也就差不多将它忘得一干二净了？“还要用三年？我看三个月就忘个精光了！”有朋友这样跟我说。

但无论如何，我们文化人还是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呐喊”的责任。

当然，现在我只想上海的事，因为武汉疫情的发展势头显然比当年北京“非典”要猖獗多了。何况，上海并不像北京城那么“大大方方”，尽是些旮旮旯旯、小巷弄堂……

然而我还是错看了大上海。上海对疫情的控制从一开始就远远地走在了全国其他省市区的前面，甚至可以说是“不在一个水准上的防控”措施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