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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钦顺论学（第2页）

王阳明向罗钦顺解释，自己的“格物”说与程朱之说并无抵触。王阳明如下说道：

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

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谬实起于此，不可不辨。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则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

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

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

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

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通览上文不难看出，以孟子、韩愈自任的王阳明心中充满着忧世情怀。而文中所提到的“九条之说”，是朱子于《大学或问》的格物章中引用的程颐提出的有关格物致知的九条方法，其要旨如下。

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

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豁然有个觉处。

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

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如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深浅。

物必有理，皆所当穷。

如欲为孝，则当知所以为孝之道。

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一草一木，亦皆有理，须是察；

当知至善之所在；

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

罗钦顺对《朱子晚年定论》的批判和王阳明的反驳

如前所述，王阳明为了减少朱子学者对自己所创学说的抨击，说明朱子晚年的悔悟之说与自己的学说主旨相同，从朱子文集中遴选了三十四封书信，各抄录一节，编成《朱子晚年定论》，于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出版。然而，因为罗钦顺指出其中还收录了朱子早年的学说，所以王阳明一边说明，一边对朱子的学说加以反驳。

某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上文中，尽管王阳明说自己如敬神信卜一样尊崇朱子之说，不忍背驰，但为了明学问之道，自己必须纠正朱子的错误。“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这句话，对现今的学徒来说可谓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