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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03（第2页）

许太仆往虞山候钱牧斋。归与王修微盛谈柳蘼芜近事（原注：“蘼芜故姓杨，字蘼芜。云间妓也。能诗。嫁虞山钱牧斋。”），忽拍案曰：“杨柳小蛮腰，一旦落沙叱利手中。”修微哂之曰：“此易解。恐蛮府参军追及耳。”（寅恪案：此条后附嘉定李宜之《哭修微（绝句）百首》，有句云“有情有韵无蛮福”。其下原注：“修微尝谓余有一种死情。是日公实诉余，修微尝呼之为‘许蛮’，故戏之。”）

寅恪案：修微之归许霞城，虽不知在何年，然据顾云美《河东君传》云：“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牧斋作此语，在崇祯十三年冬间，可知此时修微已早离茅元仪，而归于许誉卿矣。前引《南吴旧话录》中李宜之《哭修微（绝句）百首》，其《序》亦云：

与修微离合因缘，见之古律词曲，皆有题署。独七言绝句，多亵猥事，既嫁之后，遂杂入《无题》，不欲斥言其人，以避嫌也。

可知当时通例，名姝适人之后，诗文中词旨过涉亲昵者，往往加以删改，不欲显著其名，盖所以避免嫌疑。前引然明为河东君而作之《无题（七律）》一首，即是其证。河东君此札，林天素所作《柳如是尺牍小引》及汪然明《西湖曲自序》，皆称王修微为不经见之“纤郎”或“纤道人”，而不显著其姓氏及字号者，盖皆在修微适人以后之作，而辞旨所涉殊有避免嫌疑之必要也。

《尺牍》第二六通至二九通皆是河东君崇祯十三年庚辰首夏至孟秋之间所作。河东君于此年春间在杭州与谢象三绝交发病，至嘉兴养疴，因住禾城逾月。其后移居吴江盛泽镇，欲待然明之晤谈，当是以其地不便相晤，遂买棹至垂虹亭相候，而然明不果赴约。河东君以盛泽镇不可久留，急待与然明面谈，竟不俟其来访，而先至杭州。岂知然明此时尚在徽州，于是不得已改往松江，入居横云山。然其病仍未痊愈。及闻然明已归杭州，乃函约其到横云山相晤。河东君于七月得然明复书，谓以家事不能往晤，故约其在秋末会于西湖也。至第三十通乃河东君到虞山以后所作。作此函时，已在牧斋家中。河东君之身世，于此始告一结束矣。由此观之，崇祯十三年首夏至孟秋间所作之尺牍，实为河东君身世飘零、疾病缠绵、最困苦时间之作品。若能详悉考证其内容，并分析其与然明之密切关系，则钱柳因缘之得如此成就，殊为事势情理之所必致者也。兹择此四通中有关者，略诠释之于下。

第二六通云：

弟昨冒雨出山，早复冒雨下舟。昔人所谓“欲将双屐，以了残缘”，正弟之喻耳。明早当泊舟一日，俟车骑一过，即回烟棹矣。望之。

寅恪案：此通中“弟昨冒雨出山”之“山”，与第二八通中“弟之归故山也”之“故山”，实同指一地，即是吴江盛泽镇。至第二八通之“横山幽奇”“甫入山后”及“山中最为丽瞩”，并第二九通之“及归山阁”之“山”，皆指松江之横云山。此三通中虽同用“山”字，实指两地，不可牵混也。何以知前者之“山”及“故山”乃指盛泽镇耶？第一理由，因禾城中无山可言。至城外三十里之胥山，即朱竹垞所谓“嘉禾四望无山，近府治者胥山，一篑而已”者。（见光绪修《嘉兴府志》一二《山川一》“胥山”条及朱彝尊《曝书亭集》六八《胥山题壁》。）河东君于第二九通中既言“抱疴禾城，已缠月纪”，“禾城”乃嘉兴之泛指，未有养疴于胥山之事。故知前者之“山”及“故山”乃“故居”之意。第二理由，因第二八通云：

