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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奋起之术 积极入世宏图大志2（第1页）

三、奋起之术：积极入世，宏图大志（2）

曾国藩奋起绝学

曾国藩依靠湘军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在打造这支队伍的过程中，则出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曾国藩凭着自己的过人胆略，冲破重重阻挠，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支经受了千锤百炼的队伍，为曾国藩立下了赫赫战功。

积蓄力量，后发制人

在曾国藩领兵打仗的漫长岁月里，他有一个基本思想贯穿其中，这个基本思想在他的用兵中清晰可见，那就是积蓄力量，后发制人。

曾囤藩在作战时喜欢避其锋芒，察见其形，先削弱敌人的力量，使敌人的弱点暴露无遗，在动态中捕捉和创造战机，待条件成熟果断决战，可夺取胜利，在而后的对抗中掌握主动。这是一种非常高明而积极的战略思想。

曾国藩明确提出了后发制人的思路。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这样写道：“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这样应战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所以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

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与强悍的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人完全没有漏洞、毛病的情况下，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了。不要趁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进攻，不要对大家的议论所动摇，就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鬼谷子曾经说过：计谋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仪”。上谋是无形的谋略，他使事业成功但不为人所知；中谋是有形的谋略，他帮助成就事业但留下痕迹，不过，因为用得巧妙，大家都称赞他；下谋是迫不得已使用的下下之策，他也能扶危济困，但费力伤物。以上三种计谋相辅相成，可以制定出最佳方案，皆可称为奇谋。奇谋既出，所向披靡，自古而然。据此，鬼谷子提出：“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取反与。”这就是利用事物相辅相成的规律，从反面达到正面的方法。鬼谷子还强调：对方所不欲，勿强加于人；不要指出对方的错误而教导别人；别人有短处就避而不说出来；圣人的谋略是秘密的，唯有蠢人才喜欢张扬外漏。

曾国藩发现，将老子和鬼谷子的愈夺先与的策略运用到军事上，则可收到奇效。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曾称霸一时，朝中的权臣智伯贪得无厌，向另一权臣提出割地要求。桓子大怒，欲与之火拼．这时，他的一个部下任章却老谋深算地说：“我们不妨暂时割地给他，他定会欲壑难填，从此不断向人提出领土要求，惹得国人天怨人怒。然后，各诸侯联合起来，他必死无葬身之地。”后来智伯果然被各领主追杀，被迫自尽。

曾国藩认为，这个例子就说明了“后发制人”战略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实，春秋时期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魏文侯欲借赵国之路去打中山，赵肃侯这下遇到一个不小的麻烦。如果拒绝，就得承认与大国交恶的后果；如果同意，让别国军队踏上自己的领地，实在是心有不甘，思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时，赵刻劝谏道：“事情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魏国打不下中山，魏必疲弱，也就没什么可怕的；如果打下了中山，表面上魏国胜利，实际上他无法把中山带回，收益的将是我国，所以应当让魏国军队通过，我们保存实力，最后根据情况再做下一步安排。但是请大王注意一点，如果您满脸喜色地答应，魏王必然怀疑，会停止行动的。大王应表现出不大情愿的样子，最好是勉强答应，这样才能做到完美。”赵肃侯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欣然采纳，果然，最后削弱了魏国而得到了中山。赵肃侯假手于敌，不战而胜，这就是“后发制人”。

可以说，曾国藩老于谋略的军事思想，直接得益于他为学尚变通。儒家思想也好，道家思想也好；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有它们各自的局限性。独尊某一种思想、某一种哲学，而排斥另一种思想和哲学，这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曾国藩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年绿营兵在长沙火宫殿寻衅闹事，和湘勇打了起来，很明显是绿营兵有意挑起事端。罗泽南劝曾国藩忍下这口气，但曾国藩认为绿营兵怯于战阵，勇于私斗，他要借此整顿这股歪风。而绿营兵是归鲍起豹提督管制的，曾国藩无权指挥，但他还是就绿营兵的种种劣行给予了强有力的教训，曾国藩的这一举动得罪了鲍起豹。由于曾国藩眼中揉不得沙子，使得自己和长沙的官员矛盾重重，最后在长沙站不住脚，只得退到了衡阳。这些事情有着很深远的后果，当曾国藩战斗受挫时，长沙官场听说这个消息后幸灾乐祸。

后来曾国藩来到江西，仍然采用在长沙官场那种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方法，和江西官场又闹得不可开交，真可谓是举步维艰。曾国藩利用鸦片事件参劾了江西巡抚陈启迈，陈启迈的巡抚一职虽然被罢免，但曾国藩因此得罪了江西官场上上下下的官员，曾国藩的处境不但没有好转，相反越来越恶化。江西官场联合参劾曾国藩，最后，曾国藩不得已同意康福暗杀皇上派来的德音杭布，阻止奏折送上朝廷。曾国藩在江西官场怨声四起，处处掣肘，已无法立足，这时，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于是他趁回籍奔丧逃离了江西。

曾国藩一心要报效清王朝，而清王朝统治下的湘、赣官场却容不下他；他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嫉恨，面对这一切，曾国藩感到十分困惑，很迷茫，他想不通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只有在家守制期间，他接触到黄老之学和中庸之道，才痛感自己昔日的不当做法。

