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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驭下有术 知人善用用人如器1（第3页）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初三，曾国藩在一折奏稿中，疏议大清每年选派十三四岁至二十岁的人三十名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目的是使西方人擅长的技术让中国人能够掌握，之后就可以渐渐谋图自强，十五年后学成回国，但是，留学生去前要考试，在读期间不准加入外国籍、逗留国外，或者私自另谋职业，学成后听候派用，委以重任。以二十年计算，约需库银一百二十万两。留学一事，虽是丁日昌动议，李鸿章也多次来信与曾国藩商议，但他们两人都不及曾国藩德高望重，所以真正促成留学一事的人应该说是曾国藩。

但是经过多年的曲曲折折，曾国藩有时也不免有几分感慨：在用人这一点上，实为万事的根本。“德”、“才”二项要取其一已属很难。而要二者兼备，则极为少见，但这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同治十年（1871年），他撰《才用》一文，检讨说：“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这是他晚年对自己践履德才兼备标准的一个深刻的反思。

曾国藩驭下绝学

曾国藩强调人才“皆由勉强磨炼而出”，强调《中庸》所说的“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功夫，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和实践出真知的过程。他指派幕僚担任方面军的指挥者以前，大多先派他们在营务处等直属单位磨炼一番。他不但对才能的形成强调磨炼，对品德的形成更强调磨炼。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要求幕僚，并要求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

广收而至，勤交而成

人才的重要性在各个时代、各个领城都一再被强调，作为一代政治、军事英杰的曾国藩更是把它放在决定事情成败的首位。在练兵之初，他既没权又缺钱，硬是靠一批忠勇能干的人才训练成为一支善战之师。

曾国藩的幕僚人数较多，按其人员所做的事务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为曾国藩推荐人才的人。

第二类为运筹帷幄，出奇制胜的人。这种人才高学富，识见宏远，智深沉勇，晓畅兵机，其取舍去留关乎战争成败。

第三类为筹集军饷，补充后备的人。这种人头脑明晰，有计划理财的能力。

第四类为领军作战的人，即后来的所谓中兴名将。

第五类为办理文书奏章的人。这种人文思敏捷，笔墨严谨，数千文字，倚马可待。

第六类为幕中文士。这些人皆饱读诗书，或为文苑精英，或为学术巨子，秉横溢之才气，作惊世之文章，与曾国藩多有唱和之作。这种人既可以点缀儒将门辕，又可在江南兵荒之际使学术免于衰弱。

第七类则为天文、地理、算学、化学、机器等方面的专门人才。

曾国藩在延揽、造就人才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准则，他说：“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曾国藩认为，人才并非天生的，必须靠辛勤的培养才可以用，要想得到得心应手的人才，就要学会亲自动手，培养训练。于是，曾国藩的幕府就有了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二是育人，使幕府成为了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

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时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

培养人才，是曾国藩设立幕府的一项重要宗旨，从后来的发展可以看到，晚清军政文化各个领域的人才，从曾国藩的幕府中出去的大多都被人认为是奇才。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将当时切于实用的知识学问概括为四项内容，令每个幕僚自选一项进行习练，并将此列入条令，人人都必须遵守。他在《劝诫委员四条》之三《勤学问以广才》中说：

“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日军事，日吏事，日饷事，日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则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他在《劝诫绅士四条》之四《扩才识以待用》中又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日“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日“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功夫也。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

这里说的是虽是带兵将领，而用之于幕僚身上也是有相似之处的。在曾他在曾国藩的《书札》与《批牍》中保留不少文字，对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总是谆谆嘱咐，既有鼓励、鞭策，也有告诫。对一些亲近幕僚的训诫更是不胜枚举。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带兵期间，李瀚章在主持江西赣州厘金局期间，曾国藩都连连写信，有禀必批，有函必答，于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厌其烦，循循诱导。

曾国藩尤其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各人的特点进行培养。有的人，如张裕钊、吴汝纶文学基础很好，曾国藩就令其在幕中读书，专攻古文，以求发展，而不让他们做具体工作，征得他们的同意，也不荐举做官。大将鲍超，英气勃发，勇猛惯战，但学养浅薄，缺乏心计。在作战中，曾国藩常让他冲锋临阵，却不准其参与军机谋划。

曾国藩在聚集与培养人才方面的确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他自己讲育才之道约有三条：日访察，日教化，日督责。探访如鸷鸟、猛兽之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须辨其贤否，察其真伪。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从于不自知也。督责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也正因为这一点，曾国藩幕府对士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像有人评论的那样：“公任兼圻，虽于幕府外设书局、忠义采访局以安置士人之贤者，而薪俸仅足赡其家，但能随人之才以成就之，故归之者如流水。”不少幕僚受其感动，拜他为师。

人才既经“广收”而致，然后饬以“勤教”陶冶而成，因此能担起维护统治秩序的重任，形成了巨大的实力。薛福成说，曾国藩“遭值时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其成之也，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则楹栋榱，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志，斯所以能回轮轴而变风气也”。薛福成作为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深深地感受到了曾国藩在造就人才上所费的苦心。

曾国藩驭下绝学

曾国藩认为，人才并非天生的，必须靠辛勤的培养才可以用，要想得到得心应手的人才，就要学会亲自动手，培养训练。于是，曾国藩的幕府就有了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二是育人，使幕府成为了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

利已利人，达己达人

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有过这样的论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是儒家道德修养中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个重原则。

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是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基础。古时代英雄的事迹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许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认为建立基业的必要条件，就是规模宏大。他又进一步具体地解释说：“就像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

要想使自己的事业规模宏大，就需要放权，让手下的人自主发展。但是，什么时候让手下去另谋发展，却是大有讲究的。曾国藩的做法是：局面小的时候，坚决维护手下队伍的团结统一，对另立门户者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自己的事业刚刚起步之时，手下就自立门户，无异于分裂队伍、瓦解自己。但是当自己事业的发展具备了一定规模，是自立于世的时候，他又放手让手下另谋发展。这不仅是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之道，更是自己事业的扩大，因为手下另谋发展之后，终归还是自己的属下，可以为自己所节制；即使完全独立出去，也还可以互相照应。

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局面做大时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对于鼓励人才，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曾国藩并不是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气氛。相反，他一直都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他认为在方法上必须着重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则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到对方的自尊。

曾国藩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

在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也体现了他鼓励下属谋求发展的这种精神。

1861年，太平军在江浙进犯，使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随时被占领的威胁。从清廷到江浙地方的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一个极好时机，不能将精锐派到上海，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