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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帷幄（第2页）

此系守土官员切责，而臣子效忠致身正在今日，各宜奋发义气，鼓动军民，共成灭贼之功，以输报国之念，毋得迟违观望，失误军机，自取罪戾。

六月二十七日，王阳明发出告示《奖瑞州府通判胡尧元擒斩叛党》（《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褒奖瑞州府通判胡尧元等人擒拿、斩杀朱宸濠的姻亲李藩等九十四人之事。

在这篇告示中，王阳明指示说，要对战死者、负伤者予以优恤，下令等战乱结束后提交详细的功勋录，并调集精兵固守城池，等候差遣。

如前所述，王阳明为了前赴福建镇压叛军，在抵达丰城县时遭叛军追击，但侥幸逃过一难。丰城县是攻打南昌的一大据点，丰城县知县顾佖来信说，即便调集乡兵固守城池，兵力也不够充足，希望王阳明能够派出援军。

王阳明已经接连向龙泉、安福、永新各县（皆属吉安府）以及吉安府城派了援军，所以只好给吉安府通判杨昉发布指令《策应丰城牌》（《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让杨昉在派兵增援的同时，一定要坚守住丰城县这个重要据点。“协同知县顾佖等，计议攻守方略，相度险夷要害，远斥堠以防奸，勤训练以齐众，探知敌人入境，即便设奇布伏，以逸待劳，击其不意，务在先发制人，毋令乘间抵隙。”

如此计谋，仿佛孙子之兵法。此外，在指令的末尾，王阳明严令，如有违反军令或者畏缩不前者，依照军法，严惩不贷。

同一天，王阳明考虑到因朱宸濠叛乱，南昌城中众多守备官员不幸牺牲，故发出《差官调发梅花等峒义兵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指示从民间募集英才。

在这篇指令文中，王阳明谈到永新县（位于吉安府最西端山岳地带的县城）的梅花峒及龙田、上乡、樟枧、关北地区的百姓皆精悍而富有义勇心，故下令调发当地百姓。因此，王阳明指示千户高睿前往该县，与知县柯相一道，立刻募集梅花峒等乡约一千名精勇民兵，给他们分发武器，并选出乡中义官、良民分率乡民，由县中有勇有谋、胆略过人的官员统率。

七月一日，王阳明发出《调取吉水县八九等都民兵牌》（《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特派致仕县丞龙光前往平素便以习武尚义著称的吉水县（隶属吉安府）的八都、九都（八都、九都皆为乡名），指示、组织民兵义勇军以待时机，等候王阳明的动员令一下，便与正规军一道举兵。在这篇邀请文中，王阳明敦促八都、九都的民众自觉组织征讨朱宸濠的义军：

照得江西一省人民，久被宁府毒害，侵肌削骨，破家**产，冤困已极，控诉无门。今其恶贯满盈，天假义兵，为民除暴，尚闻愚昧之徒，阻避宁府威势，不敢举动。殊不知宁府未叛之前，尚为亲王，人不敢犯；今逆谋既著，即系反贼，人人得而诛之，复何所惮！尔等义民，正宜感激忠义，振扬威武，为百姓报仇泄愤，共立不世之勋，以收勤王之绩……

从上文的“尚闻愚昧之徒，阻避宁府威势，不敢举动”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王阳明扼腕切齿的憾恨之心。如此看来，尽管当时朱宸濠发动叛乱已有半月之久，但依旧有许多愚昧官民畏惧朱宸濠的威势，不敢反抗。王阳明告诉大家，即便朱宸濠身为亲王，只要他敢发动叛乱，那么就应当“人人得而诛之，复何所惮”。

另一方面，据探查，叛军很难攻占南京，如果他们无法占领南京，必然会退到九江（江西省九江府），采取坚守的战略。王阳明预计主战场将会转移到以由南昌到九江的鄱阳湖为中心的水域，以水战为主。

