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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国绝版名臣（第1页）

第十章中国绝版名臣

一、主持新政，清末一哥

被迫变法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完全沦为帝国列强的统治工具，这深深地刺激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每一个中国人都从心灵深处发出强烈而悲哀的呼唤：我的冤家，我的大清，你快点变法图强吧，我们真是受不了你啦，你要是再不图强，那我们就完全沦为列强殖民了啊，到那个时候，你还统治什么啊？

除了中国民众的呼声外，康有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对清政府的统治越来越不满，并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意图推翻清王朝。

更重要的是，帝国列强也要求中国变革图强，他们不愿意让一个毫无变化的朝廷回到北京。对他们而言，这种固守传统而不求进取的朝廷，没有油水可捞。换句话说，慈禧和朝廷如果不变法图强，不推行新政，那他们就不要回京了。如果真是这样，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冬月二十九日，慈禧和光绪就回到了北京。

迫于国内外局势和舆论的压力，慈禧也从思想深处接受了变法图强。特别是经历这次战争后，她越发觉得，中国若不再变法图强，不仅永无出路，她和清王朝也无法继续维系其统治地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腊月二十日，也就是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的第十三天，为了讨好列强，平息舆论，慈禧下了一道罪己诏，并宣布变法：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法令不更，锢（旧）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一切政事，尤需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取外国之道可以补中国之短……

内外臣工，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慈禧对变法的积极态度。她意图通过变法来平抑国内外舆论，平息保皇派和革命派的政治风暴，进而振兴濒临灭亡的满清王朝。她的出发点是好的，可结果能如她所愿吗？我们拭目以待。

清末一哥

早在慈禧发布变法令之前，张之洞就有这个主张。慈禧下令变法后，他就致电在西安的姐夫、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鹿传霖：“欲救中国残局，唯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鹿传霖思想保守，此前他还劝张之洞不要仿效西法，慈禧却认为张之洞说到了点子上。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初三，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具体筹划新政，并委任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荣禄、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鹿传霖、工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瞿鸿禨（后补）为督办政务大臣；同时委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后补）为“参预政务大臣”。

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督办政务大臣除李鸿章外，其他人均为朝臣，朝臣向来是光说不练，吃吃闲饭，即使开练，也只是搞搞文件，实事不干。而参预政务大臣则都是疆臣，疆臣相对于朝臣而言，能干实事，可干大事。因此，新政的推行与落实，就全落在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这四个疆臣身上了。

然而，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了，刘坤一也于次年九月初五去世了，剩下的疆臣和新政推行者，也只有张之洞和袁世凯两人了。

没错，就是张之洞和袁世凯扛起了清末新政。但袁世凯的资历、名望和执政水平，都不能和张之洞相提并论。那么，推行新政的主角就是张之洞了。

从这时起，张之洞真担当起了主持清末新政的重任。他因此成了朝廷柱石，清末一哥！

主持设计新政

张之洞不仅是清末新政的主持人，也是新政的总设计师。

慈禧令内外臣工就变法一事“各知所举，各抒己见”后，张之洞就同刘坤一商议拟定变法章程，可这并不是刘坤一的强项，刘坤一恭维他说：“老弟你的经济文章，一时无双，就不要过问我啦，在这方面你是老大，你写好后我补充一下就行啦。”

张之洞不再推辞，于是他静下心来，埋头苦搞了一个月，终于写就了一道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江楚会奏变法三折》长达4万字，分别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以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和《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一条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上了第一道《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在这道折子中，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认为人才成于教育，而教育是变法改革的首要任务，有道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因此，就教育改革问题，他提出了四条措施：设立文武学堂，改革文科，罢停武科，鼓励留学。

随后，他又上了第二道《遵旨筹议变法，谨以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在这道折子中，他认为欲行新法，必先除旧弊，因此提出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

紧接着，他又上了第三道《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在这道折子中，他重申效仿西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籍。

这三道奏折所提出的变法内容和措施，有一部分张之洞已经实施过，属于洋务范畴，现在旧事重提，只是因为朝廷以前没有重视和推广。现在提出来，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有一部分是维新派提出来的，因为戊戌变法失败，此后又遭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些变法措施一直没有实施，现在重新提出来，就是要重新实施。

张之洞思想进步最大的地方，莫过于他提出“定矿律路律商律刑律”。封建社会，法制建设极不完善，国家大法形同虚设，更别提行业法规和刑事法规了。张之洞提出制定这些法律，其实是把封建专制推向法制，而法制包含多层意思：公平、正义、合理、人性……

张之洞制定的新政措施高屋建瓴，全面新颖，既符合时局发展，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意愿，因而得到了朝廷和慈禧的高度赞赏。慈禧看后，决定将其作为清末新政大纲实施，下令“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

看到这里，我们应该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新政包括了维新派康有为等人的主张，康有为等人推行维新变法的结局人所共知，而维新派的主张被张之洞提出来却得到了慈禧的大加赞赏和推行，张之洞也因此被推崇为清末新政的总设计师和主持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同一件事情，面对同样一个人，让不同的两个人来操作，其结局咋就差得那么大呢？我认为，康有为和张之洞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做事情的方式上。康有为等人过于激进和犯上，而且思想不成熟，做事不稳健。有道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口吃不了大胖子。搞政治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否则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既毁灭了自己，也给革命带来了损失。

张之洞则恰恰相反，他机智圆滑，左右逢源，进退有据，审时度势。他既有政治家的深思熟虑，懂得凡事三思后行，也有改革家的开阔眼光，时刻保持着洋务派首领的先进性。在改革的路上，他没有因循守旧，也没有过度激进，有的只是循序渐进，征服各方。难怪，慈禧和梁启超都称他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