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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经营江西（第2页）

本路近来雨泽沾足，但下户乏本种田，殊可矜念。州县所养，多坊郭游手之民，虽能全其性命，不填沟壑，然不若实惠及农夫，使将来有秋可望。前此累尝拜恳，乞于邻路有米去处，支拨三万硕，正为此曹设也。万一朝廷阙米，辄援吕相（颐浩）例，乞支降茶引十万贯，当自招诱客旅，趁此时入纳，应副赈贷。[38]

江南西路在绍兴五年旱灾，虽然稍轻于荆湖南路，但如何救济，争取在绍兴六年得到丰收，是李纲赴任之初关注的中心。他上奏提出：

今来劝诱上户及积米之家，减价出粜，止是可济有钱籴米之人。其流移饥民与下户无钱籴米之人，官中见行赈济，支过米数已多，前去秋成尚远，难以接济。今措置委自知、通、县令，多方劝诱上户及有积米之家，如有情愿纳钱米入官，以助赈济者，许以其入纳之数，陈乞官告、度牒之类，依价折还。一户所纳价直不足，即许众户结甲，同共细计陈情，其入纳数目浩瀚之人，当议特行奏请，优与推恩。[39]

用卖官、卖僧道度牒的方式，“劝诱”地主们出粜余粮，以度灾年。这固然是宋朝常用的办法，却也见效。李纲“自到本路，与监司协力，行移州县，凡有流徙阙食之民，通融斛斗，尽令给米收养，共赈济五万九十二人。又给历州县，遣官检察，令劝诱积米之家减价出粜米、麦、谷二十一万八千一百二十四石五斗”。他为此上奏说：

臣到任之初，米一升价钱至一百三、四十文。近来雨泽沾足，早禾已熟，米价顿减，新米一升止四五十文。将来秋成，决有可望之理。此盖陛下勤恤民隐，至诚恻怛圣德，感召和气之所致。然今春小民乏本，田亩有不曾种莳者甚多，人情方苏，未宜重取。更望朝廷宽假，有以涵养之，乃为得计。[40]

此外，他还请求皇帝说，“况本路所管诸州，去年亢旱尤甚，洪、吉、筠、袁、江、抚州，兴国、临江军皆是灾伤至重去处。所有第四等已下人户，多是贫困，官中见行抄札，给米赈济之人，何缘更有积蓄，非时预行输纳”。“伏望圣慈特降睿旨，将本路灾伤州县合起折帛钱，依条限催纳，其不系灾伤去处，自依今来立限指挥。庶几下户得被实惠，不致逃亡。臣已行下灾伤州县，更切听候朝廷指挥外，见不妨本职待罪”[41]。也就是说，他先“行下灾伤州县”，依己见处理，而自己以“本职待罪”。为了减轻百姓税负，李纲给右相张浚公文说：

纲窃见自军兴以来，取于民者非一，降官告，给度牒，卖户帖，理积欠，折帛、博籴、预借、和买，名色甚多。当此旱灾之余，民力已困，诚愿朝廷讲求理财之道，救弊核实，开阖贸迁，使不敛于民，而用度足，乃为长久之计。[42]

此外，李纲又上奏，请求将本路“桩发淮衣[43]绢二万四千余匹”，予以“蠲免”[44]。关于户帖钱的杂税，他也请求“许将去年旱伤及四分以上州县，未卖户帖价钱，分作二年，随秋税起催给卖。如人户情愿以米斛依本处市价，抵斗折纳者，听，更不收纳加耗，凑作和籴之数起发。庶几稍寛民力”[45]。

幸好绍兴六年迎来了丰收，“赈济就绪，雨旸调适，遂成丰年”[46]，“早稻倍获，秋田可望，米价顿减，物情少苏”[47]。李纲于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追忆说：“米尤可惜，去岁初到，升百三十，秋得一稔，升十数文。”[48]到绍兴六年岁末，尚书省奏：“湖南制置大使吕颐浩、江西制置大使李纲抚存饥馑，招集流亡，甚称朝廷委寄之意。”，于是宋高宗“赐诏书奖谕”[49]。绍兴七年“春夏间，雨晹以时，早田既登，入秋顿阙再泽，已觉亢旱，祈祷虽应，殊未沾足”，李纲又“深虑晩田不免旱伤”[50]。他报告宋廷，叙述了江南西路经济恢复的实情：

