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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丘东平等人的七月派小说（第1页）

三、丘东平等人的七月派小说

七月派作家虽然不像诗人那样群星灿烂，却产生了路翎这颗光照现代文坛的大星。在专门讨论路翎之前，我们先分析一下七月派其他作家的小说。彭柏山（1910—1968），原名冰山，湖南茶陵人。早年在湘鄂西参加红军，后经胡风引见成为鲁迅学生。1934年底被捕入狱后，鲁迅嘱托胡风为其寄钱、衣服与药品，胡风还将他发表的《崖边》《皮背心》等短篇小说编成《崖边》集出版。他协助皮定均在淮海战场上驰骋纵横，官至24军副政委。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中官职最大的，被捕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文革”中在河南农学院被乱棍打死。贾植芳（1915—2008），山西襄汾人。他说自己是吃着鲁迅的奶长大的，他在《希望》上发表的小说《我乡》，被胡风称为感人的抒情诗，从中也可以看出鲁迅《故乡》的影响。胡风把他的短篇小说集《人生赋》编入《七月文丛》。他在国民党的牢狱中为了胡风不被追捕，声称不认识胡风；当胡风被打成反革命让他揭发时，他又说胡风是自己的朋友：他为中国文人保留了不多的一点正气。

彭柏山是非常富有道义感的人，1941年他从殉国的丘东平那里得到了其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茅山下》，在行军与战斗中都背着遗稿，直到三年后付梓。丘东平（1910—1941），原名丘谭月，广东海丰人。早年参加过澎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1932年在上海参加“一·二八”抗击日寇的战斗，同年与胡风相识。抗战前的短篇小说收入到《沉郁的梅冷城》与《长夏城之战》中，抗战开始他的小说大都在《七月》上发表，并能代表七月派小说的风格。

郭沫若在抗战前对丘东平小说的审美特点评论说：“技巧几乎到了纯熟的地步”，“大有日本的新感觉派的倾向，而于意识明确之点则超过之”，并且具有“散文诗的风味”。在艺术上很挑剔的卞之琳在20世纪80年代的《读书》上发表《星水微茫忆〈水星〉》，回忆当年他与靳以都很看好丘东平的散文式的短篇小说，认为他的小说风格“似粗而细，似直而曲，节奏快而韵味长”。那么，为什么丘东平投到胡风门下，成为七月派作家？除了胡风人格魅力的感召，还与鲁迅的影响有关。他的小说当然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用他的话说就是“尼采的强音，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与《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鲍特莱尔的暧昧”，加上巴比塞的格调。他对鲁迅早逝非常难过，写了“导师丧失”四个字摆在桌上。而且他喜欢的外国作家除了后起的巴比塞，其他都与鲁迅有点关系。尤其是“尼采的强音”既是鲁迅作品所贯穿的，也是丘东平小说所追求的。

正是有了这些契合点，所以丘东平很快就与胡风成为在通信中无话不谈的朋友。一方面，胡风通过《七月》的座谈会，将丘东平的作品“对于现实的拼命的肉搏”作为七月派小说创作的旗帜；另一方面，这种评论加上胡风的通信又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丘东平的小说创作。结果就是后来胡风在《忆东平》中所说的，丘东平是对“我们底思想要求最终地要归结到内容底力学的表现”“理解最深的一个”。丘东平幸亏死得早成为烈士，否则以他与胡风的密切关系及其桀骜不驯的个性，1938年参加新四军后对叶挺、项英等真实人物的描绘，想不成为“反革命集团的骨干”都难。不过反胡风还是影响了对于丘东平小说的评价，在很长时间里文学史没有给予他的小说以应有的地位。

《通讯员》是丘东平20多岁创作的成名作，表现出与当时的战争或革命小说迥然不同的风格。主人公是区里的通讯员林吉，奉命将一个革命少年从江萍带到梅冷，然而在通过敌人关卡时，少年听到盘查声因恐慌而从山坳失足被敌人抓去杀了，林吉则逃回来了。此后他陷入无休止的心理自责与痛苦中，他的眼前不断浮现出敌人残害少年的图景。众人对他的劝告反而加重了他心灵上的痛苦，最后他以自杀来摆脱这种痛苦。小说在表现革命正义时，也在深入思考革命、战争与人的死亡的悲剧，表现了人性的主题。《多嘴的赛娥》写的是一个名叫赛娥的弃婴，被人捡去当童养媳，她经常因多嘴多舌而挨打。她逃到乡下，参加群众集会，开始被怀疑为城里派来的暗探，然而经过苏维埃政权妇女部的教育成为一个革命者，并在雪天被派到敌人的哨卡处，充当革命的暗探。被敌人抓捕后，一向多嘴多舌的赛娥此时却变成了哑巴，任凭拷打也不开口，直到被敌人杀害。在赛娥身上，小说表现了妇女的革命品质，也表现了野性的生命力。这些梅冷系列的小说大都是以他早年参加澎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暴动为背景的。

丘东平在《七月》上发表的多是描写抗战的小说。《第七连》是以第七连连长邱俊的第一人称叙述的。他带领一个连队参加对日寇的战斗，粮食没有了他们吃野菜，班长及很多士兵都战死了，然而宁死不屈的第七连誓与阵地共存亡。《第七连》与其它描写抗战的小说的不同，就在于小说写的是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邱俊的情欲是很强的，这是生命力旺盛的表现，然而为了民族战争他要抑制这种情欲，在行军的路上遇见漂亮女人要停下避开。小说也真切地描写了他“对于战争的恐怖有着非常复杂的想象”，因为战争就是要杀人，就意味着死亡；然而为了民族的生存，他又必须克服恐惧舍生取义。《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写得更耐人寻味，第四连连长林青史把战场当成是与残酷的人生进行的生死搏斗，从而成为一个灵活机动的战斗英雄。当第一道防线已被撕破，本应在第二道防线上耐心待命的他，却率领第四连勇敢出击，他又在与营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伏击并歼灭了一营日军。他率队寻找营部时，发现日军袭击友团，他率队化作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扭转了战局。他的出奇制胜与以少胜多，使得兄弟营的特务长从中国出现了新型军队的角度赞叹不已。然而友团的团长却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说对于掩护撤退的友团他的出击并无意义，还以“来历不明”为由下令对四连缴械。他知道自己违反了军纪，但为了人格他决不逃遁，“他坚决地回到营部，在营长面前告了罪”。然而昏庸暴戾的营长，非但没有表彰他消灭了几倍于自己的日军，却以违反军纪为由，“一见面就把他枪毙了”。这种荒诞在他的其他战争小说中也有表现。

很多人将丘东平小说看成是“纪实小说”，然而这些小说却比那些虚构小说更生动地表现了参与战争的主人公的原始野性、生命强力、心灵底蕴与灵魂挣扎，展示了战争的残酷性、旧军队的荒诞性与人性的复杂性，与胡风以主体战取客体进而展示血淋淋人生的理论倡导相合。因此，尽管丘东平成名较早，然而作为七月派的小说家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胡风在《忆东平》中，对他的战争小说给予非常高的评价，认为《第七连》是“抗日民族战争英雄史诗底一首雄伟的序曲”，《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是“中国抗日民族战争底一首最壮丽的史诗”。丘东平牺牲后，他的精神衣钵就由路翎来承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