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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伍德的建筑商案1（第2页）

莱斯特雷德看了看自己的怀表。“我给你半小时吧。”他说。

“我得先解释一下，”麦克法兰先生说，“我一点都不了解乔纳斯·奥尔达克先生，他的名字我倒是熟悉，因为我父母多年前就认识他，但后来彼此疏远了。因此，昨天大概下午三点钟，他到我的事务所时，我感到很意外。但是，当他说明来意后，我感到更加震惊了。他手里拿着几页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潦潦草草地写着字——就是这几张纸——放在我桌上。

“‘这是我的遗嘱，’他说，‘我想要请您，麦克法兰先生，把它拟成正式的法定格式。您草拟文稿时，我就坐在这儿。’

“我开始抄写他纸上的遗嘱，但您可以想象得到，我发现，除了有一定保留外，他要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给我继承，这时候，我多么震惊。他像一只怪异的小雪豹，长着白色的眼睫毛。我抬头看他时，他那双敏锐的灰色眼睛正盯着我看，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看到他遗嘱上的条款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说他单身，亲戚都不在了，年轻时就认识我父母，常听人说我是个值得信赖的年轻人，相信如果把钱交给我，他可以很放心。当然，我只有忙不迭地感谢他。遗嘱拟好了，签了字，由我的秘书在场见证[6]，就写在这张蓝色的纸和这几张便条上，我对他说，这只是一份草稿。接着，乔纳斯·奥尔达克先生说有很多文件我得看看——都是些建筑合同、产权证、抵押凭据、股权证什么的。他说只有把这些事情办妥了，他心里才会踏实。他还请我晚上带着那份遗嘱，到他位于诺伍德的家中去，安排一些事情。‘记住，我的孩子啊，在事情办妥之前，即便对您的父母也不能吐露一个字。到时候我们给他们两人一个小小的惊喜吧。’他特别强调这一点，并要我发誓，绝不食言。

“您可以想象得到，福尔摩斯先生，凭着我当时的心情，他无论向我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不会拒绝的。他是我的捐助人，我只想认认真真地帮他完成心愿。于是，我发了一封电报回家，告诉父母说我手头有重要的案件要经办，说不准几点回家。奥尔达克先生说，晚上九点和我共进晚餐，因为这之前他到不了家。但他住的地方很难找，将近九点半我才找到。一进门，我发现他——”

“等一等！”福尔摩斯说，“谁给您开的门？”

“一个中年妇女，我猜想，应该是他的管家吧。”

“我猜，他提到了您的名字吧？”

“一点没错。”麦克法兰说。

“请接着说。”

麦克法兰擦了擦他额头上的汗，继续叙述：

“那个妇女把我领到起居室，里面已经摆好了简单的晚餐。晚餐过后，乔纳斯·奥尔达克先生带我到他的卧室，那里放着一个挺沉的保险柜。他从里面拿出一大堆文件，我们一起看了起来，直到十一点至十二点之间才看完。他提醒说，我们不能吵醒管家，让我从他的落地窗出去，那扇窗子一直都是开着的。”

“百叶窗放下来了吗？”福尔摩斯问。

“我不能确定，但我想应该只是半开的。对，我记得，为了打开窗户，他把百叶窗往上拉了起来。我找不到自己的手杖，他便说：‘不要紧，孩子啊，我希望以后能经常看到您。我会保管好您的手杖，您下次过来拿吧。’我走了。离开时，保险柜还开着，我把那些文件一小包一小包地整理好，放在桌上。太晚了，我回不了远在布莱克希思的家中，于是在安纳雷·亚姆斯旅馆住了一宿。关于乔纳斯·奥尔达克先生，我知道的就这些。而关于那桩恐怖的案件，我是今天早上看了报纸后才知晓的。”

“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福尔摩斯先生？”莱斯特雷德说着，麦克法兰叙述他不同寻常的经历时，他皱了几次眉头。

“等我从布莱克希思回来再问吧。”

“您是说要去下诺伍德？”莱斯特雷德说。

“噢，是的，毫无疑问，我说的就是诺伍德。”福尔摩斯说，诡秘地笑了笑。尽管莱斯特雷德口头上不愿承认，但从以往多次的接触中，他知道，福尔摩斯的脑子如锋利的剃刀，异常敏锐，任何在他看来不可理解的问题，福尔摩斯都能迎刃而解。我看见他好奇地看了我朋友一眼。

