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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化思州太守（第1页）

感化思州太守

前文已述，王阳明和龙场当地民众的感情越来越深，思州有个小官吏，因为嫉妒王阳明的声望，不时会到龙场侮辱王阳明。当地民众听闻此事之后非常气愤，于是聚到一起把那个小官吏痛打了一顿。后来，思州太守向朝廷报告了此事。宪副毛应奎派人来到王阳明的住处，向他晓喻祸福利害，劝他尽快赔礼道歉，但是王阳明不愿意去赔礼道歉，他写了一封信答复毛应奎，信中堂堂正正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

回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昨承遣人喻以祸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请谢，此非道谊深情，决不至此，感激之至，言无所容！但差人至龙场凌侮，此自差人挟势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恨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则太府固未尝辱某，某亦未尝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请谢乎？

跪拜之礼，亦小官常分，不足以为辱，然亦不当无故而行之。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其为取辱一也。

废逐小臣，所守待死者，忠信礼义而已，又弃此而不守，祸莫大焉！

凡祸福利害之说，某亦尝讲之。君子以忠信为利，礼义为福。苟忠信礼义之不存，虽禄之万钟，爵以侯王之贵，君子犹谓之祸与害。如其忠信礼义之所在，虽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为福也，况于流离窜逐之微乎？

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尝以动其中者，诚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

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诚有以取之，则不可谓无憾。使吾无有以取之而横罹焉，则亦瘴疠而已尔，蛊毒而已尔，魑魅魍魉而已尔，吾岂以是而动吾心哉！执事之喻，虽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励，不敢苟有所隳堕，则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顿首以谢！

上文中“一朝之患”和“终身之忧”是孟子所言。在《孟子·离娄下》中有这样一段话，“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从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对毛应奎是非常感激的。前文已述，毛应奎曾和席元山一起修复贵阳书院，并且亲自迎请王阳明前去讲学。

毛应奎究竟是何许人也？据东正堂考证：宪副毛应奎，字、号不详。王阳明五十六岁时曾给宪副毛古庵写过一封信，但王阳明在龙场时仅有三十七岁，故上文中的毛宪副和毛古庵应该不是同一人。（《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四《外集一·书》）

毛古庵，名宪，字式之，号古庵，江苏武进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在龙场见到毛宪副，当时对方已经是按察副使，并且第二年就辞职返乡了。所以说，上文中的毛宪副和毛古庵肯定不是同一个人。

王阳明在《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中写道：“公始以名进士从政南都，理繁治剧，颀然已有公辅之望。及为方面于云、贵之间者十余年，内厘其军民，外抚诸戎蛮夷，政务举而德威著。”

正德四年（1509），也就是王阳明来到龙场后的第二年，毛宪副迫于朝廷之命不得不辞职返乡。同僚对毛宪副的离去都备感惋惜，于是设酒宴为他饯行，有人称赞他说：“君子之道，出与处而已。其出也有所为，其处也有所乐……公于出处之际，其亦无憾焉耳已！”

还有人称赞他说：“公权孝养与出仕之轻重，出而自奋于功业。今而归，告成于忠襄之庙，拜太夫人于膝下，旦夕承欢，伸色养之孝，公之愿遂矣。而其劳国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释然而忘之！则公虽欲一日遂归休之乐，盖亦有所未能也。”

又有人称赞说：“虽然君子之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见夫有其用而无其体者也。”

王阳明听罢众人的夸奖后评价道：“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于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尽于道。终之言者，尽于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

众人对王阳明的评价都表示赞同，并委托王阳明将此事记录下来，以赠送给毛应奎。据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出毛应奎是个何样的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