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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刻朱子晚年定论（第1页）

刊刻《朱子晚年定论》

正德十年（1515）八月，王阳明写下《朱子晚年定论》，书中暗示自己的学说与朱子晚年的定论是一致的。王阳明想借此减少朱子学者对自己的强烈非难和谴责，但当时这本书并未被刊刻。直到正德十三年，其门人才刊刻了此书。

当时，王阳明虽然兵务缠身，但还是提出了自己的学说。这些学说与朱子学完全不同，所以遭到当时的朱子学者的责难。但这些朱子学者根本不愿探究阳明学的内容。面对责难和非议，王阳明迫不得已才允许了《朱子晚年定论》的刊刻，并为它写了篇序文。

有关此事，我们可以从正德十四年王阳明写给安之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看到：

留都（南京）时偶因饶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环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藉以解纷耳。门人辈近刻之雩都，初闻甚不喜；然士夫见之，乃往往遂有开发者，无

意中得此一助，亦颇省颊舌之劳。

鉴于明初的“朱陆同异”论者程篁墩因在他编著的《道一编》中赞美陆学而遭到非难，王阳明唯取朱子的自说，而对其言论未加一词。阳明以为如此一来，朱子学者也就不会再感到愤怒，进而非难他了。

因此，紧接前文，王阳明又在该信中写道：

近年篁墩诸公尝有《道一》等编，见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偏心，将无所施其怒矣。

“朱陆同异”论兴起于元代，初期分为持“根本相同而末支不同”之论者和“本末皆相同”之论者，但由元至明，朱子学被用于科举，因此当时是一个朱子学至上的时代。正如王阳明所说，如此同异论，朱子学者自然会将此举看作为陆学撑腰，因而激起众怒也是很正常的。王阳明深知这一点，所以才刊刻《朱子晚年定论》，并写下序文。

对于这一点，东正堂在评价王阳明的书信《与安之书》时曾说道：

此篇虽以论阳明先生编纂《朱子晚年定论》之事为主，然阅此后，方知先生编纂此书，乃因世之学者以学问为议论之种，而丝毫其自己身心做功夫所致，故而先生出此著，其主眼乃息无益之论。

盖先生之意，天下皆向朱子为宗，倘言朱子之误则定起不平，口角相争，喧哗不休，却疏于身心功夫。如此，如前之法不宜取。故此，此番天下共以朱子为学则宜，亦无不宜之事。但学此说，则须察朱子真意，停止议论，不若取朱子之语，着实身体力行。细学之，朱子之定论非如今日争论之朱说，却因晚年有大变之处，由此意，出此书。

然而，此亦为致吵闹益盛之种，倘直言朱子之学不宜，犹为善者，阳明诬妄曲解朱子，渐入己说。弄奸曲手段欲胜于人。尤其书中，与吕子约书之流，佯以不知初年所作，而入晚年却以此为证，如此混淆视听，竟内心坦然。此最最忌恶之事。

又如清儒李穆堂之流，引用阳明先生一文早晚之偶误，若言彼是，举现孰己惟晚年先生之说，云何谓著《朱子晚年定论》之新篇之事，此皆议论喧哗之事，却全不知先生之深意。

阳明先生初议朱子，本因忧世人以议论为学，丝毫不知着实之功夫而为，世人却因先生议朱子而不平，却无反省之意。言先生未毁朱学，却又成议论之种，故而此番先生不毁朱学而示道理，出《晚年定论》。然此事又引议论喧哗益盛，只叹先生实无再可着手之方。我等后学须知，知先生真意乃第一义。

然而，笔者不得不说，以上评价有些偏袒王阳明。

在创作《朱子晚年定论》的同一年，王阳明又写下《紫阳书院集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紫阳书院位于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今安徽省歙县）南部的山中，朱熹的父亲朱松曾在此读书，因朱熹曾在其建筑上悬挂御题的“紫阳书室”匾额，所以后人建造了紫阳书院。正德七年（1512），郡守熊桂（字世芳）重修紫阳书院，将朱子学弘扬于世，“萃七枝之秀”，并亲自担任主讲。后来紫阳书院的讲官程曾氏收集书院的兴废记录，效仿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宣明政教，并请王阳明作序文。

尽管阳明对朱子学持批判态度，但他还是答应了对方的请求，写下了序文。此举或许与他作《朱子晚年定论》用意相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王阳明在序文中从自己的心学，即自得之学、培根之学的立场上，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各条做出解释，讲述了此揭示中蕴含的朱子学精髓。

在《朱子晚年定论》（《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的序中，王阳明先述说了圣学的推移以及当时学界的状况，并对之加以批判，接着述说了自己为学的历程，解说自己悟得圣人之道的经历，然后明确道出自己对朱子学的看法，最后得出朱子学、王学殊途同归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