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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有一位叫民俗的导游（第1页）

天津城，有一位叫“民俗”的导游

民俗是一座城市的简介。

它像一阵氤氲的芝兰之气，既浓得化不开，又轻得无踪迹，寻找它，其实也不麻烦，它就藏在那味道独特的方言土语的上扬抑或下坠的尾音中，就刻在那沿街临河储存了无数故事和传说的大小房子的砖缝里，而且，这种特色、这种风格，听上一声、看上一眼，立刻就能判断出来，就好比江南小镇一定是小桥流水、石巷茶楼；北国城郭注定有宽街大路、木房巨窗，天津的城市样图、天津的识别标签，也处处突兀着河文化、海魅力的烙印，仿佛一个婴儿的胎记，尽管会随岁月的年轮而深刻、而黝黑、而厚重，但纹路却是亘古不变。

八十多年前，有人写过一篇叫《有趣的天津卫》的文章登在报纸上，透过作者的眼光，几笔白描，勾勒出天津人生活中的种种韵味——

住在天津的人，总不会感觉到这个地方的特点，不知不觉地长久住着。但是叫一个初到天津的人看来，都是些很有趣味的事……

下了火车走出车站来，第一个使我认识天津的便是许多人站着喊“胶皮”。这个名词在北平是没听见过的，在别处恐怕也很少听到。“洋车”是北平常用的，“黄包车”在上海流行着……坐上了胶皮，才发现每个车后面都带着一个三根铁条做的叉子，两边的泥水板上也多一层垂直的边缘……

天津的房子——自然是平民的房子，我们不去说那租界的高楼大厦，那不是天津的本色。多半是整砖盖的，用灰墙的很少，这是因为天津的砖价不很贵，而同时用灰墙又需要较多的工价。他们的房子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好用拱洞，就是很小的窗子也要用墙搭起一个拱洞来……

他们喜欢把门开在山墙上，尤其喜欢在一个墙的转角时做一个圆的弯，而在这里开一个门……

天津的女人——乡下女人——好穿红的裤子或短衣……

天津人见面时不请安不鞠躬——不作身体上的任何表示，只是口中说话问好……

差不多了，穿着的偏好，住房的风格，直俗的口语，几乎就是一组完整的剪影，各自成章，又相互连贯。“这个地方的特点”一一暗合了民俗的要件，而那些“很有趣味的事”又无不是由民俗折射出来的外象，仿佛滴滴琥珀，凝固着一个个瞬间的截面……

如果用民俗的模具衡量，天津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城市。

且不说缭绕轻飘的天后宫的香火、红星耀目的文化街的灯笼；且不说咬一口吱溜一兜油的“狗不理”包子、掰一下耳边咯嘣脆的“十八街”麻花，单是那天津话的韵味、天津城娶媳妇的喜气、天津人穿衣服的精神儿，就足以把个天津的民之淳、俗之醉诠释得字正腔圆。

如果把一座城比作一部书，那么，山河是她的纸张，民俗是她的墨香。

在我看来，天津民俗味道杂，精华取八家。

与那些历史穿越千年的古城相比，天津的简历是名副其实的简历。共识的定论是，天津建卫始于“燕王扫北”。朱元璋称帝后，仿古封藩。四子朱棣因握有重兵，且屡建战功遭至忌惮。为了削其实力，洪武三年，朱元璋封朱棣为燕王，令其率大批老弱残兵到北京、天津一带戍边。据说，当时募兵的标准是“弱冠不挑，而立不去，天命之年随军去”，也就是说，跟在朱棣身后的都是拉家带口的“胡子兵”。《天津县新志·汪来传》载：“明初有戍天津者，因家焉”。这些人，可以说，是天津卫的第一代带有明显随军家属性质的居民。

《元史》记，延祐三年（1316），“改直沽为海津镇”。金元时期，天津的土著居民主要集于三处：一是三岔河口，金太宗六年（1234），高松、谢实等18人奉旨在此造盐；二是大直沽的造盐酿酒之家；三是侯家后的沿河而居者。《卫志·毛恺德政碑》记：“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这足以说明自明朝初期，天津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军经商的吴人成了天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不仅语言被原汁原味地带过来，更主要的是，习俗，作为一种约定并认可的行为方式，也成为公众生活中人人遵循的规定动作。

如果把一座城比作一部书，那么，山河是她的纸张，民俗是她的墨香。

在我看来，天津民俗味道浓，处处吹河风。

城不在大，有河则灵；河水一响，黄金万两。元代国子监祭酒张翥有诗云：“晓日三汊口，连樯集万艘。”这里自然有诗人的夸张，但是，古海河上帆影频动、桨声铿锵的喧闹确是天津老城繁华的写照。史料载，天津的漕运规模，元代时常年在200万石，明代时最高年份在400万石，仅承担河漕的运丁就达到12万人。

元明时代，输货载人，只有水陆两条路，而河运，因其载重量、距离以及速度都要优于陆运，更诱人的是，河海水运仅相当于陆运费用的10%，“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看看，这是多高的效率，这是多闹的繁华，所以，有河穿城、有海围城的天津，一开始，就有了后来居上、凸为重镇的得天独厚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