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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经营江西（第3页）

本州城壁，久不修治，类多颓毁，又太阔远，自城北一带皆是空闲去处，难于保守。累具状申朝廷，乞降度牒，措置修葺，及截去阔远空闲去处，未奉指挥。今时月已迫，不免将安抚司钱米那兑支用，收买材料，烧变砖甓，及工役夫力，并不及民。谨具图申呈，伏望钧察。所乞度牒，并昨蒙朝廷指挥，令制造军器，合用钱物，亦累具申请，併望行下支给。不胜幸甚！[92]

恭依前项圣旨指挥，相度到合行裁减，自洪乔门至崇和门取直，修筑新城，开掘壕堑，却将旧城裁减，充防捍江水堤岸。

臣一面兑那本司钱物，计置木植、砖、灰等物料，于诸州刷壮城兵士，量行差拨，及本州壮城厢军，并于洪州管下县分，应干僧寺、道观有常住物业者，纽计税钱，量差夫力，各自支破口食粮米，相兼工役。已节次具因依奏闻去后，续准朝廷支降空名承信告一十道，助教敕二十二道，应副变转支用。

自绍兴七年正月初五日起工，创新截筑城身，长七百一十二丈五尺，（根基）阔二丈五尺，面收阔一丈八尺，并护膝墙女头，通高二丈二尺，表里并用砖裹砌，及墁砌城面，炮台、墁道、瓮城，亦系用砖裹砌。计用过新砖一百余万口，并系置窑烧变，并令窑户断扑供应。及于城外开撅周回壕河，计长七百一十二丈五尺，面阔六丈，深一丈六尺。并造到马面、敌楼，大小共一百余座，计六百六十余间。及计备城上要用防城器具，笓篱牌、狗脚木、炮座、檑木等，修盖诸城门楼一十一座，瓮城两所，钓桥四座，防城器具库屋两处，计四十间，并皆齐备。

据都壕寨官申，十一月十五日，修城毕工，已将寺观人夫等犒设放散外，其有所用钱粮，收买砖、灰、木植等物，尽系本司措置应副，并无一事一件取于民间。[93]

李纲离任，与后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李光交代时，又对修城一事作了若干补充，说：

因朝廷有蹙减指挥，具奏条陈利害，且乞给降空名告敕等，得旨，给空名告敕五万贯。自去年收买木植，烧变砖甓等，至今春兴工，止是本州厢军壮城及他州刬刷到兵卒，共五百余人，渐次修筑。至夏末秋初，方借寺观庄夫，以助工役，日给钱米，月有犒设，皆大使司办给，并不支用漕司经费。至十一月半毕工，为城七百二十丈，壕与城等，为楼橹一百二十余座，计七百余间，为城门十有一所，计三十余间，器具、（笓）篱、炮座等，并旧城皆一新。未尝调发民户一夫，无颗粒分文敛于民者。用新砖百二十余万口，皆自置窑烧变，及令窑户高价揽扑。[94]

李纲主持修城，“用度既省，处画有序，不扰而办，城高池深，民有所依”[95]，终于在其任期内完成了洪州城的裁减和重修。[96]洪州城原来周长三十一宋里，共有十六门，其中十门滨江。此次李纲修城，“缩其北面”[97]，把北城墙南移，并且毁废了四门，只剩下十二门。[98]后真德秀称赞李纲“整治城郭，团结军伍，威声隐然”[99]。

李纲鉴于“洪州素无吏舍，止以设厅前廊屋为之，难以检察”。他“规度都厅之南，造吏院三十间，以居群吏”。当地“无馆宾客之所，为置候参谋宅，以充行衙”。他又新建仓廪，“以设厅前旧吏舍，分置甲仗、激赏、营田、仪从、添赐等库。下马门外，旧皆草屋，为造房廊数十间，收其直，归公使库”。“大丰仓自兵火后，全无屋宇，为造新厫八座，计四十余间，以贮大使司并常平司米斛”。此外，李纲又新增州学校舍，“州学旧未全备，为増修两廊斋舍等五十余间”。[100]