“一会儿我想跟您说几句话，福尔摩斯先生，”他说，“行啊，麦克法兰先生，门口有我的两位下属和一辆四轮马车在等着呢。”可怜的年轻人站起来，走出房间时，哀求地看了我们一眼。警察带他上了车，莱斯特雷德留了下来。

福尔摩斯捡起写有遗嘱的草稿纸，饶有兴致地看了起来。

“文稿上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莱斯特雷德，对不对？”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文稿推了过去。

警官看了看那些问题，表情茫然。

“我只能看清前面几行、第二页的中间部分最后一两行，因为这些字迹很清楚，”他说，“但剩下的写得太糟糕了，有三处我根本看不出是什么字。”

“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福尔摩斯问。

“对了，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看这是在火车上写的。容易辨认的字说明火车进站停住了，不易辨认的字说明火车在运行中，特别难辨认的字说明火车经过铁轨的接口。有研究能力的专家立刻就可以做出判断，这是在一条郊区铁路线上草拟的，除了在快到大都市的郊区，其他地方的铁轨没有这么密集的接口。如果他整个行程中都在起草遗嘱的话，那他乘坐的应该是趟特快列车，只在诺伍德和伦敦桥之间停过一次。”

莱斯特雷德开始哈哈笑了起来。

“您一旦开始讲起您的理论来，一套一套的，我都应接不暇了，福尔摩斯先生，”他说，“但这如何同本案沾得上边呢？”

“是啊，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那年轻人所说的话。这份遗嘱是乔纳斯·奥尔达克昨天在旅途中草拟的。真是不可思议啊——难道不是吗？——如此重要的文件，有人竟然会这么轻率地就草拟了。这表明，他认为，这东西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如果某人起草了一份遗嘱，而他又不打算让遗嘱产生效用，那他可能就会这么来处理的。”

“是啊，他同时替自己起草了死亡判决书。”莱斯特雷德说。

“噢，您是这么认为的？”

“难道您不这么认为吗？”

“是啊，这很有可能呢。但是，我觉得案件还是不明朗。”

“不明朗吗？那行，如果这还不明朗的话，什么样的情况才是明朗的呢？有个年轻人，突然得知，某个上了年纪的人如果逝世了，他便可以继承一笔财富。他会怎么办呢？他会对任何人都缄口不言，但安排好了，当晚借机去拜访他的委托人，一直等到唯一的外人睡着了，只剩老人单独在房间的时候，把老人杀了，还把尸体扔进木料堆里焚毁，然后离开，走向附近的一家旅馆。房间里和手杖上沾有少量血迹。他大概以为自己行凶没有留下任何血迹呢，于是就想毁尸灭迹——由于某种原因，那些痕迹一定会指向他。这一切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我突然觉得，聪明的莱斯特雷德啊，就因为有点过于显而易见了，”福尔摩斯说，“您才不会在您其他了不起的素质基础上添加点想象力。但是，如果您能够站在那个年轻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您会在遗嘱草拟的当天晚上就去实施犯罪吗？把两件事情之间的关系弄得这么密切，这难道对您来说不是危险的吗？还有，有仆人开门让您进屋，您会在有人知道您在场的情况下下手吗？最后，您会吃尽苦头去掩藏尸体却把自己的手杖落在那里作为您犯罪的证据吗？莱斯特雷德，您得承认，这一切都不可能啊。”

“至于那根手杖，福尔摩斯先生，您和我都清楚，罪犯通常会惊慌失措，在现场落下点什么，当然，头脑冷静的人可能不会这样。麦克法兰很可能是不敢回去拿。对此，您再给我一个符合事实的解释吧。”

“我可以轻而易举给您提供五六种解释，”福尔摩斯说，“比如，以下这种就是很可能甚至是非常可能的解释，我免费送给您，就当是礼物吧。上了年纪的人正拿出一份很有价值的文件来，这时，一个路过的流浪汉正好从窗外经过，窗户的百叶窗帘只拉下一半。律师走了，流浪汉进来了，在窗户外头他就发现了屋里有根手杖，于是他拿起手杖，打死了奥尔达克，把尸体烧掉以后，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