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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年前的预言让我成网红（第1页）

19、7年前的“预言”让我成“网红”

细雨蒙蒙下根本看不见平日气势磅礴的中国第一高楼，只有漫天笼罩着的阴云与雨雾……

我不得不回到房间，然而打开手机，有一条触目惊心的“上海疫情”消息跃入我的眼里：

上海一例患者死亡，为88岁男性，此人患有合并严重心肺肾等多脏器功能不全病情。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这是不祥之兆啊！我的心头一紧：坏了，恶魔真的已达上海！

现在大家只要稍闭上眼睛想一下，今年这个春节你是怎么过的，都做了些什么……我想许多人的答案肯定与我差不多：看疫情，看热闹。

确实没有哪个春节能像庚子年春节那么叫人揪心——为武汉，也为全中国。

其实死人和死多少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死人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亲人，就是你自己。战争里死去的人够多了吧！几千、几万算是少的，几百万、几千万人死去，才可能算是一场能够记在史书上的大仗。然而当下我们记忆最深、心灵最受伤的，不会是死去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因为那些战争离我们非常遥远，痛感并不在我们当代人身上，是国家和民族之痛。

今天让我们感到切肤之痛的是一场瘟疫传染病：孩子突然没有了母亲，全家几口瞬间死绝……这种悲惨情景就是在战争中也不是太多，可今天的武汉都曾发生过。

苍天有时很不公平，和和美美、喜气洋洋的春节来临之际，如此一场瘟疫，偏偏在中华民族第一次迈入年创造财富“100万亿人民币”的门槛时“哐当”一下，破碎了多少人的美梦和理想哟！

疫情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明显能感受到一些本来就对中国“感冒”的国家在一旁幸灾乐祸，并且开始趁机“找事”——这一点建议中国人应该有点记性。

一场疫情可以让我们在许多方面反省和反思。但还有一点倒是值得从另一角度去认识，那就是由于疫情、由于互联网、由于所有的管理体系出现的暂时性混乱和局部的本质性混乱，这一次春节前后的手机“阵地”——我这样称呼它，实在有些过分的热闹甚至“好玩”，因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平时不起眼的事，在这当口上都可能飙升为亿万人注目和议论的焦点。这种现象是“好”还是“坏”，要看社会效果。2020年3月1日，对此间混乱了一段时间的“网络”现象，国家网络信息管理部门终于出台了“网络生态治理”新规定，算是对疫情前期产生的“信息”进行一次“清场”。显然这很有必要。

但我也不曾想到自己在前期信息大爆炸中一度无意间被推到了“网红”级程度。开始我并不知道，后来在初二、初三之后的连续几天中不断有朋友来电、发微信说：我七年前的“预言”被证实。

什么“预言”？我又不是预言大师，我有啥“预言”？莫名其妙的我还被蒙在鼓里呢！

“是你。我推视频给你看……”很快，朋友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我“光辉形象”的视频发给了我，而且几乎在同一天，在微信朋友圈内就能看到不少认识的人狂推类似这样的微信“新闻”：作家何建明7年前的“预言”被证实……云云。

那几天这些信息不仅在朋友圈铺天盖地转发，而且也在“今日头条”中频繁出现。

天，什么“预言”呀？我被互联网上广为传播的那个“何建明”和他的“预言”吓了一大跳！于是便赶紧打开一看：哟，原来是2013年在“非典十年”时凤凰卫视采访我和其他几位专家的一个专题片不知被谁“扒”了出来。当年在“非典”时期，我一直在第一线跟随副总理吴仪、刘淇和王岐山等领导采访调查了两个月，并创作了《北京保卫战》一书，后来“非典十年”时，我根据原作重新出版了《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所以凤凰卫视也许看到我的书名不错，他们也就做了5集《非典十年祭》的专题片。自然，我是他们的重点采访对象。在这部反思式的专题片中，记者问了我和毕淑敏等作家及其他“非典”亲历者许多问题。我在讲述时这样发问：“这种灾难、这种病毒，会不会用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在我们的中间呢？”我记得那记者在采访现场紧跟着接了一句：“可能不好说。”（他的面庞没在镜头中出现，声音尽管比我的小，但很清楚。）而我马上严肃地对他说：“不是不好说，而是必然，总有一天必然会来影响我们……”

哇，这就是7年前一个作家对“非典”疫情会重新来到中国和我们身边的“预言”！

7年前就有人“预言”大灾难会重新降临在中国人的头上，这既玄乎，又不可思议，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何全中国没有人重视这样的警世之言而让悲剧重演？看看当下的武汉！看看一条条活脱脱的生命就这样与我们断肠般地离别啊！

“何建明你太厉害了！”

“何作家你太神了！”

“何大师你了不得啊！”

