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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八省旱灾与税制改革（第9页）

王渊继续说道：“改粮为钱的地区，少量漕兵和漕工，继续留用运输税银，剩下的全部转为民户！”

“不可，”蒋冕提醒道，“全部转为民户，对王尚书而言，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但对那些漕兵和漕工来说，他们只有户籍，却不能分到土地，全都会变成流民。一下子多出二十万流民，若有宵小振臂一呼，行那陈胜、吴广之事怎办？”

王渊微笑道：“官府不再钳制户籍便可，流民自然都能变成游民。”

“胡闹，”杨廷和坚决反对，“若不再钳制户籍，天下丁粮如何征收？”

王渊说道：“最合理的办法，应该是‘摊丁入亩’。但摊丁入亩肯定无法推行，那就暂时不管。丁粮如何征收，地方官自己会解决，你盯着户籍，丁粮就好征了？”

杨廷和无言以对。

丁粮，即人头税。

康熙说“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不是说国家不提高税收，而是说以某年为定额，今后新增的人口数量，不用再缴纳人头税了。

这八个字纯属废话，就算国家想加征人头税，那也是难以办到的，地方官就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法定人头税越多，地方官就越难完成任务，因此主动瞒报人口，户籍黄册上的人口数量总是难以增长。

雍正搞出一个“摊丁入亩”，人头税因此取消，全国人口顿时爆炸式增长。这并非意味着，真实人口数量打着滚的往上翻，而是百姓和官员愿意如实进行人口登记了。

大明的人头税，主要有三种，即：里甲银、均瑶银和盐钞银（还有其他税种，但可以忽略不计）。

盐钞银，就是按照人口数量，征收食盐消费税，这笔钱需要上交中央。

王渊的新盐法，实际取消了盐钞银，把消费税直接算进盐价里面，零售盐价反而因此下降了。这里面的差额，以前都被私盐利益集团赚走。

里甲银和均瑶银，不用上交中央，属于地方财政收入，也是皂吏们的重要灰色收入来源。

为了逃避人头税，全国产生大量黑户，大明的人口数量，相比开国初年也不怎么增加。地方官和里甲长，全都胡乱摊派，早就不按户籍行事，杨廷和的担忧纯属多余。

几百年后，有个叫马伯庸的学者，从史料中发现一桩奇案，完美显示了大明的人头税有多混乱。

却说，有个叫帅嘉谟的人，在徽州府担任会计员。他发现，徽州六县的人丁丝绢（人头税的一种），全都算在歙县百姓身上，其余五县两百年没交过。

帅嘉谟立即上疏朝廷，把事情捅到都察院。消息泄露之后，帅嘉谟被人追杀，侥幸逃命回乡。

数年之后，帅嘉谟再次回徽州做官，而且官职变得更大，他当然要一雪前耻。五县士绅百姓联合抗税，还把徽州府衙给包围了，事情一直闹到中央。朝廷被迫减税，让六县平摊税收，为了缓解五县怨气，挑起此事的帅嘉谟被罢官充军。

地方如此征收人头税，户籍制定得再好有个屁用！

王渊继续说道：“且不问地方州县，就拿北京城来说，有多少是游民黑户？不如放开户籍限制，允许游民存在，让其户口所在地编撰游民册。本省之内，游民文书，可当路引使用。且只要户籍正当，游民子嗣也可参加科举。”

由于大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涌进城市。这类人，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叫盲流，后来改叫农民工，而大明则称之为“流民”、“游民”。

游民没有法律地位，甚至在城里租房子，房东都能肆意压榨。游民还不敢报官，因为他们是黑户，就算在农村登记了正当户口，到了城里他们依旧属于黑户。

杨廷和问道：“若定游民册，丁粮交给谁？”

王渊回答道：“户口所在地，必须有正当户口，才能登记为合法游民。”

“那还行，”杨廷和说，“可以订立游民册，但不得强制，否则善政也会变成恶政。”

王渊笑道：“这是当然，改革要慢慢来，哪能一步登天？但这次课税改革，部分漕兵、漕工转为民户，地方官府必须为他们制定游民册，保证他们今后的合法生计，否则他们没地又不能进城做工，必然会闹出许多乱子。”

王琼突然提醒道：“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四省，银贱而（铜）钱贵；云南、贵州、四川三省，（铜）钱贱而银贵。若课税征收都算新钱，那如何恒定各地的应缴课税？地方官吏，必然择贵而征，恐祸及百姓也！”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课税征钱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但银价和铜价各地不一，必然要闹幺蛾子。

比如在浙江，银贱铜贵，官吏必然只要铜钱，反而不让百姓用银元纳税，导致银元被排挤到纳税货币之外。

王渊说道：“由各省布政司、总督、巡抚、御史，共同议定折价。根据市面物价情况，三年一议，告之全省，州县官吏不得擅自规定百姓必须纳银或纳钱。”

“也算是个办法。”王琼点头说。

“火耗归公”不用再提了，因为百姓纳税，直接交银元或铜钱，都是官方法定货币，不用熔银子自然没有火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