自去年四月初到任，至今年八月终，已及一年五个月。适值旱岁，遵奉圣旨，赈济劝粜，以活饥民。又依廪朝廷指挥，招填军额，建置营房，修筑城池，缮治器甲，增修官府，创盖仓库，催发钱粮，招捕盗贼。皆系纲逐一躬亲措置处画，心力殚耗，幸已就绪。[101]

他说自己“逐一躬亲措置处画，心力殚耗”，确非虚饰政绩和辛劳。

4.联系和支援岳家军，协调军务

绍兴二年，岳飞平定曹成后，六月，宋廷下令，岳家军自荆湖返回江州屯驻，他率本军应于七月起离荆湖南路。[102]李纲却在“八月十一日次茶陵县，入湖南界”[103]。估计双方失之交臂，未得会面，此后也无缘相见。但如前所述，李纲出镇荆湖的途中，已相当赏识岳飞，断言他“异时决为中兴名将”。

岳飞自绍兴五年平定杨幺叛军后，历任荆湖北路、襄阳府路招讨使，后襄阳府路复旧名京西南路，又任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宣抚副使和宣抚使。他的军事辖区与李纲主政的江南西路毗邻。事实上，李纲离荆湖退闲后，岳飞仍与他有书信往来，如在绍兴四年岳飞克复襄汉，即给李纲写信报告，李纲在当年九月二十二日给吕祉的信中说：

数日前得岳侯书，已退师岳、鄂。不知新复之地，以何人守之，秪付之数偏禆，果足恃否？[104]

李纲赴任江南西路，彼此往还更为密切。“岳家军的军需主要由江南西路，其次是荆湖南路和广南东路供应”[105]。就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而论，江南西路高于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和京西南路，[106]江南西路成为岳家军最重要的后勤供应基地，势所必然。绍兴六年，江南西路“共实合发米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六百八十二石五斗三合，依准逐次所降指挥科拨，内二十万石应副（刘光世）行营左护军，四十万石岳太尉，三十万石张少保（俊），十一万七千一百四十三石七斗六升三合就支外，只有三十六万四千八百七十二石一斗，系元拨付江州，及改拨行营左护军米，应副老小”[107]。可知江南西路的粮米不仅供应岳家军，连刘光世行营左护军和张俊的行营中护军也须供应。

除了粮米之外，江南西路“毎月应副岳飞大军月桩钱九万余贯，自来系以轻赍、金银，相兼见钱起发。昨缘湖北随军运判刘延年移文，只令起发见钱。自后诸州不惟艰于应办，其装法靡费，亦不易出”。绍兴七年，李纲说：“到任以来，催督至今，共起发过一百七十余万贯。”[108]李纲给李光的公文说：“月桩钱最为难办，本州应副岳飞月六千余缗。”[109]这是指洪州一州。他又说：“诸州所入财赋有限，并系转运司括责扣拨，令认定月桩，应副岳飞等大军支遣，除外别无赢余窠名钱物。”[110]

此外，还有军器等原料的供应，在李纲离任后，“江西今将绍兴九年分本路十一州军合起岁额上供军器，下项物料径赴转运司交纳，发赴岳飞军，自造军器：铁甲叶六十九万九千四百三十八片，牛角六千三百三十四只，生黄牛皮九千一百八十三张，牛筋四千一十斤一十二两，生羊皮一万八千三百九十二张三十一尺三寸五分，箭笴一十八万四千七百九十四只，翎毛五十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二堵，各长四寸八分，条铁七千六百九十四斤一十三两一钱二分”[112]。可知其数额也十分可观。

关于江南西路供应岳家军的运输路线，李纲上奏说，“契勘岳飞大军移屯襄阳，所有钱粮，并系本路应副，经由蕲、黄等州，自沔、鄂以趋襄汉，实以本路为根本，以蕲、黄等州为咽喉之地”。“诸路应副岳飞钱米，并津般至郢州交卸，势须先有重兵屯驻，及修盖仓库，安顿去处。又自汉、沔至郢州，千有余里，密迩伪境，须得军马防护，粮道乃可无虞”[113]。李纲设计应副岳家军的粮米供应，“每差使司回易官载米斛，前去湖北，回易兑拨，应副岳飞军中，既有利息，又省脚费”[114]。

