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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庚子年的上海是祸是福（第2页）

可惜，如此美妙的好事被1842年一纸《南京条约》下洋人铁舰船的“轰隆”声全给炸灭了！

庚子年过后的第二年，英帝国主义强盗在完成对广州、香港的霸占之后，强行威逼软弱又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辱国的《南京条约》。这一条约打开了东方大港——上海的大门。从此上海开始了一个自己不能主宰的历史新纪元。

“1840年的庚子上海，闹过一场大疟疾，死了多少人当时没有等衙门来统计，但肯定不会少于上千人……那个时候上海总共也才三五十万人吧，死上千人就是吓死人了的数！”在我小时候夏天乘凉时，爷爷给我讲他爷爷的故事时这样说过。

听爷爷说，后来高祖父他们再到上海做生意就非常注意身边备些老鼠药。

“是老鼠传染的病吗？”那时我不懂。

只记得爷爷说：“那年是鼠年。老人有句话：鼠年不吉利，有灾有难……”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但爷爷的话在我幼小的心灵就种下了这根“筋”——所以在我们苏南一带，过去每家每户粮食未必满仓，但却少不了备一包老鼠药。而且慢慢也常听说有人寻短见一般都是吃的老鼠药。

这就怪了！

听爷爷说，高祖父后来运气不太好，就是因为有一次“拉肚子”，一拉不休，直拉得他差点儿见阎王爷。从此，“何大力”就不再是苏州、上海码头上的头牌大力士了。

没有了力气的高祖父在上海滩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到1875年去世前，他甚至连拿只碗的力气都没了。至于他和贺氏老板开立的“和氏码头”，则因“何大力”不能常撑场，所以洋人大铁船靠码头后，一步逼一步地将这块苏州河出口处“斜对面”的风水宝地霸占。据说我高祖父当时分得二三十两银子，但为了治病，花得殆尽。

“我阿爹后来只能在洋人办的铁船厂里当伙计，因为这个码头不再有我们何家的股份了……”爷爷说，“但他也算是有力气的人，一个人能单手举起近300斤分量的东西，所以只能靠力气吃饭。上海码头多，所以只要有力气就有饭吃。”

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靠力气在上海滩和浦东码头又洒干了一辈子的汗水，混得一口饭，并养活了家里的三个儿子。我爷爷是兄弟仨中的“老末”（最小的一个）。嘿，这何家三兄弟个个彪悍，曾一度驰骋黄浦江两岸的码头上下。然而上海滩码头是三教九流最活跃的地方，也是黑道白道争夺最激烈之处。我爷爷他们何氏三兄弟尽管有力气，最后不是伤病致死，就是勉强维持一份口粮而已。等我爷爷开始有家有室有儿子后，他不再相信靠力气可以吃饭，所以力争让我父亲——他的大儿子“改辙归道”，在老家学点文化。二儿子——我叔叔遗传了父亲和祖父的基因较多，力气比我父亲大，所以最后还是走了“靠力气吃饭”之道。

1932年，一场瘟疫，彻底打碎了我爷爷的“上海梦”，甚至举家退出了上海滩码头，解甲归田回到原籍，从此我“何氏家族”与上海“失联”至今……

1932年上海的瘟疫与一场战争有关，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一役。当时驻上海的国民党十九军与侵华日本海军在上海大战一场，双方伤亡同样惨重。自古以来战争之后必有大疫，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1932年4月26日，上海发生第一例霍乱，而后迅速在市区传染开，而且传染到了武汉。这一次霍乱除了上海，武汉是第二个瘟疫暴发流行地。上海自然更严重，到1933年的3月19日，上海因霍乱而死亡的病患达503例，感染上的人数达10686人。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似乎没那么严重，但不要忘了当时染上这瘟疫的患者，其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达7.4%呵！