江西一路，自兵火残破之后，又经旱灾，人户凋耗，虽去年稍得丰稔，人户未尽归业，田土荒废尚多。谓如洪州分宁、奉新等县，人户所存，才有十之三四，其余县分，号为多处，不过十之六七。通一路计之，多寡相补，才及承平之半，税赋自然难以及额。[51]

可知一直到绍兴七年，江南西路的户口大约“才及承平之半”，在古代农业社会的手工生产水平下，户口多少，其实就是经济总量的指标，距离完全恢复，尚须时日。经济虽未恢复，然而在战争年代，人民赋税负担却多于往时。“照对上供米数，旧额一百二十六万九千石，会计绍兴六年一路实催秋苗，止有九十八万三千三百五十九石一斗六升，虽蒙减免上供一十六万九千石外，犹有一十一万六千石，系是实催苗米外虚数，无所从出”[52]。

绍兴七年，江南西路“自春夏以来，雨晹以时，布种甚广”[53]。但洪州“自七月以后不雨”，“晚田已是亢旱”[54]，“螟螣渐生，岁事殊可虑”[55]，“本路春夏之间，雨晹调适，早禾已自成熟，收割了当。自入秋以来，阙少雨泽，已觉亢旱，又生青虫，食害苗稼”[56]。李纲为此上奏，“窃见朝廷近降指挥，受纳秋苗及和籴米斛，并要一色晚米。窃虑既不籴纳早米，晚稻又失指准，有误大计”。请求皇帝“令朝廷更赐详酌施行”。[57]他还上奏批评说，“前年江、湖、闽、浙尝苦大旱，流离失业，殍踣相望”。绍兴六年“岁大丰穰，民以安乐。自经一稔之后，上下恬嬉，不复勤恤民隐。朝廷意民间之有蓄积，百色诛求。上供不以实数，而以虚额；和籴不以本钱，而以关子。丝蚕未生，已督供输；禾谷未秀，已催装发。州县困于转输，文移急于星火，官吏愁叹，闾里怨咨。感动天心，旱灾复作，江、湖、淮、浙，所被甚广，岁且艰食，人情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寛，则军食阙矣；欲军储裕，则民财匮矣”。“飬兵之费，有増无减，坐致耗屈，竭（取）于民，谓之有政事，可乎？此臣之所以日夜为陛下寒心者也”。他提出“救今日之弊，以修政事为先也”[58]。李纲上奏：

江西一路去岁旱（暵），及虔、吉州盗贼连年作过，全赖州县官抚摩讨捕。其州县官有事故，阙员去处，乞许差辟一次。其老疾疲懦不职之人，乞许本路择能吏，两易其任，各通理前任月日。其虔、吉州知县，乞依省罢法，许别行奏辟。

此奏得到批准。[59]然而在事实上，当时政治的贪腐，“上下恬嬉”，是任何清官，也包括李纲本人所无力解决的。

财政当然是地方政务的经济基础，李纲在艰窘的财政收入之下，只能筹划如何开源节流，据李纲自述，“洪州前此财赋所以匮乏者，非惟以年凶民贫，用度广阔之故，不治其源，使之然也。诸县者，财赋之源，置而不问，每遇缓急窘迫之际，乃召县令，使之甘认应副，岂非倒置乎？”他自“自到任，将诸县合纳窠名钱，一切根刷见名色，将本县合支用之数，分拨窠名，存留应副外，自余并诸司钱物，并令解州，次月五日前到，违限者治之。又每季因通判行县，委之刬刷，以此源源而来不绝。官、吏、军、民请受，并按月排日支给，军衣之类，亦前期桩办不阙”。“去岁初到官日，大宁仓米止有四石六斗，军资库钱止有二百余贯。今钱贯、米数颇多于前日，春衣钱亦已桩下二万贯”。最终，安抚制置大使司“金谷颇有积蓄，未尝有毫发敛取于民者，皆系措置回易，均节用度，收拾失陷所致”。他卸任前，“交割与权官钱约计七十余万缗，米计八万余石，州县之数不在是也”。“寸积铢累，以及此数，若不妄散，以陈易新，可以常为洪州之根本”[60]。他是在财用困窘的情况下，多方设法，才造成洪州财政稍有盈余的局面。

