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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海人告诉我 真的有毒蝙蝠（第1页）

4、上海人告诉我：真的有“毒蝙蝠”！

22日在上海的我，也绝对相信多数上海人与我差不多，并没有真正把武汉的事想得太严重、太复杂，内心还是在准备“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地过个欢乐春节的。

这一天上午，酒店的服务员阿姨来打扫时，我们很热烈地谈论起她作为“老上海人”对浦东开发的一些体会。她说她原来就是这块土地上的老土著居民，即原来严桥镇的农民。浦东开发后，她们家就被集体搬迁到南浦大桥那边。拆迁时分了三套房子，一套给了儿子，一套自己住，还有一套出租出去。现在自己没啥事干，就一直在这家酒店当服务员。虽然工资不高，“但有事做，比在家里闲着要好些……”她说。我觉得这一批老浦东人不容易，他们也是为上海和浦东作出了特殊贡献，值得尊敬。因为我前年写了一本《浦东史诗》，对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历史变迁有所了解。我知道这个春节走不了了，就把宁波朋友送的一箱鲜带鱼给了这位服务员阿姨。

“哎呀，个不好意思了呀！”似乎她还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的客人。我只笑笑，说：“今年春节看来要在这酒店过了。反正这儿有吃的，我又不会烧这东西，不用客气。”

“谢谢，谢谢！”她很感激，当天特意多给我送了几十瓶矿泉水。“我看啊，你不抽烟，整天坐电脑前，要喝开水……多喝水有好处，我保证满足你喝水。”她说。

“太感谢了！”这回轮到我感谢她了。因为按规定，酒店每天打扫卫生时仅给每个房间换四小瓶矿泉水，而我的喝水量至少是一倍以上。所以水对我至关重要，尤其是“备战”所用。

这是小插曲。不过对武汉正在急剧变化的“新冠肺炎”形势我们仍然并不在意，或者说根本没太放在心上。事实上我们全都想错了——这是后话。

这一天下午三点，上海高院的领导准时来到我所住的酒店，接受我采访。他介绍了前几年发生在上海的一起恶性案件：“八零”后罪犯朱晓东“杀妻藏尸案”的侦破与审判全过程……

发生于2017年初的这一凶杀案，震惊全上海：29岁的上海青年朱晓东，与结婚才半年的妻子吵闹时，用双手残忍地扼死同岁的年轻妻子，而后将其包起来塞进了事先买好的一台大冰柜之中，藏尸达105天……其残忍的作案手段和如此长的藏尸时间，以及罪犯朱晓东在法庭上企图为自己的无耻行径和婚外情辩解等等案情，让法官和民众义愤填膺，不杀不足以平公理与民愤。

上海高院领导向我介绍案情纯属是我“意外”的请求，因为是在接受周强院长另一个法院系统采访任务时听说了上海这起案件，才请求想了解此案的。

“这样的案件发生在上海，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而且罪犯在犯罪之后表现出的异常冷静、残酷、狡辩及想逃避法律的正义审判等等，让我们长期在一线审判的法官都感到万分吃惊。这些人虽然是极少数，但他们的智商非常高，犯罪的动机特别简单，犯罪的手段又特别残忍，把别人的生命视为可以随意毁灭之物。而且他们利用现代社会人们居住、生活独立自由和手机等通讯技术，伪装、逃避和欺骗他人等种种现象，值得我们社会反思和反省。这些人不在社会的大舞台上，也不在我们常看得见的天底下……他们像病毒一样严重侵袭着一个个无辜的生命，其社会危害性极大！”上海高院领导跟我一起谈到了两个与当下非常关联的字：病毒。

“他们跟毒狼、毒蝙蝠差不多！危害太大！”触目惊心的案件，发生在文明程度相当高的上海，这是极不该的，可有谁能保证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杀人的事发生？！

蝙蝠！都是因为武汉有人卖蝙蝠、吃蝙蝠，所以害得全国人民连春节都过不好、回不了家！

“气人！”“愤怒！”“天杀的！”“该死的九头鸟……”云云，什么话都出来了。最有骂人水平的各个地方的人都出来开骂了……本来嘛，春节欢欢喜喜过大年，武汉“海鲜野味市场”这么一档子事，害得全国上下“兴师动众”，谁都有气，骂几句可以理解。

“抱歉，要走了！我还要去一下养老院，看看我妈……”上海高院的领导跟我说。

“你妈在养老院？”我有些不信，因为我面前的这位法院领导是位孝子呀！

“父亲去世后，我妈一个人在家里见啥都会联想到我爸……后来跟她商量，要不要换个地方住住。她同意了，我们几个子女就帮她找地方，发现现在上海好一点的养老院真的不错。过去观摩后，我妈也同意了，所以就把她安排在那里。”这位高院领导说，“武汉的事已经让我们上海这边警觉起来了。市里今天特别召开了会议，安排防疫的工作。明天开始要在院里值班，李强书记要求全上海各单位主要领导必须在单位值班，随时待命。看来武汉的事情有些严重了……”

“那你赶紧走吧！别耽误了时间。”我赶紧送朋友出酒店。

距春节还有两天多，23日就是小年了。上海已经开始感觉到有些紧张的气息。酒店内不断有开门关门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这个时候，我在手机上看到了云南一“作协副主席”写的一首诗，这诗内容让我这个中国作协副主席一阵脸红地暗嘲道：这个时期什么诗不可以写，怎么就写这类歪诗嘛！

再看看作者名字，根本不认识，不过听说是云南昭通市一个作协副主席、县文联主席写的。我在一个多月前去过一次昭通，印象极好，尤其是那个叫“大山包”的美妙景色，让人不由惊呼“走完了大山包，再也不想天下包”的高论。还有那里的城市建设和新区交通建设，比我想象中的昭通和传说中的昭通不知好了多少倍——扶贫、脱贫攻坚战，大出成果。昭通是国家重点贫困地区，能有如此好的巨变，实令人惊喜。可惜怎么出了个蹩脚诗人——让“作协”再度丢了不少脸面。

许多网民将他的诗公布于众——

为防止武汉的疫情蔓延

我在云南彝良

不仅以驻村扶贫的理由

阻止了一个地上的湖北佬

来我家过年的想法

还像伊朗担心无人机一样

随时仰望天空

看是否有九头鸟飞过

（2020.01.22）

关键是，此人还是“中国作协会员”。因此有人公开要求中国作家协会“开除”此兄。相关的电话和微信，不时在我手机上出现。有文友和朋友，及见一面加上微信的人甚至跟我说：中国作协应该马上处理此人，以正“作家”声誉。

我笑笑，心想：这样的事估计我们作协不太好处理，让此君自己声明退出是最好的收场。

“作家”和“作协”又一次无辜躺枪。好在，我们已经习惯被人当靶子了，故此事也没什么大不了，只是感到有些丢脸。可当代文人的脸皮真有那么值钱吗？谁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