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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坚持操守知足常乐（第4页）

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生于延熙元年（公元l58年），卒于正始二年（公元241年）。

管宁家里很穷，而且他十六岁时就死了父亲，亲戚朋友可怜同情他，赠送了许多财物让他葬父，可是管宁一文不取，只凭借自己的真实财力安葬了父亲。

管宁好学，结交了几个后来很著名的学友，一个叫华歆，一个叫邴原，三个人很要好，又都很出色，所以当时的人把他们比为一条龙，华歆是龙头，邴原是龙腹，管宁是龙尾，他们最尊敬的大学者是当时著名的陈仲弓，陈仲弓的学识行为成了他们的追求目标。当时，他们求学的时候。常常是一边读书，一边劳动。有一天，华歆、管宁两个，在园中锄草，说来也巧了，菜地里头竟有一块前人埋藏的黄金，锄着锄着，黄金就被管宁的锄头翻腾出来了。华歆、管宁他们平时读书养性，就是要摈除人性中的贪念，见了意外的财物不能动心，平时也以此相标榜。管宁见了黄金，就把它当做了砖石土块对待，用锄头一拨就扔到一边了。华歆在后边锄，过了一刻也看见了，明知道这东西不该拿，但心里头不忍，还是拿起来看了看才扔掉。过了几天，两人正在屋里读书，外头的街上有达官贵人经过，乘着华丽的车马，敲锣打鼓的，很热闹。管宁还是和没听见一样，继续认真读他的书。华歆却坐不住了，跑到门口观看，对这达官的威仪艳羡不已。车马过去之后，华歆回到屋里，管宁却拿了一把刀子，将两人同坐的席子从中间割开，说：“你呀，不配再做我的朋友啦!”

汉末天下大乱之后，人的生命财产都不能保障，中原一带就更没法再待下去了。管宁、邴原还有王烈几个人相约，到比较安全的辽东去避难。当时辽东太守是公孙度，很有统治能力，而且辽东地理位置偏僻，战乱没有波及，是当时一个理想的避难地。至于管宁几个人在中原的名气很大，公孙度是知道的，所以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欢迎，专门腾出驿馆来请他们居住。见了公孙度，管宁只谈了谈经典学术，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闭口不谈。拜见过公孙度以后，管宁没有再住驿馆，而是找了一处荒山野谷，自己搭个简易房子、挖个土窑居住。公孙度死后，他儿子公孙康掌了权，野心比他父亲还要大，成天想着海外称王的美事一。他想给管宁封个官，让管宁辅佐他，可是慑于管宁的贤名，硬是开不了口。曹操做司空后，下令征辟管宁入朝，公孙康把诏命压下不宣布，管宁当然也不会知道了。中原局势稳定以后，许多流民都返乡了。但管宁依然不动，安居辽东。不久辽东的局势也有了变化，公孙康死后，他弟弟公孙恭继位，这个人身体有病，生性懦弱，没有统治能力，而公孙康的私生儿子公孙渊偏偏是个雄才，不安于下位。管宁看到辽东快要乱了，这才带着家属乘船回中原。公孙恭亲自送他，赠送了许多礼物，管宁先收了，出发时，连同以前公孙度、公孙康的赠物，全部留下来，一芥不取，保持了清白本性。算起来，他在辽东整整生活了三十七年。

船队在海上航行时，遇到风暴，大部分船都沉没了，管宁坐的这只船也很危险，但是管宁从容不迫，好像没发生事情一样。这时，奇迹发生了，夜幕中突然出现了一点亮光，给船只指引方向，到达了一处荒岛，这才转危为安。当时人们发现，岛上没有居民，也没有点火的痕迹，这光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把它解释为奇迹，并说这是管宁的“积善之应”。管宁的回乡，名义上是奉了魏文帝的征辟诏书，实际上是躲避即将到来的辽东之难。但回到故乡以后，魏文帝就下诏封管宁为太中大夫，管宁坚决推辞，说自己老了，实在没什么才能，要求皇帝放过他。可是皇帝偏偏不肯放过他，魏文帝死后，魏明帝又多次征招他，华歆王朗陈群等朝中大臣更是反复地推荐管宁，华歆还提出把自己的太尉之位让予管宁。管宁呢，则是一律推辞，到死也没有答应出仕。

