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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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叔走了（第3页）

晚上，家寧坐在他床边，手里拿著那本帐簿。“叔公，今天我给你读什么？”

“你阿公的帐簿。”他说。声音很小，小得家寧把耳朵贴在他嘴边才听到。

家寧翻开帐簿。帐簿是陈远水的，就是她从永春带来的那本。牛皮纸封面已经发黄了，边角捲起来了。她一页一页地翻著，翻到第一页。

“一九四二年一月，曼德勒，日本飞机炸了，铺子塌了一半。阿圆四岁。”

她读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她读的时候，手在抖，声音在抖。

“一九四三年，在广西。小儿子耳朵坏了，发烧烧的。阿梅哭了三天。我没哭。哭有什么用。”

“一九四四年，在广东。阿圆六岁了。她问我，阿爸到了没有。我说快到了。她又问快到是什么时候。我说快了。她又问快了是什么时候。我说你数到一百就到了。她数了一百，没到。她又数了一百，没到。她数了一整天，天黑了，还没到。她不数了，睡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了。在梅州。阿梅哭了。阿圆也哭了。我没哭。路还没走完。”

“一九四六年一月，到家了。泉州。陈家铺子开了。”

陈水木躺在床上，眼睛闭著，手指在被子上轻轻地叩著。一下，一下，又一下。他在跟著那些字走著，一步一步地走。从缅甸走到泉州，从一九四二年走到一九四六年。他走了三年。他走完了。

“到家了，泉州，陈家铺子开了。”家寧读完了最后一页最后一句话。她把帐簿合上，放在膝盖上，看著陈水木。

他的眼睛闭著，手指不动了。他睡著了。

那本帐簿，陈远水写了一个人的路，家寧读给了另一个人听。不是给陈远水听的，他已经听不到了。是给陈水木听的，他还能听到。他听到他哥的声音在那本帐簿里活著。那些字不是死的，是活的。它们会走路。会从缅甸走到泉州，会从一九四二年走到一九八六年。会从一个人的耳朵里走到另一个人的心里。

陈水木走的那天，是一九八六年腊月。天很冷，巷子里的青石板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踩上去滑滑的，白白的，像撒了一层盐。石榴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禿禿的枝条像老人的手指，一节一节的，关节肿大。铺子里生著炭火盆，炭火红红的，在灰里一闪一闪的，像一只半睁半闭的眼睛。

他躺在床上，穿著那件藏青色的棉袄。棉袄洗过了，领口的螺纹更鬆了，右肩那个洞更大了，里面的棉花露出来更多了。但他穿著它。他穿著他哥的棉袄走的。陈阿圆坐在他床边，握著他的手。手是凉的，很轻，像握著几根乾枯的树枝。她把那几根树枝握在手心里，用她的手温去暖它们。暖不热了。手太凉了，她暖不热了。

“叔。”她喊了一声。他的眼皮动了一下。

“叔，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她把耳朵贴在他嘴边。他的声音很小，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那颗糖，我吃了。甜的。”

他的嘴角动了一下。那是他的笑。笑容很小，不大，不夸张，不露牙齿，就是嘴角微微往上一翘，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草。那根草被风吹了很久了，被风雨吹，被太阳晒，被雪压，被人踩。但它还在那里，弯著，但没有断。它弯了一辈子，没有断。它在他嘴角弯著，弯成了一个小小的、弯弯的、像月牙的弧度。

他走了。

陈水木走的那天晚上，天很冷。炭火盆里的炭烧完了，灰是白色的，细细的，轻轻一吹就飞了。陈阿圆把那根扁担从墙上取下来，放在陈水木身边，放在他的右手边。他没有握，她已经替他握过了。她握了一整夜。她握著扁担，就像握著她阿爸的手，就像握著她叔叔的手，就像握著从缅甸到泉州那三千里路上的每一个脚印、每一个坑洼、每一块石头。她握著它们，它们也握著她。