李纲固然扶病而尽心竭力，筹划江西和洪州的财政，但居然还遭受了流言蜚语，“群小造谤不已，无罪无辜，谗口嗷嗷，必欲中伤”。他不得不在给妻弟张焘的信中加以澄清：

本州去岁实催到苗米一十三万八千余硕，皆系上供及朝廷支用所得，以赡养官兵者，耗剩之数而已。正耗每硕三（内五胜系转运司拨充明会耗），得二五胜，为米三万五千余硕；省耗每硕二胜，为米三千余硕；占米加一折纳，得每硕一，为米八千余硕。此皆遵奉朝廷，非创例也。盘量出剩六千余硕，通计前项，凡五万二千余硕。而州仓月支官兵粮米，并诸县支遣，以岁计之，凡八万六千余硕。除所得耗剩米外，两次蒙朝廷拨到，共二万硕，犹侵支上供米二千余硕。见具奏，乞销破，今以奏检录呈。以此观之，所传加耗以敛民，一硕至纳及二硕六七，其可信乎？

本州夏税、和买绢，去岁粗恶，朝廷督责甚峻，且退回数千匹，责以赔纳。盖缘揽纳人与受纳公吏通同作弊，今岁不免约束措置，立定价值，犹减他州十分之三，他州十千有余，本州十贯二百。今录朝旨指挥，并退回绢数，立定价例文字去看。以此观之，所传拣择太过，至民间倍有所费，其可信乎？[61]

此外，绍兴六年二月，宋廷“置行在交子务”，发行纸币交子，[62]立即招致一些官员的反对。李纲也致公文札子给右相张浚说，“窃谓交子之法，行于四川则为利，行于他路则为害”。“交子之行，止凭片纸，民间得之，交手相付，不敢停留，良民折阅，转卖不得元直十之二三；兼并之家，贱价停蓄，坐享厚利，争竞既起，狱讼滋多，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某纲大观间，任真州司法参军、兼管常平仓库，是时朝廷推行交子之法，豪民挟形势户，竞以贱价得之，以代见钱输纳，官司不敢不受。应系官钱，悉是交子。其后觉知不便，从而改法，仓库见钱为之一空。由此观之，非独不便于民，而官司尤甚”[63]。宋廷最终在五、六月罢交子，[64]这也是李纲所做的一件好事。

2.召集军伍，创置军营，缮治器甲，镇压盗贼

江南西路安抚司原有的若干支军队，包括统制祁超、统领高道等部，约八千五百多人，统领丘赟所部，近一千五百人，都先后拨入岳家军。[65]李纲鉴于本司兵力单薄，只能上奏，请求招兵和调拨军伍。他的《措置招军画一奏状》，详细报告了招军打算，还有必需的钱、粮、、绢、麻布之类预算数额，又谈及军器，说：

契勘本路帅司以前自造到器甲，昨系本司统制官祁超等军马关借披带使用。其逐项官兵，节次抽摘赴都督府、岳飞军前，尽数将带前去，见今阙乏。今承朝廷指挥，合用军器，令帅司一面措置造作使用，如有合行事件，具条申取朝廷指挥。本司见开坐名件，行下诸州，令依应造作外，所有合用钱物，欲乞朝廷特降新法度牒二百道，应副支用。候将来支绝日，再行申请。[66]

