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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欧洲刮起中国风（第6页）

“成为正式学者之后，他们还要参加乡试，成为出类拔萃的学者——举人。举人已经可以做民政官了，但中国学者有着更高追求，他们绝不仅仅止步于此。”

“最后两步是会试和殿试，每次会试，有成千上万个学者参加，但只有三百到四百人通过。通过会试之人，被授予进士头衔，即卓越的学者。殿试由中国皇帝亲自主持，皇帝和大臣处理政务的地方，会临时作为殿试的考场。一个出身穷困家庭的孩子，只要拥有过人的知识，就能通过考试见到皇帝。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常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国王、贵族、将军、官员，都不是靠血统来决定，而是靠自己的知识决定。”

“中国的首席大臣、伟大将军王渊阁下，便出生于中国最偏僻穷困的山村，他的父亲只是一个卑微的农夫。他通过努力学习，成为一个卓越的年轻学者，十六岁就在殿试见到皇帝陛下。而在欧洲，十六岁的学者，顶多成为贵妇们的座上客……”

这些描述，简直让欧洲学者精神炸裂，将遥远的中国视为心目中的理想国度。

那里有哲人王皇帝，那里知识就是一切，那里是学者向往的天堂。

欧洲再次刮起中国风，而这次跟丝绸、瓷器无关，并且只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在意大利，在法国，学者们谈论着中国的一切，研究卡米洛在《东方行记》中引用的所有圣贤名言。

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在欧洲学者那里，已经跟希腊三贤并驾齐驱。，！

“宗理兄好志向，可惜我兜里盘缠不够，不能一路奉陪到底。”

“……”

这些士子高谈阔论，精气神十足，看得哥白尼心生感慨。

哥白尼问道：“先生，他们在说什么？”

阿夫里尔说：“他们是中国的年轻学者，正在讨论学术问题，还说要到中国的各地去旅行。你看到他们的衣服和帽子了吗？衣服叫儒衫，帽子叫四方巾，在中国只有学者能够穿戴。我认识一个叫黄亮的学者，他的学问非常渊博，我的中国名字就是他帮忙起的。”

哥白尼惊讶道：“我在南方一个叫杭州的城市停留，看到很多人穿着儒衫、带着四方巾。中国的学者这么多吗？”

阿夫里尔也是半桶水：“中国从皇帝到官员都是学者，只有学者才能做行政官。他们有一种考试，孩童就可以参加，要通过很多次考试，才能被皇帝安排官职。”

哥白尼一直居住在波兰，没有读过卡米洛的《东方行记》。

这是一本不断连载的书籍，每过两年寄回一批稿件，固定在意大利进行出版。书中，卡米洛把正德皇帝奉为哲人王，把王渊奉为空前绝后的军事天才、治国大臣和伟大学者。

且摘抄两段——

“伟大的中国皇帝朱厚照先生，决心收复帝国的故土，那里被野蛮的鞑靼人占据。皇帝陛下，派遣他最忠诚的大臣、将军王渊，带着三十万军队前去征讨。赞美伟大的皇帝陛下，他是如此英明睿智，有着一切伟大君王所应具备的美德。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皇帝陛下已经病入膏肓，他在燃烧最后的生命火焰，完成祖先遗留的光荣使命……”

“皇帝陛下是如此聪慧和勤奋，他本来可以有很多妻子，但他只爱自己的贵妃。他不像欧洲的君主，沉迷于奢靡享受，他总是在治理国家，同时如饥似渴的学习着知识。皇帝陛下会几种文字，中文、回文、梵文和拉丁文，我非常荣幸是他的拉丁文老师。他会骑术、箭术、格斗，他还精通诗歌、音乐和绘画，他也研究宗教与哲学，他就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

“在皇帝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在做武器改进实验。在皇帝的领导之下，中国的火枪和火炮，已经比欧洲领先一个世纪。欧洲是愚昧的，是野蛮的，而中国是如此的文明富足。欧洲的国王加在一起，也不及中国皇帝陛下的万分之一……”

“皇帝的疾病非常严重，医生说很难熬过今年冬天。伟大的陛下，没有选择躺在床榻上等死，而是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是的，鞑靼人霸占的土地，已经被伟大的首席大臣王渊收复。王渊阁下总是无所不能，他在战场上从未有过败绩。那些曾经席卷欧洲的蒙古骑兵，在王渊阁下的面前，只是一群瑟瑟发抖的待宰羔羊……”

“在那举世无双的凯旋仪式上，皇帝检阅自己的大臣和军队。他站在城楼之巅，拖着病痛之躯，不断的朝着天空开枪，并命令大臣王渊在城下舞剑。伟大的陛下，就死在那里，死后仍然站立不倒，这是英雄对自己的臣民和军队在做最壮烈的告别……”

哲人王，语出柏拉图的《理想国》，把建设理想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一个道德高尚、思想完备的哲人身上。

这是古代欧洲学者，对君主的终极期待。

《东方行记》在意大利出版之后，迅速轰动地中海沿海，并传到了法国和英国。中国皇帝朱厚照，比王渊的名气还大，被无数欧洲诗人歌颂赞美。

另外，科举制度，也被卡米洛推崇备至，而且刻意忽略所有的弊病。

“中国是学者治理之下的国家，就连最偏远的山村，也会有学校存在。孩童很小就开始读书，有些在十岁以前，便参加了童子试，成为最低级的学者——童生，即幼年学者。然后要去参加县试，成为进阶学者——秀才（或称生员），即优秀学者（或正式学者）……”

“被国家认定为正式学者，就拥有纳税优待。这是对知识最崇高的尊敬，中国就是如此伟大，而欧洲的君主却在迫害学者。在这种优待之下，中国每年都有无数学者诞生，因此中国是文明的、理性的、哲学的、富足的、先进的。”

“成为正式学者之后，他们还要参加乡试，成为出类拔萃的学者——举人。举人已经可以做民政官了，但中国学者有着更高追求，他们绝不仅仅止步于此。”

“最后两步是会试和殿试，每次会试，有成千上万个学者参加，但只有三百到四百人通过。通过会试之人，被授予进士头衔，即卓越的学者。殿试由中国皇帝亲自主持，皇帝和大臣处理政务的地方，会临时作为殿试的考场。一个出身穷困家庭的孩子，只要拥有过人的知识，就能通过考试见到皇帝。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常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国王、贵族、将军、官员，都不是靠血统来决定，而是靠自己的知识决定。”

“中国的首席大臣、伟大将军王渊阁下，便出生于中国最偏僻穷困的山村，他的父亲只是一个卑微的农夫。他通过努力学习，成为一个卓越的年轻学者，十六岁就在殿试见到皇帝陛下。而在欧洲，十六岁的学者，顶多成为贵妇们的座上客……”

这些描述，简直让欧洲学者精神炸裂，将遥远的中国视为心目中的理想国度。

那里有哲人王皇帝，那里知识就是一切，那里是学者向往的天堂。

欧洲再次刮起中国风，而这次跟丝绸、瓷器无关，并且只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在意大利，在法国，学者们谈论着中国的一切，研究卡米洛在《东方行记》中引用的所有圣贤名言。

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在欧洲学者那里，已经跟希腊三贤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