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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刻朱子晚年定论（第2页）

序文开篇写道：“洙泗（孔子）之传，至孟子而息。千五百余年，濂溪、明道始复追寻其绪。”唐代的韩愈说，孟子死后“圣学绝”，宋儒也有过相同的看法。在王阳明看来，宋儒中继承了圣学的是周敦颐及其门人程颢。要注意的是，这里并未将程颢的弟弟程颐列举出来。

王阳明虽然提到了周敦颐、程颢，但几乎没有提及世人认为继承了程颢的伊川之学（由程颐开创），而且，如前所述，王阳明认为继周敦颐、程颢之后，应当注意的人是陆九渊。王阳明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周敦颐、程颢之学是体认自得之学，而以“心即理”为宗旨的象山之学（由陆九渊开创），与之并不违背。

如前所述，按照王阳明的说法，程颢之后的儒学，辨析日益详细而失其宗旨，陷入支离之敝，逐渐衰落。究其原因，是因为学者并未将体认自得作为宗旨，多言巧辩，而致使圣学陷入议论。

在这篇序中，王阳明讲述了自己的为学经历，他提到自己年轻时曾先后沉溺于举业、辞章之学和佛教、老庄思想，也曾对圣学产生过怀疑，但经历龙场大悟之后，自己终于悟到圣人之学平坦如大道。后来，自己创立了与朱子学不同的学说，但这种学说被世间学者视为立异好奇之说，遭到了他们的非难和指责。但是，自己在压抑自我、反省己过之后，越发坚信自己的学说精确、明澈，对此再也没有什么疑惑了。

在序文中，王阳明接着写道：“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牾，恒疚于心。切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

从上文中可见，王阳明曾经对朱子学抱有怀疑态度。但在南京时，王阳明对朱子学重新进行了一番研究，发现朱子在晚年时曾对自己年轻时的学说进行反思，对自己学说的弊端有所悔悟。因《集注》《或问》是朱子中年未定之说，所以王阳明猜测朱子欲以改正，却未能完成。而《朱子语类》这类书是经由门人修订的，所以门人可能因为好胜心而加入了自己的想法，与朱子平日之说有着极大的不同。而世间学者只是道听途说，或仅限于听朱子学者讲述，因而不知朱子晚年悔悟之事。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有所改变，那么朱子学就无法流传于后世。

故而，王阳明得出如下结论：“予既自幸其说之不缪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呶呶，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辄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矣。”

王阳明希望借这本《朱子晚年定论》的刊行，缓和自己与天下朱子学者的矛盾。应该将此举看作是王阳明的一番苦心，还是就此认定王阳明存有曲学阿世的一面，虽然学者们抱有不同的意见，但后来王阳明自己说，他当时确实存有曲学阿世的念头。

关于这篇《朱子晚年定论》，因为其中甚至编入了并非朱子晚年学说的内容，所以后来遭到朱子学者的指责与非难。他们批评阳明此举完全是欺瞒世人，认为《朱子晚年定论》力图让朱子晚年之说与王阳明自己的学说一致，纯粹是一篇狡智之论。

对于这一点，东正堂曾出言辩护（《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三《文录四·序记说》）。东正堂的这些言论，与前文中他对王阳明《与安之书》的评论大致相同。

首先，东正堂叙述了王阳明虽然兵务繁忙，但仍然坚持讲学，因其讲义对朱子学提出了异议，所以遭到朱子学者的非难和指责的事实。他说：王阳明先生讲道，却成为议论之种，与其为先生喟叹，倒不如参阅此篇之说，亦可体察先生为道之苦心。

而对于那些非难、指责王阳明的人，东正堂说：先生一番苦心，只道世间学者徒沉溺于空论，失却真实功夫，欲图除弊救人，却又助长了世间偏见私心的议论之种。观此事，实在无奈。

接着，东正堂又进一步进行了阐述：

云篇中早晚颠倒之事，乃一时之误，本意却全不在此。此事，于阳明先生《答罗整庵少宰书》中已然明确。先生的《答罗整庵少宰书》，出于《传习录》中卷，云“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

于此，先生之心已充分明了。然而，凡未脱门户与偏见者，至今犹彼是穿凿。故清儒李绂（号穆堂）编《朱子晚年全论》，即便阳明误其早晚，此亦仅仅见于《朱子晚年定论》中《答何叔京》一书。《朱子晚年定论》中，该作证据之处众多。我只举此一处，却可见此《朱子晚年定论》之情状。穆堂徒知袒护阳明先生，却不知先生之心，反成无益多余之议论。恰如清儒陆陇其毁阳明，阳明元来毁朱子，我亦毁其毁朱子者无异。全不知本统之学何谓。

然本统功夫，却非易与。今读此序文，先生举朱子之言为证据，出于所谓“自咎以为旧本之误”。又《朱子晚年定论》中，《答黄直卿》中所书的“向来定本之误”，然“一斋先生云，朱子旧来定本之误，非指旧注”。即便如一斋翁所言，此乃阳明先生之误解，然序文中之精神、先生之心亦无改变。我等后学当着眼于此。

或云，《朱子晚年定论》之刊行，遂不免先生之失策。元来，先生之学自通千古而不被埋没，未必须借朱子委曲调停。此乃先生所谓“犹有乡愿之意”，已自认。此说亦颇有意味。

然而，上述东正堂的论述未免有些过于偏袒王阳明。因为正如东正堂所引用的，连王阳明自己也说“犹有乡愿之意”。

此外，作为朱子晚年悔悟的例证，王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里所举的三十四封朱子书信中，有关引起朱子学者非议之处，门人杨士德与王阳明之间曾有过如下一番问答：

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误’（《答黄直卿书》），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与吕子约》），又谓‘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答何叔京》），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

（阳明）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传习录》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