李纲在致李光的信中谈及对洪州兵力单薄的担心：

修营房三千余间，见裁减、修治城壁，种种稍就绪，但所乏者军马耳。搜裒一路系将、不系将兵，近五千余人，数日前，辟广场大阅，器甲、旌旗皆一新。观者谓前此未之有，然皆乌合新募之众，何足倚仗？姑可以张声势耳。请兵于朝，不知次数，庙谟方谓屯重兵于淮、淝、襄、汉，此方为内地，兵不必遣。此大不然，兵家乘间，正如贼风之中人，避坚攻脆，声东击西，于不必防处政须著力。今王师布置疏阔，初无相应援之理，淮西既无屏蔽，沿江千余里要害之地，又无兵可以控扼，措置如此，岂不殆哉！[67]

可知李纲对江南西路的防卫，极为忧虞，“江西兵将，单弱之甚，沿江要害去处，并无兵可以控扼”[68]。他为此不得不花费很大精力，增强本路军力。

任士安部曾随经李纲自福建移屯荆湖。岳飞平定杨幺后，任士安部并归岳家军。经李纲争取，“朝廷许辟左武大夫、吉州团练使任仕安充”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司都统制。[69]李纲相当器重任士安，特别在致张浚信中说：“任仕安老练兵事，粗细皆可使，但性颇褊急，故为其伍所不喜。昨在福建、湖湘，屡立奇功，中间废罢，实为无辜。某去冬警急之际，辟充本司都统制，委之训练，备见宣力。方朝廷多事之际，武夫中如仕安，未易多得，置之无军马可统之地，实为可惜。望相公特与收拾，湔洗用之，必有可观。”[70]他最终重新编组了安抚制置大使司的前、右、中、左、后五军。他“屡次申陈，蒙朝廷差到李贵、步谅军马各千余人，今（绍兴七年）秋并勾赴本司教阅。以申世景将本军为前军，贾和仲将诸州起发隶将、不隶将兵为左军，任仕安将洪州禁军为中军，李贵、步谅各将本部兵为右军、后军，共六千余人，团结教阅，军声粗振”[71]。

在编组军队的同时，也必须解决军营和器甲的问题。李纲说：“有营房，然后士卒可用。”[72]“洪州自兵火之后，营房并无存者，厢、禁军与民杂处，不可钤束”。李纲遂下令“建置营屋，大使司支钱，与诸州收买木植，及令诸司根括户绝抛弃屋宇，拆移改造，置营房三千余间，并系瓦屋。除拨付本州厢、禁军逐营外，造客军营房一所，五百余间”[73]。尽管李纲创置军营，但当地“士卒营居、市居相半”的状况，实际上仍持续至南宋中期。[74]

由于原江南西路的大部分军队归并岳家军，“倂与器甲、军须，一切席卷而去”。李纲上任之初，“检视甲仗库，空空如也”。他不得不上“奏朝廷，乞降告敕，以渐制造，督责两作院，严其课程，又分委诸州制造”。李纲为此申请“朝廷特降新法度牒二百道，应副支用”，却“未蒙降到。如不合以新法度牒应副，即乞将官告并助教敇牒准折价数支降”。到他罢任时，“已积三千余副，金、鼓、旗帜、弓、弩、刀、枪之类，率皆新置。又以格式造战船、战车、三胜弓、合蝉弩等”[75]。洪州驻军“前此并无教阅之所，为造新兵射厅及阅武堂。防城器具之类，不可无安顿去处，为造东南壁及西北壁防城库两所，共四十间”[76]。

自从岳飞在绍兴三年平定吉州和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市）的叛乱后，江南西路仍发生若干小规模民叛。绍兴七年初，李纲报告宋廷，“本路虔、吉、筠、袁、抚州，南安、建昌军等处，常有盗贼结集作过。其初微细，正縁巡、尉不切用心，向前缉捕，渐至滋蔓”。“近日虔贼谢小鬼等侵犯吉州，及张大闲、周十隆等见在永丰、兴国县界首作过”[77]。“近日虔贼谢小鬼等八头项，约四千余人，冲突侵犯，逼近州城，残破吉水、永丰两县，为害甚大”[78]。到了二月二十五日，李纲又报告说：“虔寇已遣本司兵将会合讨捕，剿殄数项，亦有受招安者。余党渐归巢穴，目前粗定。深虑官军既退，复出为恶，已留兵屯庐陵，及檄虔守措置。”[79]

