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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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菲让我陪她去做基因美容，她说，“冬天就要来了，皮肤要有足够的水份。”我说你二十多岁根本不需要美容在我眼里你永远是美丽的，她笑着说女人是为男人活着的，我是为你做美容的，舍不得花钱了？我说，“那你三十岁以后四十岁以后怎么办呢？”她咬着耳朵说，“打羊胎素，张国荣梁咏琪等香港明星每星期打一针，不就十几万港币一针吗？”我说，“看来我是要练一练抢银行了。”郁菲将一枚提子塞进我的嘴里，“我是跟你说着玩的，不过你能有抢银行这份心，就够让我开心的了。”我陪她做完所谓的基因美容后，她买了一条围巾送给我，她说，“冬天快要来，鄂尔多斯羊绒，280块钱。”我说太贵了，她搂着我的脖子说，“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嘛。”

郁菲使我的生活不再像书籍的版面一样呆板，她用她的方式瓦解着我农民的生活习性，我在浪漫而轻松的氛围中就对生活有了另外一些认识，原来生活也可以是梦幻一样的随心所欲的。她的生活中没有沧桑感，没有仇恨感，她活在情绪中，即使对最凶恶的敌人也只会有情绪上的不满，她好像一生下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愤怒。我不敢破坏她的情绪，情绪不好就是她人生最大的灾难，所以我从来不在她面前提寻找舅舅的事，即使说了，她也无法理解我对舅舅的情感。

我又打电话给老家县城的那位同学，让他再去我乡下了解一下舅舅是否回去了，同学第二天给我回话说，我舅舅已经回去了，但没见到人，舅舅在县城打工。

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如果舅舅在省城四处流浪，甚至沿门要饭，我就是一个真正的罪人了。可舅舅快七十岁的人了，还在县城打工，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叫同学一定要在县城找到我舅舅，让他给我通一次电话。

一个星期后，舅舅终于在我同学那里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对我没有任何埋怨，声音很爽朗地对我说，“不是我不去找你，而是你工作很忙，总不能让你整天陪着我找骗子吧。”

我对舅舅说，“你这一个多月在省城是怎么过来的？你该不会去要饭吧？”

舅舅说，“没有要饭，住在汽车站旁边的地下室里，每晚六块钱，吃饭也就将就一点，一个馍，一缸子水就够了。最倒霉的是没找到骗子。”

我在电话里对舅舅说，“舅舅，我对不起你！”

我隐隐感到晚报上那个乞丐就是舅舅，他的左手在一次开山炸石时炸断了两个手指，我不知道那个手有残疾的乞丐是不是左手断了两个手指。舅舅宁愿要饭，也不向我这个外甥寻求帮助，我有一种万劫不复的罪恶感，舅舅说他没有要饭，我心里稍有安慰。

我舅舅是一个固执而又极要面子的人，小时候我在他家度难的时候，一次我跟村里小伙伴去村里一户人家偷桃子，被当场活捉，舅舅当着主家的面，狠狠地抽了我两个耳光，我哭着说，“舅舅，我饿。”晚上回到家里，舅舅将家里准备用来换油盐的鸡蛋煮了一个给我吃，他摸着我的头说了一句话，“饿死也不能去偷，丢人呀！”我看到舅舅眼眶里泪水在打转。那天晚上，我的表弟表妹们流着口水看我吃了一个鸡蛋，我当时没有注意到他们痛苦和嫉妒的表情，只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鸡蛋。这么多年来，我对鸡蛋一往情深，在我离婚的那一段日子里，我每天都靠吃鸡蛋过日子，鸡蛋是一种孤独中安慰，鸡蛋是一种绝处逢生的象征。

舅舅在电话里声音像土地一样扎实，“你说对不起我就有点见外了，一家人哪能说这样的话呢。当初真该听你的话，骗子是找不到的，要是早点回来打工，还能早些把乡邻们的损失补回来。”

我说，“舅舅，你在城里打什么工？”

舅舅说，“在建筑工地扛水泥，你放心，我身体还硬朗着呢！”

我的鼻子有些发酸，“舅舅，你都快七十的人，还扛什么水泥？”

舅舅说，“捡破烂一天只能挣五六块钱，扛水泥一天能挣十四块，不要两年，我就能把乡亲们被骗的五千块钱还上了。”

我说，“舅舅，你回去吧，你被骗的钱，我跟表弟帮你还，回家去吧！”

舅舅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说，“你有这份心就够了，骗子是我带到村里去的，祸是我闯下的，我得自己还。”

我说，“等我把手里的这本书编校完，我就回去，我给你送钱去。”

舅舅说，“我扛水泥把钱还上，就是向村里人证明我不是骗子，用你们的钱还，别人会说我从省城找到了骗子拿回了现钱，甚至还会怀疑我跟骗子联手干的。”他最后说了一句二十年前相同的话，“饿死也不能丢人呀！”

我默默地放下电话，舅舅步履蹒跚地在工地上扛水泥的形象每天都出现在我的案头出现在我的稿件上，我校对的差错率居高不下，已是冬天了，舅舅脸上的皱纹在寒风雕刻下越来越深，他脖子上挂一条发黑的毛巾，汗水在冬天空气中结冰。舅舅残废的左手非常吃力地托举起水泥包，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向不属于自己的楼房和空间。我每天神经都有一种撕裂的疼痛，而郁菲却不遗余力向我叙述基因美容的特殊效果，她美丽的脸在我的面前变得细腻而苍白，我无法感受和享用基因带给我的激动和兴奋，我敷衍着冬天的爱情，沉默的表情由此及彼。

郁菲隐约感觉到了我某种分裂的意志，她也就不再多和我说话，我们按部就班地接吻做着男女间做的事情，这种弄虚作假的表演使我有几次差点崩溃，而郁菲比我更有耐性，也许她是没有觉得生活中出现了某种深刻的危机，她也许觉得我只是周期性的情绪不高罢了，就像她们烦燥的月经期。

冬天在我们的窗子上开始，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看到窗子上结满了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