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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朝政变故与李纲谠论（第2页）

恭惟圣上登用阁下，委任之专，听信之笃，古所未有。往年富平之役，三十万众一战而溃，恕而不问。（去）春纲入觐轩墀，亲聆玉音：“张浚自富平败，始练军事。”呜呼！虽秦穆之于孟明，光武之于邓禹、冯异，何以如此！阁下所宜益务慎重，（谘）诹良策，图不世之功，以盖前愆，以报知遇，使后世称之，视古无愧。今乃以措置（失当），坐失二十万人，（使）虏、伪得之，增其气焰，此岂小变？虽圣度兼容，未以此罪阁下，天下谓何？阁下材识高（远），自任以天下之重，前无古人，而事有出于意外者。愚谓所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为任之道故也。

今阁下以一人兼将相之权，总中外之任，而无与人共功名之心，软美者进，鲠谅者疏，逆耳苦口之言不闻，曲突徙薪之谋不至，变生所忽，不足怪也。

方今国势日蹙，人心弗宁，强虏凭陵，僭窃窥伺，加以旱暵为灾，财用殚竭。而阁下独斡化钧，佩天下之安危，岂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车之辙哉！因淮西之变，痛自惩创，辑睦将帅，博询众谋，唯其是之为从，幡然改图，则未必不转祸而为福也！《语》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虽古圣人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阁下诚能知措置之（多失），而图所以改之者，岂惟宗社安，而生灵蒙休，阁下永膺多福；而纲将归老于山林，亦有奠枕之安。阁下不自知其为非，而无改之之意，岂惟宗社倾危，而生灵告病；阁下之祸，可立以待；而纲虽欲退休，亦莫知税驾之所矣。安危休戚，纲与国家及阁下同之。荷照之深，敢忘忠告，以致朋友责善之义乎！纲素愚直，私忧过计，其言激切，阁下亮而恕之，非独纲之幸也，天下之幸也。[23]

李纲此份书信，真可谓“致朋友责善之义”。他虽在局外，看来可能已知张浚对岳飞淮西可能会有兵变的事先警告，置若罔闻，反而怪罪岳飞只图扩大兵权；[24]故劝他“辑睦将帅，博询众谋，唯其是之为从”，这自然也为时已晚。但当时已退闲的前宰相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说李纲“贻书于浚，痛诋其过，以副本传示远近，欲挤浚而钓奇，且示于浚不厚也”，以此证明李纲与张浚乃是“势利之交”[25]。这显然是其恶意度君子之腹。对照前引李纲的奏语，“然其区区徇国之心，有可矜者。愿少宽假，以责来效”。“臣前所论淮西事宜，指陈浚措置失当，非党浚者；今此论奏，亦非为浚游说也”，则其本旨更明。最明显的事实，是当事人张浚不以李纲此信的严责为忤，至少是继续敬重李纲。

细味李纲上奏和书信，他尽管深知张浚“志广才疏，力小任重”，却仍希望他留任。因为他还是主张抗金，而肯定其有“爱君忧国之诚，乃心无不在王室”。[26]但淮西之变后，张浚成了众矢之的，根本不可能再留在朝廷。

然而在事实上，自称“每惟和好是念”的宋高宗，[27]淮西兵变正好成了使其表里一致，追求降金苟安的转折点；而又辅之以回朝主和的赵鼎，他与继续任枢密使的秦桧，共同主张将行在从建康府退回临安府，这实际上是推行和谈苟安政策的第一步。朝政的变故已不可扭转。赵鼎重新掌政后，力劝皇帝，减轻对张浚处分，似乎为人宽厚；但对张浚在位期间一切有利于抗金的政事，就必须“一切更改”[28]。陈公辅去年的弹劾，赵鼎也耿耿于怀，将他视为张浚一党，必欲排除出朝，[29]则反映了其气度的另一方面。

李纲不得不专门写信给赵鼎，苦口婆心地劝说，“深虑随时献说者，浸失本旨，而避退讲和之说复行，则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论者皆谓宰相还朝，必守前议，请车驾还幸平江”。“今既驻跸几年，徒以淮西叛将，遽复舍去，使虏、伪得以窥伺，非良策也”[30]。他在又一信中，也反对悲观估计国势，“朝廷累年经营恢复之计，渐有气象；而以措置一失当之故，淮西之军尽归伪境，国势稍弱”，但“退避之说，不可施于今日”，“转弱为强，以启中兴之运，有不难也”[31]。

