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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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年间发生的所有事情。

摔下台阶之前的所有事情。

威尔和我争论着谁回办公室拿相机。

然后威尔从口袋里拿出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他问都没问就宣布说，我选背面，他选正面。

所以我就开玩笑说：“你觉得你是上帝啊？”

“内奥米，”他问道，“你是说你要选正面吗？”

我并没有说要选正面，选哪面都无所谓，只是我的朋友（兼联合主编）有时候办事效率太高，都接近独裁了，作为他的联合主编（兼朋友），我认为有些事情还是应该大家好好商量来决定。“大家都希望能够被事先询问，”我说，“这是礼貌问题，你知道吗？”

威尔叹口气说：“正面还是反面？”

他抛出硬币的一瞬间，我说选正面。不管怎么说，他这次硬币抛得不错，足够高，有那么一瞬间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但是也许是银色硬币的反光导致的错觉。硬币抛得那么高，我想着威尔这样一个文弱的学生能不能稳稳地接住硬币。他没有接住，硬币扑通一声掉进了差不多七英尺深的水沟里，这条水沟是学生停车场和教职工停车场的分界线。我们跑出去看结果。由于我打网球练出来的速度，我先跑到那里。尽管水沟里的水有点浑，但我还是可以辨认出硬币上面有些模糊的老鹰轮廓。

“你应该坚持选反面的，主编。”他说，随后把正面印着乔治·华盛顿头像的硬币从水沟里捞出来。

“是啊，是啊。”

我们握手道别，这是我和我的同事惯常的道别方式。

我穿越教职工停车场和学校的两个运动场，我们的小型校军乐队（二十三个成员）正在其中一个运动场上排练，正在另一个运动场上训练的是我们的小型校足球队（平均身高173厘米）。

我开始往斜坡上走，斜坡最下面是低年级教学楼（七年级到九年级），斜坡往上是高年级教学楼（十年级到十二年级），所有教学楼根据地势依次排开，让人印象深刻。

我爬上通往主教学楼的二十五级大理石台阶；人们一谈起汤姆·普杜学校，首先想起的就是它的砖墙以及跟银行办公楼相似的主楼，主要原因是这个主楼的照片印在了几乎所有介绍达里镇和汤姆·普杜学校的小册子上。这时候，已经快晚上7点了，主楼走廊里空无一人，这也是学校晚上7点钟时正常的场景。我打开凤凰社办公室的门，里面没人，现在还没开学，所以年刊团队还没回归。我很快找到相机，这台相机还很新，我们还没来得及买一个背相机的盒子或者带子。

整个过程花了不少时间，这时夜幕已经降临，我准备回家。我小步跑出主教学楼，开始下大理石台阶。

听别人说我是侧翻下去的，原话是“你听说内奥米·波特的事故了吗？她从台阶上侧翻下去，脑部受到重创”。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想想都知道。我又不是一个老掉牙的八十岁老太太，我已经爬了整整四年汤姆·普杜学校的台阶，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十年级。我知道它们雨天打滑是什么感觉；我知道穿着高跟鞋和正式礼服走这些台阶是什么感觉；我知道这些台阶在冬天铺着一层防滑盐时，走在上面是什么感觉。

这些台阶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所以我是不可能从台阶上侧翻下去的。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不知道谁放了一个泡沫塑料咖啡杯在台阶上。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没有看到，所以踢翻了这个杯子，里面的**倒了出来。我记得我踩在**上面脚打滑了一下，这时我没有拿住相机，相机脱手了，在纵身跃下台阶前的一刹那，我唯一想到的就是相机，这个相机花了凤凰社不少钱，我多么想在它落地之前抓住它。

我没有侧翻或者摔倒，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小心导致的事故。

我纵身跃下，这个动作出于主观能动性。是的，是很傻，但是确实是有意为之。

跃下是带着某种信念、外加不顾重力作用地纵身一跳。

我把自己整个人扑向某个东西。

扑向那个东西的同时，好像是为了远离一些别的东西。

那天晚上之前，我吻了威尔。

实际上，是他吻的我，我没有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