七月四日，王阳明对福建的布政使发送了《预备水战牌》（《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指示动员义兵，编成水战部队。为此，王阳明调集了海沧（福建省漳州府海澄县的港口，今厦门市附近）的一万名水军士卒，下令从府库抽调钱粮，整备军械，支援这支军队。此外，在这篇指令文中，王阳明还写道：“呜呼！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凡有血气，孰无是心。况各官忠义自任，刚大素闻，必将奋臂疾驱，有不容已。”

此外，阳明表达了自己的大义之心，并严令倘有贻误军机者，必依军法重处。

东正堂感叹说，正是因为王阳明能够准确无误地洞察敌情，所以才能事先做好万全的准备，神速制胜。而对于王阳明下令动员相隔千里的福建省海沧的水军，东正堂则说，估计是当时江西省鄱阳湖周边的水夫已经大多被叛军征集调用了。（《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二《奏疏·公移二·江西书》）

如前所述，因为朝廷频繁收到举报朱宸濠有不稳动向的奏折，武宗终于在五月二十四日下达了敕命，命令太监赖义、驸马都尉崔元、都察院右副督御史颜颐寿三人前往江西省城，向朱宸濠宣谕。可是，三人刚到浙江省严州府，就听说了朱宸濠叛乱的消息。三人不得已，只好中途返回北京。因此，七月五日王阳明向颜颐寿写了一封禀明自己将集合军队、欲亲赴国难的书信《咨都察院都御史颜权宜进剿》（《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但在王阳明送出这封书信时，颜颐寿等人已经动身起程返回北京了。

顺带一提，王阳明是在七月十三日率军离开吉安府，进军江西省城南昌的。两天之后，颜颐寿三人才回到了北京。在这封书信的后半部分中，王阳明论述了倡举义兵的大义：

即今逆迹已露，别无可勘事情，合咨前去，烦为随处行令所属，选取骁勇精兵，及民间忠义约二三万名，选委谋勇官员分领，会约邻近省郡，合势刻期进讨，仍烦贵院（颜颐寿）亲督兼程前来，共勤国难。谅贵院平日忠义存心，刚直自许，况今奉命查勘宁藩，正可权宜行事，号召远迩，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他复何言……

王阳明甚至向给朱宸濠宣谕的使者也发出了邀请，希望对方能兴举义兵。就这样，王阳明对朱宸濠叛军的包围作战一步步地展开。

七月八日，王阳明又发布了《行吉安府知会纪功御史牌》（《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指示在讨伐朱宸濠之时，命巡按两广监察御史二人查察所立军功，以作为日后论功行赏的依据，并下令如有危害百姓或畏敌不前者，皆以军法论处。

其后，在率领义军离开吉安府，向北进军之际，虽然各县士卒皆由指定的长官统率前进，而城池的防御工事也已经十分完备，但王阳明依旧认为难以预测之事时有发生，所以在七月八日又发出了指令文《牌行吉安府敦请乡士夫共守城池》（《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邀请居住于吉安府各县乡中的名士壮丁做防卫军的顾问，协助守军守城。

此时，王阳明举荐了一位留守吉安府城的重要顾问——于正德八年（1512）十二月十日致仕的前福建按察使刘逊。此人本就是一位身负才望、忠勇奋发之士，王阳明命人以宾师之礼邀请他，遵从他的一切裁断，并请他为军机事宜出谋划策。王阳明以正式公文相邀，希望刘逊能够以国家社稷为重，竭尽全力，共同伐贼，切勿借年老体衰而拒绝所请。

在如此紧张的情形下，王阳明依旧能够寻得此等老成之人，东正堂认为：从这一点来看，阳明先生必然在平日里就一直留心探求有才之士。宋朝的李纲就经常这样做，而日本近代的胜海舟也曾将自己对平日所见之人的印象都写在本子上，留下记录。然而，世人在危急关头却往往只是心存侥幸，束手待毙。（《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二《奏疏·公移二·江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