李纲闻知“赵鼎、秦桧已协议回跸临安”[32]，又义不容已，上奏说：

臣近因上疏，论淮西事宜，尝献狂瞽，窃谓车驾不宜轻动，正当静以镇之，诸将重兵不宜抽回，正当分屯要害，益为自固之计。

臣闻自昔用兵，以成大业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气，据地利，而不肯先退，尽人事，而不肯先屈。

今日之事，岂可因一叛将之故，望风怯敌，遽自退屈。果出此谋，六飞回驭之后，人情动摇，莫有固志，士气销缩，莫有斗心。虏、伪乘之，谁为陛下坚守苦战，以御大敌者？……我退彼进，使贼马南渡，得一邑则守一邑，得一州则守一州，得一路则守一路，乱臣贼子，黠吏奸氓，从而附之，虎踞鸱张。虽欲如前日返驾还辕，复立朝廷于荆棘瓦砾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不顾异时噬脐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虏骑冲突，不得已而权宜避之，犹为有说，今幸疆埸未有警急之报，兵将初无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惩往事，修军政，审号令，明赏罚，益务固守，而遽为此扰扰，弃前功，蹈后患，以自趋于祸败，岂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车驾不宜轻动，正当静以镇之者，此也。

臣以愚拙，每进狂直之言，必蒙褒纳，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故敢于艰虞之时，复进苦口逆耳之说，言或可采，愿陛下与三四大臣熟议利害，断而行之，庶几有补万一，徒能容纳而不用，无益也。……今臣以孤陋，远在千里之外，每有所闻，辄献臆说，仰裨庙谋，尚庶几于数子。伏望圣慈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胜幸甚。[33]

如前所述，李纲在建炎初，是主张“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如今在关中失守，襄阳又处前沿的形势下，他只能以建康作行在为上，而非临安和平江可比。[34]上引文字表明，在满朝文官中，真正具备远见卓识的大政治家，唯李纲一人而已。尽管李纲“进苦口逆耳之说”，已至无可辩驳，无以复加的地步，言之谆谆，而宋高宗、赵鼎等人却听之藐藐，而至少感觉厌烦，他们苟安一隅，退避临安的主意已定，更不论秦桧了。

史称李纲“又具防冬画一事件[35]言之，遂忤当路意”。一些台谏官起而弹劾李纲，“时江西大旱，而纲课民修城，民不以为便”。这当然是得之错误传闻，前引李纲奏已说，修洪州城，“未尝调发民户一夫，无颗粒分文敛于民者”，“并无一事一件取于民间”。然而殿中侍御史金安节、左正言李谊、右正言辛次膺却“论纲违法虐民，毒流一路，乞赐黜责”。侍御史石公揆上劾奏说：

纲妄自尊大，恣为苛扰，在江西尤无廉声。张浚初谪居福州，纲意其复用，欲以为援，所以**浚者，无所不至。近闻其置将不善，致淮西之变，势必谴责，遂贻书痛诋，传布行朝，欲以欺众取誉，为进用之计。继闻已用赵鼎，其意大沮，乃自言指陈朝廷措置失当，必有抵牾，乞行黜责，闻者窃笑。[36]

对照前引李纲奏和书信，恰好是上《论淮西军变札子》在前，而致张浚信在后，其诬罔不实，无须另辨。石公揆、金安节和辛次膺后来都有较好的政治表现，但弹劾李纲的问题上，看来不免揣摩“当路意”，而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上留下了决非光彩的记录。

事实上，李纲在江南西路的两年，一直是抱病工作，他在绍兴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致张浚信中说：

某自春夏，久苦疮疡，近复中湿，得筋挛之疾，行走蹇缓，拜跪艰难，加以痰眩，动多遗忘，忧患之余，血气凋耗，自应如此。惟滥当一路帅守之寄，深虑别致疏虞，有误国事，夙夜震惧，不遑宁处。已累具奏，愿置闲散，以（养）衰病，未蒙矜从。[37]

