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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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定下来的人选，简历很普通，甚至可以说寡淡，任苒，二十七岁，来自南方某个在地图上要放大好几倍才能找到的小镇，从小就是小镇做题家，挑不出毛病，最后考上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专业是工商管理，毫无特色。

毕业后的记录开始变得断续，先是连续半年投出的简历石沉大海，面试了几次都在最后环节被刷下来，然后有段空白期，持续四个月。

再有轨迹的时候，她去了西南山区某所小学支教，附件里有几张照片：她站在褪色的黑板前，身后是孩子们模糊的笑脸，阳光从破旧的窗户照进来，把她半边身子镀成金色。照片像素不高，能看清她脸颊被高原日照晒出的淡淡晒斑。

支教结束，她又回到了城市，求职记录再次更新，时间跨度更长，投递岗位从专业对口逐渐扩展到文员，行政，甚至前台。

最新一封邮件是三天前发出的，语气疲惫而克制，她说家里在催她回去，老家小镇上有个文员职位，月薪三千五，稳定，清闲，够生活。

邮件的最后一段，她写了句没头没尾的话，像自言自语，又像终于忍不住的宣泄：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不是早就被什么东西抛下了，不是某个人，是这个时代本身，它跑得太快了，我低头系个鞋带的工夫，再抬头，就只剩下扬起来的尘土了。

任苒一直在打工。

她有时候一天要打几份工。

早上起床，骑共享单车去快递分拣站，手套磨破了好几双，指关节处总贴着创可贴。

中午蹲在仓库后门的台阶上吃盒饭，六块钱一份，米饭上盖着薄薄一层土豆丝，她吃得很快，吃完还要赶去下一处。

有人问过她，为什么不全职做一份，写字楼里那些行政文员，朝九晚五，听上去体面又稳定。

任苒说其实就算全职，也不过几千块，还会占据她所有的时间。

扣掉五险一金，再扣掉房租水电，剩下那点数字单薄得可怜，而且工作量并不轻松，无穷尽的表格，会议纪要，端茶递水，还有同事间那些需要费心应对的微妙关系。

并不比她现在这样轻松。

日结的工资攥在手里是实的，汗水换来的，不拖不欠。

任苒有时候会想起大学，图书馆靠窗的位置，下午的阳光透过梧桐叶缝隙洒在摊开的专业书上，光斑随着风轻轻晃动。

那时候真好啊，时间像用不完，烦恼顶多是期末论文查重率太高，或者今天有不喜欢的专业课。

好像所有的难题都被一道无形的墙挡在了校外，墙内是柔软的草坪，廉价的奶茶，和漫无边际的关于未来的幻想。

然后毕业照快门按下的那一秒，墙就塌了。

不是缓缓倾倒，是轰然巨响，灰尘弥漫里，所有东西都赤裸裸地扑过来。

生存里，银行卡余额永远比想象中消失得快。

家里人电话那头的叹气一声比一声重，两性关系里相亲对象打量货品般的眼神，曾经夜谈的朋友渐渐消失在城市的另一头。

事业，这个词甚至太大，任苒只敢称之为工作，一份用来糊口的东西。

她知道自己没有情商，聚餐时接不上俏皮话，领导暗示时反应总是慢半拍，她试过学，看那些教人情世故的书，记笔记，对着镜子练习微笑的弧度，可一到实际场合，那些背好的台词就卡在喉咙里，变成笨拙的沉默。

任苒能确定的是，自己爬不上去，天花板就在头顶，很低，伸手就能碰到，冰冷坚硬。

现在她固定做两份工，白天的快递分拣，四个小时，机械性地扫码，分类，扔进对应的筐。

传送带永不停歇地转动，包裹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淹没过膝。她不用思考，只需要重复动作，有汗水就抬手用袖口抹一下。

晚上是游戏陪玩，租来的隔音效果很差的单间里，她戴着耳麦，跟着屏幕那头的指令跑图，加血，背景音里总有隔壁情侣吵架的摔门声，和楼下烧烤摊模糊的喧哗。

她也做过别的。

给小学生补习数学，在便利店值夜班，甚至发过传单，厚厚一叠塞进路人车筐，大部分下一秒就被扔进垃圾桶。

但很奇怪，她最不讨厌的，反而是快递站那份纯粹的体力活。

身体累到极限的时候，大脑会放空，那些盘旋不去的焦虑，羞耻，对未来的恐慌，都被沉重的包裹压碎了，碾进肌肉的酸痛里。

她抱起一个又一个纸箱，重量真实地压在臂弯，呼吸里全是灰尘和胶带的味道，在那几个小时里，她什么都可以不用想。

世界简化成简单的指令：搬起，放下，分类，重复。

负面情绪像污水，在体力的消耗里被一点点滤清，虽然只是暂时的，虽然下班后它们又会慢慢回流，填满四肢百骸。

但至少那几个小时，她是干净的，像一台只执行基础程序的机器，磨损，但不再内耗。

任苒坐在苏木家客厅那张有些旧了的布艺沙发上。她坐得很直，背没有完全靠下去，双手平放在膝盖上。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试了两年，大家都说我不够脚踏实地，去尝试别人说有趣的事，烘焙，插花，徒步，甚至报了很贵的油画班。”

“颜料沾在手上洗不掉，画出来的东西像一摊打翻的调色盘，老师说我缺少天赋，我想，可能不只是天赋。”

“于是我只能做自己稍微擅长一点的。”她说，“那就是继续读书，考试，至少这件事，我知道该怎么做，翻开书，划重点，背下来，在答题卡上涂满正确的选项，它有标准答案，对错分明，所以我一直在存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