天亮了。她把扁担从陈水木身边拿起来，重新掛回墙上。扁担掛在墙上，黑色的，裂著几道缝，绑著三道发黑的麻绳。它掛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像一个人，像两个人，像很多人。那些从缅甸走到泉州的人，那些从泉州走到永春的人，那些从永春走回泉州的人，那些走著走著就停下来的人，那些停下来就不再走的人，那些还在走的人，都在那根扁担上。

扁担挑著他们。他们挑著路。路挑著日子。日子挑著人。

她站在扁担下面，抬起头看著它。它的影子投在她脸上，黑黑的，长长的，像一道疤。那道疤从缅甸划到泉州，从泉州划到永春，从永春划回泉州。划了半个多世纪。

他咳得更厉害了，咳得整个人都在抖。床板在他身体下面咯吱咯吱地响，像一扇很久没有打开的门被人推开了。

“我每天都会数到一百。有时候数一遍，有时候数好几遍。我数到一百的时候，就往门口看。看看他有没有回来。他一直没有回来。”

他的声音小了下去，小得快要听不见了。他的眼睛闭上了，呼吸变得均匀了。他睡著了。家寧坐在他床边，看著他花白的头髮，看著他脸上的皱纹，看著他乾裂的嘴唇，看著他放在胸口的枯瘦的手。她伸出手，把他露在外面的手放进被子里，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到他的肩膀。

一九八六年春节，陈水木在陈家铺子过了第三个年。年夜饭还是那些菜——红烧肉、清燉鸡、炒青菜、萝卜汤、炸带鱼、金枣、榜舍龟、一碗麵线。面线是陈阿圆做的，鸡汤底，上面臥著一个荷包蛋，放在陈水木面前。面线很长，一根一根的，像无数条细细的、白色的路。他低头看著那碗面线，看了很久，用筷子夹起一根，慢慢地吸进嘴里。面线很滑，一吸就进去了，不用嚼，直接咽下去。

“叔，你多吃一点。你太瘦了。”陈阿圆把一块红烧肉夹到他碗里。

陈水木看著碗里那块红烧肉。肥的，亮的，红褐色的，冒著热气。他夹起来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了。“好吃。跟你阿爸做的一个味道。”陈阿圆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我阿爸会做红烧肉？”

“会。在缅甸的时候，他经常做。他的红烧肉不是用酱油烧的，是用一种黑黑的、稠稠的酱，缅甸人叫『鱼露。那个味道跟酱油不一样，咸得多，鲜得多。他每次做红烧肉，整条广东大街都闻得到。隔壁卖布的陈叔、对面卖米的李伯、巷口的剃头匠老王，都过来蹭饭。你阿爸不恼，一人一块，分著吃。分到最后，他自己一块都没有了。他端著空碗站在灶台前，看著锅底剩下的汤汁，用馒头蘸著吃了。”

他笑了一下。嘴角的纹路变深了，像乾涸的河床忽然被水漫过。

陈阿圆放下筷子，看著他。“叔，你还记得缅甸什么？”

陈木水想了想，想了很久。

“我记得曼德勒的广东大街。街不宽，两个人並排走就占满了。两边铺子一家挨一家，卖什么的都有。早上天不亮就有人开门了。门板卸下来的声音，哗啦哗啦的，像有人在泼水。街上瀰漫著各种味道——茶叶的香、鱼露的腥、金枣的甜、菸草的呛、汽油的刺鼻。还有你阿爸的铺子里飘出来的味道。他的铺子不大，门口的招牌是一块蓝布，蓝布上写著四个字——陈家铺子。”

他的手在空气里比划著名。

“你阿爸的阿爸——就是你阿公——也在铺子里帮忙。你阿公不爱说话，整天坐在门口，手里拿著一把蒲扇。他穿一件白色的背心，背心很薄，能看到他背上的骨头。他不跟人说话，但有人经过门口，他会点一下头。点了头，又低下头去看地上的蚂蚁。”

陈阿圆的眼睛湿了。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阿公。她出生的时候，她的阿公已经死了。死在缅甸，死在日本人轰炸曼德勒的那一天。陈远水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这些。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他的父亲是怎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死在哪一天，有没有人在他身边，有没有人帮他闭上眼睛。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