李纲出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后，在抗金目标上固然与岳飞志同道合，在地理位置上，其辖区也与岳飞的战区唇齿相依。岳家军固然依赖江南西路的后勤供应，而江南西路也仰仗岳家军的防护。

岳飞宣抚司参谋官薛弼在北宋末年，“李纲定议守御，众不悦”，而薛弼“意与纲同”。李纲“救太原”时，薛弼说：“虏必再至，宜先事河北，且纲不当去。”他因支持李纲而罢官。[115]今存《梁溪全集》中，有李纲致岳飞信四封，至薛弼信一封。至于岳飞和薛弼的书信，今已佚亡。李纲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江南西路的防卫，而担心金军和伪齐军乘虚渡江侵轶。他致赵鼎信中说：

契勘舒、蕲、黄三州，系听本司节制，实为江西蔽障之地。舒州系刘光世地分，蕲、黄州系岳飞地分，并不曾屯驻军马。欲乞朝廷特降指挥，令光世分兵二千驻扎舒州，岳飞分兵四千驻扎蕲、黄两州，皆听本司节度。庶几将来二大将移屯合淝、襄阳，本路不至为敌人之所窥伺。[116]

他在致岳飞信中也强调说：

累日来探报纷纷，皆谓虏、伪聚兵陈、颍，有窥伺淮西、江右之意。闻朝廷已札下使司，摘那一项军马，顺流前来九江，措置防守，必已颐旨遣发。本路以朝廷不曾拨到兵将，沿江要害去处，并无控扼，方以为忧，今得依芘，为幸多矣。更冀选择精锐，早与调发，辱照素厚，想不待喋喋也。[117]

方作书，欲遣人间，得转运司公文关报，使司已遣发官兵五千人，并车战船等前来蕲阳屯驻。方本路阙兵控扼之时，乃蒙调发军马，隔江照应，岂胜感戢。但九江最为本路要害去处，与舒、蕲对境，沿流一带，并无防守，皆系使司钱粮经由之地，不可无兵，以备不虞。如得更遣发三五千人屯驻九江，庶几一路可赖以保全，受赐非浅浅也。荷照之厚，必蒙应副。[119]

李纲致薛弼信，是在淮西发生郦琼兵变之后，关于此次兵变，后面另有交代。他说：

承谕分屯九江，殊荷留念。近得太尉书，亦道此意，但欲候有警急，乃始遣兵，深恐后时。九江于今为上流重地，秋气之高，又近有郦琼淮西之变，岂得不过为备？沿江要害去处，并无一人一骑可以控扼。乞兵于朝，第云已委使司防捍，若必待警急乃遣，贼情狡狯，万一乘间捣虚，为其所先。探报往返，动须旬日，安得无噬脐之悔。今淮西新变之后，重以沿江无兵，人心忧疑。如蒙使司辍那五、七千人，先屯九江，以绝敌人之窥伺，以安人心之动摇，使某得赖余芘，何幸如之！平时荷太尉相照，正有赖于今日！[120]

在李纲看来，不仅是淮西的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和黄州（今湖北省黄州区），就是本路的江州和兴国军（今湖北省阳新县），也须由岳飞分遣本军守护，本路方保无虞。但事实上，金军和伪齐军根本上已无能力，冒险渡江，进犯江南西路。

前已交代，李纲是在三月下旬直入江南西路，四月到洪州。岳飞母姚氏则于三月二十六日病逝。[121]李纲得知此事，立即上奏说：“臣访闻岳飞已丁母忧，飞孝于其亲，将来朝廷起复、辞免，往来必费日月，伏乞早降处分。”[122]尽管两人并未相见，但岳飞是大孝子，李纲却早有耳闻，认为岳飞要求守孝丁忧，另一方要“起复”，势必大费周折，故请宋廷为此“早降处分”，以免耽误大事。他给岳飞的第一封信，就是为此专门劝说：