当然，要求现代人去像管宁那样做，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有些不符合实际。但他那种即使是“务虚”也坚定不移的精神，应值得我们去学习。现代社会物欲横流，无处不在的**常常使我们陷入犹豫和迷失之中，令我们向着目标的努力半途而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淡泊明志，不以物移。确实是成就一番远大事业的保证。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孔子《论语·颜渊》

孔子说：“君子总是促成别人的好事。而不助长别人的恶处。小人却与此相反。”

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互助的关系。只有我们先去善待别人，善意地帮助别人，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使自己所做的事情获得成功，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成人之美也是一种胸怀，一种君子风范。它需要有宽广的心胸，需要有助人为乐的精神。那些患得患失、一切都要算计自己能得到多少好处的人，是很难做到成人之美的。只有当这种风范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时，社会才会和睦。

圣雄甘地是印度的国父。一天甘地坐火车去外地演讲，他不小心把自己穿着的一只鞋子掉在铁轨上了。而此时火车已经轰隆隆地启动了，他来不及下车去捡那只鞋子。旁边的人看到甘地没了一只鞋子，都为他可惜。忽然甘地弯下身子，把另一只鞋子脱下来，扔出了窗外。身边的一位乘客看到他这个奇怪的举动，忍不住问：“先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甘地笑了笑，温和地说：“这样的话，捡到鞋子的穷人，就有一双完好的鞋子穿了。”这事虽小，和伟人的壮举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甘地乐于成人之美的开阔心胸。

所谓君子成人之美，就是真正的有德之人，行事并不拘泥于世俗的条条框框，只要是有好结果的事情，他都会去竭力促成，并以此而感到怏乐。

沈从文（1902--1988年），原名沈岳焕，出生于湖南凤凰县，现代著名小说家。1924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一生共出版过三十多部短篇小说集和六部中长篇小说，是少数几个拥有世界性声誉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因写过一些新潮的白话小说而在文坛小有名气，由于诗人徐志摩的介绍，他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18岁的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聪明可爱，单纯任性。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这位老师的情书一封封寄了出去，点点滴滴滋润着对方的心。女学生张兆和把它们一一编了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那个校长就是胡适。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

没有得到校长胡适的支持，张兆和只好听任沈老师继续对她进行感情文字的狂轰乱炸。沈从文开始了他马拉松式的情书写作。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合肥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

弄堂很窄，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允和就对他说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

沈从文回到了旅馆，一个人躺在**胡思乱想，满脑子尽是张兆和的音容笑貌。

三妹回来后，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兆和终于鼓起勇气请了沈从文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姐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

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但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新居是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子，这个媒是允和做的，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风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沈从文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涌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病态的迷狂状态，他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张兆和无言地面对此情此景，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后来，在妻子悉心的照料和药物治疗下，沈从文渐渐恢复了健康。

这些难忘的经历使他的心灵产生了对苦难的免疫力，使他和妻子坚强地度过了艰辛清贫的岁月。

在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师生恋”中，胡适作为校长，并没有以“道学家”的面目出现，兆和的二姐允和也没有以势利的眼光看从文，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并竭力劝当事人，以玉成其事。这种君子成人之美的做法，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子贡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日：“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孔子《论语》

春秋时的原宪住在鲁国，一丈见方的房子，盖着茅草；用桑枝做门框，用蓬草做成门；用破瓮做窗户，用破布隔成两间；屋顶漏雨，地面潮湿，他却端坐在那里弹琴。子贡骑着大马，穿着白大衣，里面是紫红的里子，小巷子容不下高大的马车，他便走着去见原宪。原宪戴顶破帽子，穿着破鞋，倚着藜杖在门口应答，子贡说：“呵!先生生了什么病?”原宪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叫做贫，有学识而无用武之地叫做病，现在我是贫，不是病。”子贡因而进退两难，脸上露出羞愧的表情。

子贡自以为了不起，听了智者对于贫穷的看法，他自己的脸上也露出了羞愧的表情。因为他自己实际上有病——心病，不能从高层次看待贫困的问题，也忍受不了贫困的生活，更不理解那些善于忍受贫困而心怀大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