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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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鳞（第6页）

我和父亲没能达成共识。如果我一意孤行，他将不会承担我上学期间的生活费用。

“除非你答应回来。”他说。

我的目光穿过他，就像是看见了未来，那是属于我自己的未来。为此，我将成为白色羊群中那一头被永远放逐的黑羊。

“爸，多保重。”

我迫不及待地拉起行李箱要上车，可父亲并没有松手，行李箱尴尬地在半空中悬停着，终于还是重重地落了地。

我正要发火，父亲“啪”的一声在我面前打了个立正，行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人。他说过，上战场之前不要告别，兆头不好，要给彼此留个念想。

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我举起手，回了个软绵绵的礼。当时的我并没有真正领会这个姿势的意义。

“真没想到我们竟然会折在一个野人手里。”课题组组长、也是我的导师欧阳笑里藏刀，他拍拍我的肩膀，“没事儿啊，再琢磨琢磨，还有时间。”

我太了解欧阳了，他这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没时间了”。

如果再深挖一层则是“你的想法、你的项目，那么，能不能按时毕业，你自己看着办”。

至于他自己前期占用我们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应付他在外面接下的乱七八糟的私活儿，欧阳是绝不会提的。

我痛苦地挠头，目光落在被关进粉红色宠物屋里的巴鳞身上，他面目呆滞地望着地板，似乎还没有从刺激中恢复过来。这颜色搭配很滑稽，可我笑不出来。

如果是老吕会怎么办？这个想法很自然地跳了出来。

一切的源头都来自于他当年闲聊扯出的“A导致B”的问题。

传统理论认为，运动控制是通过存储好的运动程序完成的，当人要完成某一个运动任务时，运动皮层选取储存的某一个运动程序开始执行，程序就像自动钢琴琴谱一样，告诉皮层和脊髓的运动区该如何激活，皮层和脊髓再控制肌肉的激活，最后完成任务。

那么问题来了：同一个运动有无数种执行方式，大脑难道需要储存无数种运动程序？

还记得那条运动的可能性超过了全宇宙原子数量的胳膊吗？

曾经有一个数学家提出一套理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他的基本思想是：人的运动控制其实是大脑求一个最优解的问题。所谓最优是针对某些运动指标，比如精度最大化，能量损耗最小化，控制努力度最小化，等等。

而在这一过程中，大脑会借助于小脑，在运动指令还没有到达肌肉之前，对运动结果进行预测，然后与真实感知系统发回来的反馈相结合，帮助大脑进行评估及调整动作指令。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上下楼梯时我们经常会因为算错台阶数而踩空，如果反馈调整及时，人就不会摔跤。然而反馈往往带有噪声和延时。

这位数学家的模型较为符合前人在行为学和神经学上的已知证据，可以用来解释各种各样的运动现象，甚至只要提供某一些物理限制条件，便可以预测生物的运动模式。比如说，八条腿的生物在冥王星上的重力环境中如何跳跃。

好莱坞用他的模型来驱动虚拟形象的运动引擎，便能“自主”地产生出许多像人一样流畅自然的动作。

当我进入大学时，该模型已经成为教科书上的经典，那时我们常常通过各种实验不断地验证其正确性。

直到有一天，我和老吕在邮件里谈到了巴鳞。

我和老吕自从上大学之后就开始了电邮来往，他像一个有求必应的人工智能，我总能从他那里得到答案，无论是关乎学业、人际关系还是情感。我们总会不厌其烦地讨论一些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问题，例如，“用技术制造出来的灵魂出窍，体验是否侵犯了宗教的属灵性”。

当然，我们都心照不宣地避开关于我父亲的事情。

老吕说巴鳞被卖给了镇上的另一家人，我知道那家暴发户，风评不是很好，经常会干出一些炫耀财力却又令人匪夷所思的荒唐事。

我隐约知道父亲的生意做得不好，可没想到差到这个地步。

我刻意转移话题聊到Todorov模型，突然一个想法从我脑中蹦出。巴鳞能够进行如此精确的运动模仿，如果让他重复两组完全相同的动作，一组是下意识的模仿，而一组是自主行为，那么这两者是否经历了完全相同的神经控制过程呢？

从数学上来说，最优解只有一个，可中间求解的过程呢？

老吕足足过了三天才给我回信，一改之前汪洋恣肆的风格，他只写了短短几行字：

我想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许连你自己都没意识到这有多重要。如果我们无法在神经活动层面上将机械模仿与自主行为区分开，那么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由意志真的存在吗？

收到信后，我激动得彻夜难眠。我花了两个星期设计实验原型，又花了更多的时间研究技术上的可行性及收集各方师长的意见，再申报课题，等待批复。直到一切就绪时，我才想起，这个探讨“根本性问题”的重要实验，却缺少了一个根本性的组成要素。

我将不得不违背承诺，回到家乡。

只是为了巴鳞，我不断告诉自己。只是巴鳞。就像“A导致B”，简单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