岳飞最终还是勉强服从朝命，率大军前往襄汉，“总戎就道”。七月至八月，岳家军举行第二次北伐，破伪齐镇汝军（大约是河南省鲁山县），复商州（今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虢州（寄治卢氏县，今河南省卢氏县）和伊阳（今河南省嵩县西南）、长水（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南）、福昌（今河南省洛宁县东北）、永宁县（今河南省洛宁县）。但因后勤粮运困难，只能返回鄂州。李纲被此次北伐所鼓舞，他于十月初二日写信说：

屡承移文，垂示捷音，十余年来所未曾有，良用欣快。伊、雒、商、虢（间）不见汉官威仪久矣，王灵乍及，所以抚循之者无所不至，想见人情之欢悦也。继闻驻军襄、邓，其所摹画，想益宏远。朝廷遣使臣降赐轻赍者，络绎于道，本路漕司亦竭力办集钱粮，转达郢、鄂，比来想不至匮乏。所愿上体眷注，乘此机会，早建不世之勋，辅成中兴之业，深所望于左右也。[124]

他盛赞这次北伐为“十余年来所未曾有”，并非过誉。当年冬，金与伪齐军又大举进犯岳家军防区。由于后经宋高宗和秦桧举办文字狱之毁弃，岳飞的史料残缺其多，而《梁溪全集》卷92《乞遣兵策应岳飞奏状》还保留了一件岳飞发给他的原始公文，竟成了解此战唯一史料。李纲得知此事，立即转奏宋廷，又于十二月七日写信给宰相张浚说，“今者伪、虏侵扰上流，虽岳帅勇锐，深虑孤军难以独抗不测之虏”，“欲望朝廷遣发策应之师”[125]。

但他的顾虑还是多余了，岳家军在他发信前已经转入了反攻。但因准备并不充分，在大败敌人，进抵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坚城之下，决定旋即退兵，准备明年再次大举进击。李纲在十二月十八日两次致张浚信中说，“近得岳帅报，以偏师屡败敌人，然置蔡不取，已遂敛兵，岂有深意耶？”“自淮上王师屡捷之后，边境宁谧。惟襄汉之间，尚有出没，岳帅累挫其锋，防冬遂可无虞”[126]。

到绍兴六年冬为止，抗金形势总的说来，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李纲虽退闲三年，却一直留意人才的考察。他虽未与岳飞会面，而从各种听闻中，无疑已深悉岳飞的志向、品行和军事才能，故在上任伊始，即能说岳飞“孝于其亲”。现在经过彼此书信、公文等往返，岳飞北伐的军事行动，自然了解更深。李纲对岳飞寄予最高度的器重，他致信说：“窃承目疾为梗，迩来计已痊复。戎事方兴，朝廷以荆、襄大计仰成少保，愿言益励壮猷，早建大勋，为中兴功臣之首，诚所望于左右也。”[127]他真心诚意地期盼岳飞养好眼病，“早建大勋，为中兴功臣之首”，这当然决不是客套话。在李纲眼里，中兴的期望，主要只能寄托于岳飞，而非他人可比。宋朝的官场有崇文抑武的传统积习，文臣往往自视高武将一等，甚至数等，瞧不起武将。李纲在绍兴二年，尚对岳飞有所不满和非议，而此时却期盼一员武将“为中兴功臣之首”，说明在他的思想深处，已完全抛弃了崇文抑武的传统积习。

[2].《会编》卷168，《要录》卷94绍兴五年十月乙卯，《斐然集》卷12《李纲江西安抚制置大使》。

[3].《梁溪全集》卷79《辞免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状》，《辞免第二奏状》，卷80《辞免第三奏状》，《辞免札子》。

[4].《梁溪全集》卷80《乞降旨閤门到日先次引见上殿奏状》。

[5].《方舆胜览》卷18，《记纂渊海》卷10。

[6].《梁溪全集》卷122《与赵相公第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