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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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3章 堂妹变小姑了你说这事儿整的（第1页）

魏明在香港的钱都是美金，在中英第二阶段谈判开始后，朗宁、好利来、鸣龙的现金流也都换成了美金，从而消除了港币暴跌带来的影响。

怡和洋行的离开只是一个开始，英国为了让自己在谈判中占据主动，肯定要让香...

清晨六点，凉山的雾还没散尽，吉克阿依已经拄着拐杖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胸前别着一枚褪色的“三八红旗手”奖章，那是196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的。风吹动她花白的头发，像一丛倔强的芦苇。

孟波带着摄制组第三次来到这里。这一次不是为了采访，而是送一部纪录片??《她们亦曾年轻?四川卷》??给村里放映。他们搭起了简易幕布，用发电机供电，银幕就挂在当年小学倒塌的教室墙上。村民们早早搬来板凳、马扎，老人抱着孙子，年轻人骑着摩托从十里外赶来。

“这不是拍电影。”吉克阿依对围在身边的几个小姑娘说，“这是咱们活过的日子。”

当画面里出现她年轻时驾驶东方红拖拉机穿越山脊的画面，引擎轰鸣声响起，台下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汉突然站起身，眼眶通红：“那就是我媳妇儿！那年她救了我们整个生产队！”

原来，1968年大旱，粮食绝收，是吉克阿依连夜开拖拉机翻山越岭，把省里调拨的救济粮运进村。山路塌方，她一个人推车三公里，直到昏倒在路边。后来全村人轮流背她回家，整整走了八个小时。

“那时候没人叫她英雄。”老人抹着眼角，“大家都喊她‘疯婆子’，说女人不该碰铁牛。可要没她，我们早饿死了。”

银幕切换到马金花在沙漠中埋红布条的画面，风沙扑面而来，一个小男孩忽然拽住奶奶的衣角：“阿婆，你以前也这样找过我爸爸吗？”

全场静了下来。

老太太点点头，声音低哑：“你爸七岁那年走丢了，我在沙地里找了三天。最后是在一个废弃的地窝子里找到的，他靠着半块馍撑下来的。我说，以后这路上，一定要有标记。”

人群里有人开始低声啜泣。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站起来，掏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我想录下来……我要带回去给我妈听。她总说自己一辈子没做什么大事，可我知道，她十五岁就跟着医疗队进藏区打疫苗，走坏了两双解放鞋。”

孟波坐在角落，看着这一切，心里像被什么压着，又像被什么托起。他忽然明白，这些影像早已不再是“节目”，而成了某种仪式??一场跨越代际的记忆交接。

散场后，吉克阿依执意要带他去后山。她说：“还有个地方，你们没拍过。”

山路崎岖，荆棘丛生。走了近一个小时，眼前豁然出现一片荒废的梯田。田埂上立着一块歪斜的木牌，上面刻着几个模糊的字：“女子突击队责任田”。

“这是我们自己开出来的。”她指着远处一道干涸的沟渠，“1965年，男人都去修水库了，我们三十多个妇女，靠锄头和肩膀，三个月挖出这条引水渠。白天干活，晚上开会学文化，每人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她蹲下身，从土里抠出一块锈迹斑斑的铁片。“看，这是当年的犁铧碎片。我一直留着，每年清明都来看看。”

孟波接过那片铁，沉甸甸的，边缘已被岁月磨钝。他忽然想起什么，问：“您有没有照片？当年一起干活的人……还能联系上吗？”

吉克阿依摇摇头：“大多走了。剩下几个也记不清事了。前年李桂花临走前还念叨：‘阿依啊，咱们那田里的苞谷，长得真好啊……’”

当晚，他在帐篷里整理素材，翻出一本泛黄的县志复印件。在1966年农业战线先进集体名录中，赫然写着：“凉山县红星公社女子开垦队，队长吉克阿依。”但全文仅此一句，再无其他记载。

他打开电脑，新建文档，标题写下：“寻找女子突击队”。

第二天，他发动团队在全国范围内检索相关档案。他们在四川省档案馆找到了一份残缺的报表：1965年至1968年间，全省共有三百四十七支“女子开山队”“铁姑娘班”“妇女治沙组”，参与人数逾两万。其中，仅凉山地区就有四十三支队伍，平均年龄二十六岁，最小的队员仅十四岁。

“这些人呢？”小王盯着屏幕，“为什么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因为她们的名字，从来不在功劳簿上。”孟波轻声说。

他们决定重启拍摄计划，主题定为《她们的名字》??专属于那些被历史忽略的女性建设者。第一站，便是重访马金花所在的腾格里边缘村落。

抵达武威那天，天空飘着细雪。马金花正跪在教室废墟前擦拭黑板，动作缓慢却一丝不苟。听说他们要拍“更多像她一样的人”，她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其实还有个比我更苦的，叫张素芬，甘肃民勤人，比我早十年进沙漠教书。”

“她现在在哪？”

“坟上长草了。”马金花叹口气，“她一个人守一所小学，二十年没回过娘家。最后是脑溢血倒在讲台上，手里还攥着粉笔。”

根据她的线索，摄制组奔赴民勤。在当地教育局尘封的档案柜里，他们找到了张素芬的履历表：1949年师范毕业，自愿赴边疆任教；1953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奖金五十元，全部捐作学生冬衣；1971年因积劳成疾去世，终年四十八岁。

没有追悼会，没有报道，只有一页简短的死亡登记。

但在她曾经执教的村子，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拿出一本破旧的练习册，翻开第一页，工整写着：“我的老师张素芬。她教会我写第一个字??‘人’。”

“她说，做人，就要挺直腰杆。”老人抚摸着纸页，声音颤抖，“我们全村四十个人识字，都是她教的。”

他们在原校址种下一棵胡杨树，挂上铭牌：“纪念张素芬老师，1923-1971，一生点亮四十余颗心。”

回到北京后，孟波收到一封来自云南的信。寄信人是一位退休护士，名叫陈秀兰，七十六岁。她在信中写道：

>“我看了你们的节目，哭了整夜。我也想去看看周秀兰同志。我和她一样，是抗美援朝战地医护。但我一直不敢说，因为我没能坚持到最后。1952年冬天，我得了严重冻伤，被迫回国治疗。临走前，我把药箱交给了战友林小梅。后来听说，她在一次空袭中牺牲了，才十九岁。

>

>我这辈子都在后悔。如果我能再坚强一点，是不是就能替她多救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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