《左传》中，魏文侯向赵国借道的故事，引起了曾国藩深深的思考。他认为，这个战略思想包含了两个十分重要的原则：一是不露声色地蓄力，二是出其不意地发力。就运用力量对抗的战略而言，“以迂为直”就是要避开敌方的锋芒，减弱或消除对方对抗的力度，在对方无备和无力的情况下顺利达成预定的目的。

曾国藩奋起绝学

曾国藩明确提出了后发制人的思路。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这样写道：“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这样应战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所以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

把握时机，择时而动

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亦难有机会。这是曾国藩从不断的挫折得到的启示。

曾国藩从办团练那一天开始，既无实权，又无军饷，兵力发展非常缓慢，称得上是惨淡经营。而他想要实权以便办事的想法，更是屡遭挫折。至咸丰十年止，曾国藩办团练，建湘军，剿杀太平天国已有七八个年头。其间，咸丰三年攻克武汉，巡抚一职与他擦肩而过，后来，他费尽心机，甚至剥下理学家的面具，在守父丧期间伸手公开向清政府要督抚的位置，但遭到拒绝，再往后，听到石达开要进入四川，胡林翼等人闻风而动，鼓动官文上疏请清廷将四川总督大印交给曾国藩，事情还是没有成功。

曾国藩知道清廷不到万不得以时，是不会真正重用自己这样一位“汉人”，毕竟是“满汉有别”，所以曾国藩耐下心来等待机会。曾国藩知到，只要自己的局面越做越大，清廷早晚有一天会依靠自己的。咸丰十年四月，清军江南大营溃败，曾国藩敏锐地意识到绝好的机会要到了。于是，胡林翼等湘系高级首脑立即聚于曾国藩的大营宿松，开始了紧张的密谋。

当时的江南大营拥有重兵七万余人，集中了清廷正规军中最精锐部分。三月十五日，经过与太平军九天九夜的激战，江南提督张国梁淹死在河中，总兵阵亡。到了四月初六日，清廷倚为干城的统帅和春败走常州后在浒壁关惊悸而死。屏蔽江南财赋重地的江南大营最后落得了个将死卒亡的下场。

正是在这突如其来而又事关湘军集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湘军首领开始陆续赶赴曾国藩所驻防的宿松。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胡林翼、李元度等，在曾国藩的住地宿松进行了长达二十三日夜的“畅谈”，达成了“共赴”艰难的共识，对湘军的发展影响甚大。

由于，此次会议关系重大，会后这些湘军首脑也没有闲下来，他们又开始与相关人士频繁的通信，以就时局交换意见。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说：“左季高在余营二十余日，昨已归去。渠尚肯顾大局。”又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说：“四月之季，胡润帅、左季高俱来宿松，与国荃及次青、筱荃（李瀚章）、少基诸人畅谈累日，咸以为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庶几挽回于万一。”在胡林翼在的信中也说：“季公之事，天心大转。然此身已公之于国，不复可据为已有。霖哥清恙，日萦于心，三五日后，由水程返湘矣。”所谓“天心大转”，即指清廷以左宗棠出处咨询曾国藩之旨；所谓“霖哥”，则指宗棠长子孝威。左孝威时为其父之案，忧急致病甚危，故左宗棠亦急于回家探视。

宿松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是讨论湘军核心人物曾国藩的位置以及湘军如何应对这场突然的变故，尽快取代正规军成为朝廷的干城之具。

宿松会议是湘军集团的发展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经终结，对稳定湖南非常有好处。尤其是咸丰帝旨的最后一节，问到左宗棠多年“拂郁之隐”，左宗棠对此感激涕零，表示“此后再不意气用事，听候曾国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执。”第二，壮大了湘军集团的力量，湘军集团的重要人物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三，对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廷可能进行的重大人事调整进行了预测，认为两江总督一缺，曾国藩与胡林翼两人中必有一人担此大任。这对鼓舞“士气”，有重要意义。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为全国所知。曾国藩的幕僚黎庶昌编订《曾国藩年谱》时就曾明确指出：左宗棠“留营中两旬，朝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可以说，江南大营的溃败，在政治、军事上为湘军势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左宗棠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不解，左宗棠又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浩**，而后来者可以措手。”大家听后茅塞顿开。

果然不出湘军将领所料，宿松会议结束当天，清廷就下旨让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才可以名符其实地大干一场了。

曾国藩之所以成功，与其精明的判断、深刻的体察、准确的定位、适度的手法有关。曾国藩为同僚讨奖励又是一个充分的证明。

咸丰四年十月，在官军对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国起义无能为力的时候，曾国藩的地方武装湘军却攻占了武汉。这是湘军所攻占的第一座省城，也是它通过进攻作战从太平军手中所夺取的第一座省城。而且，湘军攻克武汉，前后只用了4天的时问。伤亡官兵只有200多人。相反，太平军在这次作战中却损失战船近千艘，伤亡官兵数千人。两相比较，湘军称得上是用极小的代价换取了很大的胜利。曾国藩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写道：

事机之顺，处处凑泊。此则仗我皇上威福，天心笃佑，不特非臣等筹谋所以及，亦非臣等梦想所敢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