一时间，我成了“神”，被无数网民朋友推到了天上，就差没有掉下来摔半死。

因为在刊发我“预言”视频的文章后面有几百条评论留言，有的说“认识”我，有的说“读过他的作品”，有的说“这是个专门写大题材的红色作家，咋也学会了‘玄学’”，更有的说“当下我们最需要钟南山，也需要反思社会劣根性的何建明”……坏了！我想被推到“高炉”上非烧死不可！还好，后来过了几天发现又有比我更伟大的“预言”，比如有位院士在去年夏天就“预言”今年春季会有流感型的传染病暴发。这么一来，我“7年前”的“预言”便少了许多价值……

但对我而言，“预言”风暴仍然让我惊魂不小。那些日子正好是春节假期的头几天，而且也是疫情让人发闷的“烦恼期”，即使是上海，许多消息也变得基本闭塞起来，除了每日一报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人数”三个主要指标外，没有什么好消息。而这三个数字于哪个城市而言都不是好消息，相比之下像上海每天新增十几个、几十个确诊或疑似病例甚至“无死亡”的信息变得特别“没劲”，而武汉的这三个指标又像火箭一样往上飞升，那种令人担忧、悲恸的情绪混杂在一起，叫人时时有窒息般的难受与痛苦。

外面的世界很压抑，内心的世界也很燥动。我开始追溯我的“原话”和当时为什么说出了这样的“预言”——

其实并不复杂，也没有那么深奥，只是作为一个“非典”疫情的亲历者在耳闻目睹之后的一些观察和思考，以及比别人可能更深刻一些的认识罢了。

在“非典”疫情结束时，有两个现象一直让我耿耿于怀，许多外界的普通人是不太可能知晓的。一是“非典”病毒后来在5月20日左右突然在北京“消失”得“无影无踪”，社会上一直有人说是“小汤山医院”建好后把病毒“赶尽杀绝”了。这多少有些胡说八道，因为“非典”疫情中最困难和作出最大贡献和牺牲的并非小汤山医院，就像今天武汉疫情前中期作出特殊贡献和牺牲的应该是武汉金银潭医院、武大中南医院、武汉协和医院和武汉同济医院等。像非典时期的小汤山医院和现在武汉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则是为阻止后期疫情更大暴发及迅速抢救危重患者起了重要作用。在“非典”时期，可恨的病毒后来很快被我们人类“战胜”，在我看来一半是人的伟大，一半是“老天”帮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北京到5月下旬后，天气完全开始暖和起来，我们出门开始只穿衬衣——我查看了一下当年我去前线采访的留影，多数时间是穿了单件衬衣，证明气温确实至少有25度以上了。这个时候，病毒也“吃不消”了，它不赶紧逃跑也是死路一条——北京的春末、初夏之日，很大程度上救了我们的首都。

钟南山院士现在说“4月底”有信心取得“疫”战胜利。知道4月底武汉的气温在多少度左右吗？

“肯定有25度了！肯定穿衬衣了！”武汉朋友这样告诉我。这不跟我们当年北京“非典”后来出现的“剧情”大反转一模一样嘛！

这可恨的病毒！怕热，不怕冷呵！不是的，它也怕冷，零下十几度它肯定也不容易“跑”出来袭击我们。瞧，两次病毒传染大疫，并没有发生在寒冷的东北，恰恰都是在不冷不热的广东的二三月和北京的四五月……什么道理？要问病毒医学专家。

第二个奇异的事情是：“非典”大疫情那年北京其他呼吸道患者和“非典”患者两者加起来的总人数，与前一年2002年全北京市呼吸道患者入院人数竟然相差几无……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在北京市委那个圆形的“首都抗击非典指挥部”会议室召开总结会时，有专家用图表把2002年和2003年两年北京地区呼吸道患者入院情况作了一个比较，其结果令在场的领导和专家们有些默然，并莫名其妙地彼此看看对方的眼神，不知如何是好！其中的奥妙至今令我不解。

只能说，病毒是“狡猾”的。这回，我已经听到不少专家和院士又在说病毒是“狡猾”的。它病毒确实每回都是“狡猾”的。可我又在想：人类（至少有那么多病毒专家、医学院士）为何总对一次次“冒”出来的新病毒，“一无所知”、束手无策？

而这并非我想解决与反思的事。作为一名作家，我与其他文化人、社会学家一样，更多的是关注疫情下暴露出的种种社会问题，包括人性、道德和伦理以及公共素质与社会管理等等方面。

在文坛40余年，我写了几十本书，而且都有些影响，于是就有人质疑我是不是有“枪手”。因为在与我一起上班的同事那里，他们无法想明白一件事：我何建明的工作并不比他们轻松，可为何一部又一部作品“冒”了出来呢？在外面的作家同行看来更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多数并不像在中国作协工作的我每天上班有具体的工作在身，他们是真正可以每天在家写作的“专业作家”，而我非如此，但似乎作品并不比他们少，好像影响也不比他们小。于是就有人对我产生怀疑与猜测。其实以前我就坦言过，在此也想再坦言一次：过去我的写作时间大半是利用一年中的长假，如“春节”“五一”“十一”等，以及平时的周六周日，当然每天晚上也是静心创作的好时光。

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春节里，尽管疫情扰人乱心，但我每天仍然没有停止过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