其上奏和信件中的类似文字不少。[38]李纲又曾在绍兴七年七月致张焘的信中说：

大抵今日士风浇薄，不知大体，而惟小廉曲谨之为务。如帅一路，当今日兵革扰攘之际，修城池，缮器甲，整军伍，理财赋，皆是合做底事。稍加意，为朝廷立家计，以备不虞，则傍缘为谤纷纷。惟端坐不事事，苟爵禄，以度岁月者，则绝口不道，往往反称誉之，以为镇静。此俗不革，欲任贤使能，以成中兴，难矣！[39]

李纲又在给陈公辅的信中说：

士大夫奔竞之风，兴讹造讪之态，尤甚于往日，变换黑白，颠倒是非，此风不除，实为中兴之害。[40]

以上两段话，虽然说在事前，却正好是对台谏官劾奏的最好回复。李纲甚至在翌年上奏时，公开对宋高宗说：

臣昨任江西安抚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郦琼之变，以己见利害，具奏以闻。误蒙圣恩，降诏奖谕，以疏中论及侍从、台谏，以谓侍从者，论思献纳之官，台谏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为职，类皆毛举细故以塞责，所论不过簿书，资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当，至于国家大计，系宗社之安危，生灵之休戚者，初未闻有一言及之。遂犯台谏之怒，厚诬丑诋，以无为有，群起而攻之。[41]

“厚诬丑诋，以无为有”，表达了十分愤懑之情。闰十月，宋高宗发表“观文殿大学士、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纲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十一月，又发表“端明殿学士、知温州李光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42]。前已交代，李纲与李光在北宋晚期已有交谊，此后也通书信。李光比李纲年长五岁，但其体力和精力却非时年五十五岁的李纲可比，李纲为此准备了一件给李光的交接公文，即今存的《梁溪全集》卷104《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他在札子的开头说：

某窃观六朝于上流重地，必择名臣，为之帅守，使自为家计，乃能镇抚一方，屏翰王室，皆有实效，不事虚文，私窃慕之。故自到豫章以来，修筑城池，为可守计，创置营房，使兵民不相杂处，缮治器甲，修造官府、仓库，措置财赋，蓄积金谷，团结军伍，招捕盗贼，皆幸稍稍就绪。庶几古人之万一，少副朝廷委任之意。

他将所有的事项和账目都交代清楚，请“泰发到豫章日”，“稽考”。通篇文字，其实也是对台谏官们无端指责的回复。但台谏官们即使在李纲罢官后，“论李纲罪未已。初谓朝廷检举纲前后屡请宫祠，使之善去，则长恶不悛，何所忌惮”。宋高宗“乃诏言章报行”[43]，继续将此类劾奏转发李纲本人。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余应求“坐与李纲连姻”，也被弹劾罢官。[44]李光自称“今月十七日，到洪州交割职事讫”，应为十二月。虽然是老朋友，他对李纲也有一点不满：“今前安抚制置大使李纲却尽将本司所有金银、钱物缴献，其间官告敕牒钱等，散在诸部，实未出卖，朝廷为见数目稍多，既行下漕司，尽将应在取拨前去江州桩管，府库为之一空。”[45]然而李光后在祭文中，对李纲江南西路之政的总评价为“洪都之政，不苛不私。有如见公，只今怀思”[46]，表明他根本不认可针对李纲的劾奏。李纲大致在绍兴七年岁末离开洪州，翌年正月返回福州长乐县。[47]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此次罢官，使李纲又遭受了一次打击。依其体力和精力，固然本来就一直请求退闲，也不大可能勉力继续长期从政；真正使他遭受打击而伤心者，自然是朝政向着屈辱降金媾和的走向演变。

[1].《要录》卷102绍兴六年六月己酉，丁巳。

[2].《梁溪全集》卷89《应诏条陈（八）事奏状》，《历代名臣奏议》卷306。

[3].《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宋史》卷361《张浚传》。

[4].《要录》卷104绍兴六年八月甲辰。

[5].按裴廪曾为北宋末李纲宣抚司幕僚，参见《会编》卷56，卷61《北记》，《靖康要录笺注》卷14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鄂国金佗稡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作“裴凛”，为同一人。

[6].《梁溪全集》卷89《应诏条陈（八）事奏状》，《历代名臣奏议》卷306。

[7].《梁溪全集》卷91《论击贼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232。

[8].《要录》卷106绍兴六年十月丁未，《梁溪全集》卷92《奖谕防秋利害诏书》，《谢奖谕表》。

[9].《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

[10].《会编》卷55，《要录》卷58绍兴二年九月庚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