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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法证实的、纯粹说教的道德理论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因为它不是作为动机，不是作为动机的道德理论，只在影响自爱时才有结果，由此产生的东西没有道德价值。因此任何真正的德行都不能从道德理论或普遍的抽象知识中产生，这种德行必须产生于那种从别人的个性中认识自己身上同样本性的直观知识。

因为，德行确实产生于知识，但不是产生于能够通过语言文字表达的抽象知识，否则，德行就可以教导，而用抽象语言表示本质以及作为基础的知识就会让人在道德方面有所改进。但是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伦理课程和说教不会造就一个有道德的人，正如亚里士多德以来所有美学体系没有造就一个诗人一样。对德行真正的内在本质来说，概念是没有用的，正如概念在艺术中没有用一样，概念只处于次要地位。因此，概念能够作为一种工具去保存以其他方法获得的结果。但是，意志本身并不是一种习得的能力，所以说：

意志活动是不能教导的。

事实上，抽象教条对德行是没有影响力的，换句话说，它对性情向善的本能是没有影响力的。错误的教条不会阻挠德行，真实的教条对德行也很少有什么帮助。事实上，如果人生的重要财富，比如道德价值，或者说那种永久价值所依赖的任何像教条、宗教教义和哲学理论那种偶然成就的东西，那么这些偶然的东西对于永久价值就了无意义。

道德上的教条只有下述价值：如果一个人由于另一种知识而变成有德行的人，这个人便在道德教条方面拥有一种公式，根据这个公式向他自己的理性来解释自己的非自私行动，这种非自私行动的本质连他自己也不了解，仅仅是让理性习惯性地满足自己。

的确，教条也像习俗和惯例一样，对人的行为，对人的外在活动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习惯之所以能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一般人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他知道自己这方面的弱点，可是却只遵循自己或别人的经验，但人的性情倾向并不是以这种方式改变的。所有的抽象知识只会带给我们动机；但是我们前面说过，动机只能改变意志本身。

不过，所有可以表达的知识只能影响作为动机时的意志。因此当意志受教条引导时，人真正欲求的仍然是一样的，他只接受种种关于获取方式的不同思想，而想象的动机和实际的动机一样起着支配作用。例如在伦理价值方面，无论是他大量施舍给穷人而相信自己来生会获得十倍的报偿，还是花费同样多的财物来促成一种地位以备将来获得更大的利益，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为了正统而烧死异教徒的人就像为了财物而放火的强盗一样，都是谋杀者；如果在圣地屠杀土耳其人的人也像烧死异教徒的人一样，其目的只是为了身列天国，这个人也是谋杀者。这些人只顾自己及自己的私利，就像强盗一样，他们和强盗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方法很荒谬。我们说过，从外面看，只能通过动机才能达到意志，而动机又只能改变意志表现的方式，决不能改变意志本身。

“意志活动是不能教导的。”可是，在善良行为的情形下，从事善良行为的人诉诸教条，我们要辨别这些教条是否真是促成善良行为的动机，或者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是否只是在某一善良行为方面行为者用来满足自己理性动机的骗人理由。这里所谓的某一善良行为实际上是从完全不同的来源诞生的，他之所以从事这种行为是因为善良，虽然不了解如何做出正确的解释，却希望考察与之有关的东西。但是很难判断这两者的区别，因为都存在于人的内心。

所以，我们很难对别人的行动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也很少对自己的行动做出正确的判断。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通过共同观念、惯例和习俗可有很大的改变。但从它们本身看，所有的作为都只是空洞的形式，只有导致这些作为的性情才赋予它们道德意义。可是当它的外在具体表现不一样时，这种性情倾向却可能完全一样。虽然两个人的邪恶程度完全一样，但一个人可能死于非命，另一个人则可能寿终正寝。

同样程度的邪恶，在某个国家可能表现于谋杀和残忍的粗鲁特性中；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表现于宫廷阴谋、暗杀和各种细密的权谋中。可是其内在本质却永远一样。我们可以想到，人们坚信死后得到报应的看法足以防止一切罪行，在政治上也可能因此大有收获，在道德上却终将一无所获，生活中意志的表现也因此受到限制。

因此，性情倾向的真正善良，不偏不倚的德行以及彻底的高尚不是产生于抽象的知识。然而，它们的确是产生于知识，但这种知识是当下的直观知识，既不能用理性来推翻这种知识，也不能用推理方式获得这种知识，正因为它们不是抽象的，所以不能表达，而只能产生于每个人的内心，只能由自己体验到，不能为他人所知；它们的真正表现，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我们的所作所为，正是行为和人的生活过程让直观的知识得以产生。

我们寻求德行理论，因此也要抽象地表现道德理论基础的知识本质，然而我们却无法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那种知识。我们只能表示这种知识的概念，因此往往从那种唯一能使直观知识表现于外的行动出发，同时也指出行动是唯一适当的表现。我们只能说明和解释行动，换句话说，我们只能用抽象的方式来表达其中真正发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