弟之归故山也，本谓吹笛露桥，闻箫月榭。乃至锦瑟瑶笙，已作画檐蛛网。日望凄凉，徒兹绵丽。所以未及遵剡棹，而行踪已在六桥烟水间矣。

此所谓“吹笛露桥，闻箫月榭”，乃用周美成《片玉词（上）·兰陵王·柳》云：

记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之语。用咏柳之词，以指己身，自极切当。但“月榭”“露桥”之“故山”，若谓是指禾城外之胥山，必无“锦瑟瑶笙，已作画檐蛛网”之理。故知后者之“山”乃是一昔华丽今荒凉之处所。取以目河东君盛泽镇之故居，方与所言适合。此河东君所以亟欲与然明面商他徙，不待来访，而先躬往也。又有可注意者，河东君于宋人咏柳之词，皆所熟诵，不仅秦少游《金明池》一阕而已。此殆因其寓姓为“柳”之故，非独以其身世与柳有关耶？

复次，河东君约与然明晤谈之地，疑是吴江之垂虹亭。观前第二章及第三章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张溥至垂虹亭，易小舟访徐佛于盛泽镇，而佛已适人，遂携河东君至垂虹亭之事推之，则知当时风习，文士名姝往往以垂虹亭为集会之地。盖不仅景物足供赏玩，且交通便利，可通大舟。非若往来盛泽镇，必易小舟也。由此言之，河东君所谓“弟昨冒雨出山，早复冒雨下舟”者，乃前一夕由盛泽镇乘小舟至垂虹亭，翌晨复易大舟，以待然明来访。“下舟”者，即下大舟之谓。“明早当泊舟一日，俟车骑一过，即回烟棹矣”者，乃留在垂虹亭旁大舟中，再待然明一日，若尚不至，则又易小舟返盛泽镇也。据此札所言，河东君此时迫切不可缓待之情势及其焦急之心理，可以想见矣。

《尺牍》第二七通云：

得读手札，便同阿閦国再见矣。但江令愁赋与弟感怀之语，大都若天涯芳草，何繇与巴山之雨一时倾倒也。许长史《真诰》亦止在先生数语间耳。望之！余扼腕之事，病极不能多述也。

寅恪案：此通关键乃“许长史《真诰》亦止在先生数语间耳”一节。陶隐居《真诰》为集合杨羲、许谧即许长史诸人手迹而成之书，其中多涉及仙女如萼绿华、安妃等降临人间之事。河东君此通所指，虽难确定，颇疑与第二章所引牧斋《戏题美人手迹》七诗有关。牧斋此题作于崇祯十三年庚辰春初，河东君此札作于同年夏间。所隔时日，至少亦有三四月之久。故然明将牧斋此诗传致于河东君，大有可能。至牧斋所见之河东君手迹，亦是从然明处得来也。考《晋书》七九《谢安传》云：

寓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

及同书八十《王羲之传》略云：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谢安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须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时刘惔为丹阳令。（寅恪案：“令”字应依《世说新语·言语类》“刘真长为丹阳尹”条，改作“尹”字。）许询尝就惔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询曰：“若此保全，殊胜东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世说新语·言语类》“刘真长为丹阳尹”条，刘《注》引《续晋阳秋》云：

许询，字玄度。高阳人。魏中领军允玄孙。总角秀惠，众称神童，而风情简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

《真诰》二十《真胄世谱》略云：

〔许〕副，字仲先。庶生。即长史〔谧〕之父也。与谢奕〔安等〕兄弟周旋。

又略云：

〔许〕迈，字叔玄，小名映，改名远游。与王右军父子周旋。

然则谢安石、王逸少之在东山，其所与交游者，为许询、许迈，而非许谧即许长史。但长史之父仲先及兄远游，固尝与王、谢胜流相往来。河东君或于此有所误记，因而牵混耶？若为误记牵混，则东山之谢安石恐非牧斋莫属。盖然明当时所能介绍于河东君之胜流，唯牧斋一人曾于崇祯元年戊辰会推阁臣，列名其中。虽因此革职回籍，然实取得候补宰相之资格。至其余如谢象三之流，资望甚浅，不足与谢安石相比也。职此之故，第二章论牧斋《戏题美人手迹七首》，谓其诗乃钱柳因缘重要资料之一，实则亦是钱柳因缘材料之最先见于记载者。河东君此札可取以相证发也。