六月二十四日，他又报告说：“本路盗贼，除虔州、南安军数头项，已委张龙图、[80]提刑司就近措置外，吉、抚、筠、袁、临江军十余头项，本司遣发兵将，渐次招捕，皆已获其首领。筠贼熊清害捕盗官，尤为凶暴，幸已就戮。见督巡、尉搜捕残党。惟吉寇李安净者，最号狡狯，难于擒讨。近增兵前去措置，势已迫蹙，愿就招安。”后李安净也被捕获。[81]李纲还特别为余应求和张觷请功，说：

契勘本路提点刑狱公事余应求、虔州张觷自到任以来，夙夜究心，同共协力措置，施设方略，遣兵杀获凶贼刘宣、温铁弹、罗十二、刘四花、魏照等贼徒，及生擒贼首刘洪，并招安到久不败获贼首周十隆、谢小鬼、赖十九、丁二十一、刘动天、谢先、谢聪、罗动天、尹宝、张大闲、方叔公等头项，（火）数不少。目即本路惟吉、袁州抵接湖南界，及虔州僻远去处，尚有些小败残徒党，已遣兵前去招捕外，今来盗贼委是衰息。所有逐官备见宣力，委有功效。[82]

余应求与李纲在北宋末年的关系，前面已提及，南宋初，他“与李纲连姻”[83]。张觷与李纲在此前也有交往和通信关系。[84]李纲举荐，以张觷取代孙佑，“守虔，必有显效”。“所荐张觷，非以尝识其人之故，实以智略材术，正可治虔”[85]。

正是由于“虔寇”的活动，李纲“以盗贼纷扰之故，屡次申陈”宋廷，才终于组建了安抚制置大使司的五军。[86]

绍兴七年四月，宋高宗因李纲“典藩踰年，民安盗息”，文阶官由从二品左银青光禄大夫“特迁”正二品左金紫光禄大夫。[87]

3.修筑城池，建设官衙、仓库等

李纲为了洪州的修城，也支付了很多心血。“洪州城池，自建炎三年十月内，经金人残破之后，不曾修治，城壁摧毁，壕堑堙塞，并无楼橹、器具。兼城北一带，皆无民居，尽是荒闲田土，地步阔远。又城外积沙，高与城齐，可以下瞰城中，缓急难以防守”[88]。绍兴七年正月三十日，李纲在致张浚信中说：“今安抚司并洪州诸事，粗已就绪，惟修城一事，不欲劳民，随宜措置，以徐图之。楼橹、器具悉皆新创，异时成就，实为永利。”[89]他与宋廷商议，决定了“裁减、修治城壁”[90]的方案，上奏说：

今委武功大夫、权本路军马钤辖武登相度，合行裁减。自洪乔门至崇和门取直，修筑新城，开堀壕堑，却将旧城裁减，充防捍江水堤岸。又旧城向北一带，自来上有涨沙为患，几与城齐，难以措置。今来存留旧城为堤，亦可以捍隔涨沙，为永久之利。

检计到合用工料、木植、砖、灰等，本司已一面那融，兑支钱物，计置收买材植、物料等，创造窑务，烧变成砖。又用砖数多，勾到南昌、新建两县窑户，高与价值，每一口砖，计价钱二十文（足），令结揽烧变，应副使用。及于诸州刷壮城兵士，量行差拨，及本州壮城、牢城厢军等，相兼修筑。又缘工料浩大，窃虑迟延，已将洪州管下县分，应干僧寺、道观有常住物业者，纽计税钱，量差夫力，本司支破钱米，贴助修筑。并不调发逐县人夫，亦无一事一件取于民间。[91]

由此可知，李纲对修城的规划，到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准备，考虑相当周详，并且尽可能不扰民，“不调发逐县人夫，亦无一事一件取于民间”。绍兴六年九月初七日，他又为此致信赵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