我的爷爷为此彻底告别了上海，那一年我父亲刚刚出生。爷爷本来对“靠力气吃饭”的前途已经伤心透了，再加这场“吓死人”的瘟疫，从此对上海产生了恐惧感——“还是我们家里好”，他至死前一直对我这样说，就是晚年在病榻上知道我已经到北京解放军总部机关去了，他仍然念念不忘嘱咐他孙子一句：“大城市里没啥好的。人多，容易出瘟……”

庚子年里有无大疫？谁也说不清。但因为此次武汉疫情暴发于庚子年到来之际，所以“庚子有大疫”成为一个社会话题。

到底是否有“根据”?现在资讯发达，天底下的事又多，所以任何一个好与坏的事情，都几乎可以从正反两个极端找出一百种、一千种的“例证”。但我关心的是与上海、与此次武汉疫情有关的“历史例证”，这很重要，原因是，同样作为大城市，为什么上海与武汉同样出现疫情，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特别要研究的重要话题，并具有现实未来意义。

我们必须寻找不再重复灾难的根源与可能。学习和研究“上海经验”，就得了解上海曾经一次次对付疫情的手段与痛苦中走出来的路径……我绝对相信如果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北京暴发的话，肯定不会有现在武汉那么惨，因为我们经历过“非典”疫情，知道如何做，甚至如何面对恐慌与死亡。这是血的代价换来的。

上海能够有今天“娴熟”的对付疫情的能力，与曾经所付出的一次次血的代价有直接关系。

大上海自开埠以来经受的疫灾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这是它的许多特性所决定的：开放程度最高，人口最多，又是容易产生疫情的南方，还有它历来受列强的一次次奴役与粗暴对待……上海的这些特殊性对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现代化城市的防疫都具有意义。

当我走进上海图书馆，去查阅相关资料和查找百年来发生在这座城市的疫情时，可谓大吃一惊：原来历史上的上海曾经发生过那么多的大疫啊……我美丽繁荣的上海，原来吃过那么多苦哟！

不说远的，仅解放前的“民国时代”的上海，曾在23年间先后出现过6次天花大流行。

“天花”这词现在的年轻人和社会里已经很少听到了。可在我们小时候似乎经常能听说“某某家谁谁得了天花病死了”的一类噩耗……史料告知：在1926—1949年的23年间上海的6次天花大流行，死亡率相当高。伤寒病在清末的上海也曾经流行，每隔2—3年就要流行一次，从1930年到1940年的十年间，仅此一项流行病毒在上海累计发病15190人，死亡近万人，死亡率高达59.5%。

专家告诉我，旧上海的传染病之所以十分猖獗，其原因有四。一是市民对居住的城市环境缺少保护意识，甚至对给自身造成的健康威胁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邻里之间“各管各的弄堂”，没有群体和集体公共卫生概念，更不用说相互帮助与防范。弄堂、阁楼和作坊式的小家庭生活方式，加上那个时候宰牲不统一、垃圾乱丢等等，市民不仅自身不注意卫生，更无视周围群众的健康和生活，制造的污染太多，甚至有的弄堂里的环境污染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二是旧上海的城市污水大多不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苏州河和黄浦江，使上海的水质遭到严重污染，己经变成肮脏的“大水沟”，甚至污染到井水和市区的所有支流。再就是对尸体的处理，大多数民众根本没有认识到处理尸体与人类的健康有着重大的关系。近代上海乞丐、流民特别多，他们死亡之后，无人收尸，且每次大疫，定有许多人死亡，这些尸体多数裹以草席浅埋，或者干脆扔在空旷之地，不予掩埋。四是旧上海时，人们无论有钱与否都喜欢讲排场大办喜事，逢年过节聚会盛行，一到春节，拜年、庙会等活动成为瘟疫扩散的主要途径。操办喜事时，无论大户人家、石库门小户居民还是市郊农家，都是按上海旧习俗“招待亲友三天”办理。三天之内，从早到晚，几十人、上百人聚集在一起，吃喝玩乐，又不怎么讲卫生，都给传染病提供了广泛流行的契机。

“城市病让旧上海饱经疫情折磨!”这位专家如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