《尺牍》第二八通云：

（上段前已引）已至湖湄，知先生尚滞故里。又以横山幽崎，不减赤城，遂怀尚平之意。不意甫入山后，缠绵夙疾，委顿至今。近闻先生已归，幸即垂视。山中最为丽瞩，除药炉禅榻之外，即松风桂渚。若觌良规，便为情景俱胜。读孔璋之檄，未可知也。伏枕草草，不悉。

寅恪案：此札“药炉”二字，杭州高氏藏本如此，今依以移录。瞿氏钞本“药”下缺一字。王胡本补作“铛”，自是可通，但杜牧之《题禅院》诗云“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见《全唐诗》第八函杜牧三及孟棨《本事诗·高逸类》），并《东坡集》七《和子由四首》之二《送春》云“鬓丝禅榻两忘机”，及《东坡后集》四《朝云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河东君自与谢象三绝交发病后，意态消沉，借禅悦以遣愁闷，因而多读佛经。如第二五通云“泳游宗极”，第二七通云“便同阿閦国再见矣”，第二九通云“见遮须之尊，忘波旬之怖”及“今虽华鬘少除，而尼连未浴”等，皆用内典之文，可为例证。至“药炉禅榻”之语，固出杜、苏之诗，人所习知，不足为异。所可论者，河东君以其身世之关系，于《朝云诗》一类之作品，本甚留意。况曾一度以“杨朝”为称，唐叔达为之赋《七夕行》，程孟阳为之赋《朝云诗八首》及《今夕行》。其于东坡是诗，尤所专注，此事理所必然也。（详见前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河东君作此书时，正值其浏览佛经及赏玩苏诗之际。其实东坡此诗之“药炉”，本指烧炼丹汞之“药炉”，而非煎煮药物之“药炉”。观此诗七、八两句“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可证。盖“经卷药炉”指佛道之教义，“舞衫歌扇”指姬妾之生活，以今昔情境互异为对文。东坡此意，河东君未尝不知，不过借用之，以写煎药疗病之景况耳。若必谓非作“药铛”不可，则恐转涉拘泥矣。职是之故，颇疑此札之“药炉”即东坡《朝云诗》之“药炉”，而非“药铛”也。河东君早与几社名士交游，自然薰染轻鄙宋诗之风习。第三章论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实用东坡之诗。今观此札中“药炉禅榻”之语，又得一证。王胡本以“药炉”为“药铛”，就文义言，原甚可通。然于河东君学问蜕变之过程，似尚未达一间也。夫河东君之涉猎教乘，本为遣愁解闷之计，但亦可作赋诗词取材料之用。故所用佛经典故，自多出于《法苑珠林》等类书。若“遮须”一词，乃用《晋书》一百二《刘聪载记》，实亦源于佛经，颇称僻典。然则其记诵之博，实有超出同时诸名姝者。明末几社胜流之诗文，以所学褊狭之故，其意境及材料殊有限制。河东君自与程孟阳一流人交好以后，其作品遣词取材之范围，已渐脱除旧日陈、宋诸人之习染，骎骎转入钱、程论学论诗之范围。盖几与当时萧伯玉士玮、艾千子南英江西诸名士同一派别，而非复云间旧日之阿蒙矣。

河东君至杭州访然明不遇，未能与商迁居之地，故遂自行决定，由吴江之盛泽迁往松江之横云山。似此不俟然明之回杭，而匆促作此移居之计者，其间必有不能久待之理由。据《陈忠裕全集》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三年庚辰”条略云：

春纳侧室薄氏。以三月北发。六月就选人，得绍兴司李。七月南还。以八月奉太安人携家渡钱塘。〔抵任所。〕

可知崇祯十三年春，卧子于其继母唐孺人服阕后，即又纳妾薄氏，复北上选官。以常例推计，其得官南还及赴新任，当不过数月间事。河东君自崇祯八年夏间脱离卧子，晚秋离去松江后，至崇祯十三年夏间作此札时，固已历五岁之久，而两方实未能忘情。第三章论卧子《长相思》《上巳行》两诗，已言及此点。意者，河东君作此书时，或已悉卧子之北行，或竟知卧子之得官南归，所以亟欲迁居松江，而不待然明之归者，其意旨倘在是耶？“横山”即横云山。嘉庆修《松江府志》七《山川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