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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驭下有术 知人善用用人如器1（第2页）

曾国藩的一番话顿时令阅卷诸公无言再驳，俞樾也由此得中殿试第一，恩荣及第，赐宴礼部，被授进士及第入翰林院庶常馆为庶吉士，三年后终于捱得壬子散馆，得以引见入宫，在宫禁森严的紫禁城一睹圣容。咸丰帝见其谈吐学问俱佳，温言垂询之余，似有所瞩，果然，引见后不久，俞樾便蒙恩得授翰林院编修。

俞樾究竟写了一段什么样的雄文，令曾国藩这位八股大师折服?其实说来也令人瞠目，这位大人先生一瞅见那首五言律诗的首句：“花落春仍在”，便叹服了，这大概与曾国藩那执著的人生态度有暗合之处，以至于惺惺相惜的心态油然而生。

后来，曾国藩受命督抚两江，驻节子虎踞龙盘的南京，俞樾也以儒生的面目、巾服游于曾国藩的幕中，往来如处士。俞樾在给曾

国藩的信中，将自己比作当年袁枚从游于君相幕府。而曾国藩对俞樾，则常有“闳才不荐，徒窃高位”之叹。

曾国藩结识大将彭玉麟也有一段感人的故事。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七月，曾国藩到四川任乡试正考官，途经开封，有一天在街上随便转悠，看见一位守画摊的年轻人，观其气质，怎么也不像一个闯**江湖的人。摊子上还放着一套古书，曾国藩蹲下身子，把古书打开一看，见是《公瑾水战法》，不由得又看了一眼年轻人。

曾国藩边翻边问：“请问先生，《公瑾水战法》是难得的私家珍藏本，留世很少，为什么要卖呢?”

年轻人看了曾国藩一眼，叹了一口气说：“不瞒仁兄，小弟是湖南衡阳渣江人，外出访友不慎失盗，流落在此。此书乃祖传之物，有识得货的换个盘缠而已。”

果然是饱读诗书的人，曾国藩与其谈了一会儿后，觉得对方是个人才，便打听他的经历。年轻人做了介绍，他叫彭玉麟，字雪琴，父亲曾做过怀宁三桥巡检，离任后得痨病故去，家道自此衰败。这本书是父亲传下的，他常带在身边翻看，他曾中了个秀才，可脾气不好，得罪了教谕，被革除了，于是看淡了功名。

曾国藩愈加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很诚实，并认为他对兵书如此感兴趣，一定有所见地，国家正处危急时刻，懂得兵法战术的人的确很难求，于是他有心与彭玉麟交个朋友，将来自己需要用人的时候就可以聘请他。

于是曾国藩便说自己是湘乡荷叶塘人，现在京师翰林院当差。彭玉麟非常惊喜，说：“原来是曾大人，闻名久矣!”两个人就这样你谦我让成了相见恨晚的朋友。

两个人谈了一会儿后，彭玉麟说：“大人真有用得着我的那一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饭后他们走进客房，彭玉麟便掏出《公瑾水战法》一章一节细细讲述起来。

曾国藩看到大清只注重马背上的功夫，但缺乏水上作战经验，而彭玉麟不仅把这部《公瑾水战法》读得熟、吃得透，而且还谈了许多曾国藩第一次听到的设想，不由得耳目一新。

第二天，曾国藩与彭玉麟作别时，他向彭玉麟赠银二十两。彭玉麟坚持把《公瑾水战法》留给曾国藩，曾国藩无论如何也不收。

后来，曾国藩创建水师，立马想到了彭玉麟，招来相谈，说：“这是上天所赐兄弟的水师奇才，真是朝廷之福!我请你暂时屈就水师右路指挥官，左路的指挥官我已委任于南路团练统带的杨载福。”

江忠源第一次上门拜见曾国藩，谈话之后，曾国藩就告诉身边的人：“这个人将来必定名扬天下，但因气节太强烈而不得善终。”十多年后，江忠源果然以战功名扬天下，可是在庐州与太平军发生交战时，由于弹尽粮绝而以身殉难。

曾国藩制订了他的用人标准：操守、学识、才具，他认为“德为本质，才为功能，德如水之养育众生，才如水之载物溉田。”

正因为曾国藩识才、爱才，才使得天下有才之士竞相为之效命，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他的事业的发展。

曾国藩驭下绝学

曾国藩为了求才，更是用尽了千方百计。他之所以取得成功，和他的网罗人才，把一大批有各方面才能的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成为他的幕僚，为他出谋划策是分不开的。曾国藩的识人之誉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薛福成曾经放言：“曾国藩知人之誉，超秩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

培育人才，磨练人才

一个人能否经受住磨砺，直接关系到其是否能成才。历来人们提到人才学问，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去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曾国藩则明确提出人才由磨砺而成的学问，这实在是发人深省的。

曾国藩强调人才“皆由勉强磨炼而出”，强调《中庸》所说的“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功夫，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和实践出真知的过程。他指派幕僚担任方面军的指挥者以前，大多先派他们在营务处等直属单位磨炼一番。他不但对才能的形成强调磨炼，对品德的形成更强调磨炼。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要求幕僚，并要求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

曾国藩在人才的培养和磨砺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李鸿章的培养和关于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奏折上。

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的湘军在江西北部同太平军作战，攻陷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就像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他认为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灿烂辉煌的前程。于是，李鸿章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小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的湘军行营，投奔了曾国藩。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预料的那么称心如意。他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但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太忙，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他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鼐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只顾与左右的人说事，根本对他的到来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便对曾国藩说：“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使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说到这里，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咸丰八年（1858年）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旧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爿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也成了他沉重的负担。

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活：“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战。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也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牛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师，糊里糊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师，如同有了指南针。”

另外，曾国藩在注重培养人才方面值得赞颂的就是派遣出国留学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