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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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太平洋上的灯火（第1页）

1930年10月8日，太平洋中部，“杰克逊总统號”邮轮

午夜，太平洋。

月光洒在漆黑的海面上，碎成万千片银鳞。五万吨级的“杰克逊总统號”像一座移动的钢铁城堡，切开万顷波涛，向东驶去。船尾的螺旋桨搅起白色浪花，在月光下延伸成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尾跡。

何世礼站在头等舱的私人阳台上，手里端著一杯早已冷透的红茶。他穿著深灰色的西装，没打领带，海风吹乱了他梳得一丝不苟的头髮。这位三十岁的东北军驻美武官，此刻脸上没有平日的从容，只有深不见底的忧虑。

身后传来敲门声。

“进来。”

门开了，进来三个人。最前面的是地质学家王振鐸，四十五岁，戴著玳瑁框眼镜，手里永远拿著笔记本和铅笔；中间是金融顾问周慕文，五十岁上下，面容清癯，穿著熨帖的黑色三件套西装；最后是翻译李文秀，二十八岁，燕京大学毕业，精通英、法、德三国外语。

“何武官，还没休息？”王振鐸在沙发上坐下，从怀里掏出菸斗。

“睡不著。”何世礼转身走进客厅，在三人对面坐下，“正好，有些事想和诸位聊聊。”

客厅不大，但陈设精致。红木家具，波斯地毯，墙上是仿製的荷兰风景画。这是“杰克逊总统號”最好的套房之一，一天的花费抵得上普通工人一年的工钱。但此刻坐在这里的四个人，谁也没有心思欣赏这些。

“船到哪儿了？”周慕文问。

“下午刚过国际日期变更线。”何世礼看了眼怀表，“按这个速度，再有三四天就到旧金山了。”

沉默。只有舷窗外海浪的声音，单调而永恆。

“何武官，”王振鐸终於开口，点燃了菸斗，“有句话，我憋了一路了。现在船上就咱们四个人，我想问问——少帅给的那份关於鲁迈达油田的情报，到底有几分把握？”

问题来得直接，何世礼並不意外。他沉吟片刻，缓缓道：“王教授，你是地质专家，你先说说，以你的专业判断，鲁迈达地区可能有石油吗？”

王振鐸深吸一口烟，烟雾在灯光下缓缓升腾：“从地质构造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確实具备生油、储油的条件。波斯湾沿岸的伊朗、伊拉克已经发现了多个油田。但鲁迈达地区……”他顿了顿，“我们手里的资料太少了。只有一份残缺的日本满铁勘探报告，三口探井的数据，最深只打到三百米。而少帅说，主要油层在八百到一千二百米。”

“也就是说，没法確定？”

“科学上，没有实地勘探，谁也不能下定论。”王振鐸严谨地说，“但直觉上……我觉得有。那份日文报告虽然数据不全，但记载的三口井都在三百米处见到了油砂。这说明浅层就有油气显示，深层很可能有更大的储集。”

何世礼点点头，看向周慕文：“周先生，从金融角度看，如果我们用这个『可能的油田情报，去和摩根大通、標准石油谈判，成功的机率有多大？”

周慕文推了推金丝眼镜，声音沉稳：“这取决於我们怎么谈。如果直接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大油田，你们来投资，美国人会把我们当骗子扔出去。但如果换种说法——『我们在中东发现了一个有巨大潜力的区块，但需要资金和技术进行进一步勘探，愿意与贵方合作开发——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他身体前倾：“美国现在正陷在经济危机里，银行倒闭，工厂关门，资本急需寻找新的投资方向。中东的石油，是块肥肉。英国人已经占了伊朗，美国人想插一脚，但苦於没有切入点。我们给的，就是这个切入点。”

“可如果勘探结果不如预期呢？”李文秀轻声问。她是四人中最年轻的，也是压力最大的——所有的谈判、文件、法律条款，最终都要靠她翻译和把关。

“那就看合同怎么签了。”周慕文眼中闪过精光，“我们要爭取的是：勘探资金由美方承担，技术由美方提供，我们以情报入股。如果勘探成功，我们占三成股份；如果失败，我们承担的风险有限。最关键的是——”他顿了顿，“要爭取到一笔前期无息贷款，用於东北的工业建设。这是少帅交代的死任务。”

“五千万美元……”王振鐸喃喃道，“美国人会答应吗？”

“所以要包装。”周慕文说，“不是『贷款，是『预付款。是美方为了获得合作机会，提前支付的诚意金。而且要用设备、技术、专家的形式支付，这样美国国內的工厂、大学、研究机构也能受益，他们会推动这笔交易。”

何世礼静静地听著。这些分析，在奉天时已经反覆推演过无数次。但此刻在茫茫大海上，在远离故土的太平洋中央，所有的计划都显得那么脆弱，像船下翻涌的泡沫，一触即碎。

“其实，”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我最怕的，不是谈判失败。”

三人看向他。

“我最怕的，是谈判成功。”何世礼走到舷窗前，望著外面无边的黑暗，“五千万美元的设备、技术、专家到了东北，接下来呢？兵工厂要改造，铁路要扩建，钢厂要新建，学校要办，土地要分……每一件，都要钱，要人，要时间。”

他转身，眼中是深深的忧虑：“少帅在东北搞的那些改革，触动的是整个旧秩序的根基。地主、官僚、买办、外国势力……所有人都会反扑。这次我们来美国借钱，南京那边很快就会知道。到时候，中央的压力，日本的威胁，內部的反对，会像潮水一样涌来。”

客厅陷入长久的沉默。只有船体破浪的声音，一声声，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何武官，”李文秀忽然开口，声音轻柔但坚定，“我记得离奉前一天，少帅单独找过我。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

“什么话？”

“他说：『文秀，这次去美国，你们身上背著的，不是一笔贷款，不是一份合同，是东北三千万人能不能活下来的希望。”

她站起身，走到舷窗边，和何世礼並肩而立：“我父亲是教书先生，旅顺出事那年，他带著学生上街游行，被日本浪人打死了。母亲哭瞎了眼，去年冬天也走了。我本来想去南京，找个安稳的工作，是少帅找到了我。”

月光照在她年轻的脸上，睫毛上掛著细碎的光。

“少帅说，东北需要懂外语的人，需要能和世界对话的人。他说，我们不能永远关起门来自己折腾，得走出去，学別人好的，补自己差的。他说这话时，眼睛里有种光……那种光，我在父亲眼里见过，在那些上街游行的学生眼里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