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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太原之殇（第2页）

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几，朝廷已尽改前日诏书调兵防秋之计。既罢峒丁，又罢刀弩手，又罢土兵，又罢四川、福建、广南东路将兵，又罢荆湖南、北路系将、不系将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发。是前日诏书所团结之兵，罢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两路入寇，将何以支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于此也？……一岁两起天下之兵，中道而两止之，天下谓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复能取信四方，而将士解体矣！国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系，而且行且止，有同儿戏，臣窃痛之。[52]

李纲在六月二十五日出行，“以七月初抵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南）”，“留河阳十余日，训练士卒，修整器甲之属，进次怀州（今河南沁阳市）”[53]。出朝之后，却又不得不特别忧心朝政和军备的变卦，上此奏议。

李纲为了整肃军政和军纪，斩前述虚报敌情，鼓动姚古退兵的裨将焦安节，“禁士卒不得扰民，有赶夺妇人钗子者，立斩以徇。拾遗弃物，决脊，黥配。逃亡捕获者，皆斩”。他也必须研究和考虑战术，认为“步不胜骑，骑不胜车，金人以铁骑奔冲，非车不能制之。有张行中者，献战车制度，两竿双轮，前施皮篱、枪、刃，运转轻捷，每车用甲士二十五人，执弓、弩、枪、牌之属，以辅翼之”。“行则为行阵，止则为营垒，平原可以驰逐，险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铁骑不得以奔冲，其制甚精”。“结阵以行，铁骑遇之，皆退遁。造千余两，日肄习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谋大举”[54]。后李纲还专门上奏，说“靖康间献车制者甚众，独统制官张行中者可取”，并介绍了具体的“造车之法”、“出战之法”和“布陈之法”[55]。为对付女真骑兵的纵横驰突，宋朝方面最初就是“宗泽、李纲有战车法”，[56]这在北方平原地区肯定有效用，特别表现在后来宗泽抗金。

在名将种师中战死，姚古败归后，到底是何人为将才，李纲心中根本没有主意。他“被命宣抚河北、河东两路，辟置官属，如范世雄充参谋官，郭执中、王以宁充参议官，田亘、韩瓘、邹柄、詹大和充机宜，梁泽民、赵柟、赵戬、张叔献、陈汤求充干办（勾当）公事，张牧、黄锾、陶恢、张光等充准备差遣，不过十五六人，其余皆因种师道之旧。惟以何大圭为主管文字。使掌表章。而大圭文人轻俊，馆中士夫多不喜之”[57]。此外，幼弟李纶也在幕府中，李纲诗后来回忆说：“前年（河）内中秋月，玉帐初寒铁衣滑。羽书猝至不成眠，坐伴清光到明发。是时季弟在幕中，病隔纱窗共谈说。”[58]李纲妻弟张焘在他任亲征行营使时，“辟焘入幕”[59]。聚集一批不懂军事的书生，就难免遭人议论。《朱子语类》卷131说：“李丞相不甚知人，所用多轻浮。”又说：“李伯纪（纲）丞相为宣抚使时，幕下宾客尽一时之秀，胡德辉（珵）、何晋之（大圭）、翁士特（挺）诸人，皆有文名，德辉尤蒙特顾。诸将每有禀议，正纷拏辩说之际，诸公必厉声曰：‘且听大丞相处分！’诸将遂无语。看来文士也是误人，盖真个能者，未必能言。文士虽未必能，却又口中说得，笔下写得，真足以动人闻听，多至败事者，此也。”这可能有部分道理，但决不能说，其幕僚都是轻浮无能之辈，有的人是与李纲志同道合，而相始终。此外，当时李纲并未任相，所谓“且听大丞相处分”之说，不确。但光是这些幕僚，“造谤者遂有聚轻脱于河内之语”[60]，真是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特别是事情办不好，就更易被谗口所中，无非是给人随便泼脏水而已，自古如此。

李纲作为文臣，当然不能说其军事指挥高明，但有一点应是正确的。他“极为上论节制不专之弊，又分路进兵，贼以全力制吾孤军，不若合大兵，由一路进”。这表明他还是认真吸取上次种师中与姚古分兵，而被金军各个击破的教训。但事实上，“朝廷之议变矣”，又根本不容他统一指挥和部署，“宣抚司虽有节制之名，特文具尔”[61]，实际上是“使总兵于外，而又不使之得节制诸将”[62]。

宣抚副使刘韐、制置副使解潜、察访使张灏、勾当公事折彦质、都统制王渊、折可求等聚集隆德府会商，决定以七月二十七日分三路进兵。刘韐和王渊统军由平定军和辽州一路出战，解潜和折彦质统军由威胜军出战，张灏和折可求、张思正统军由汾州出战，而各“宣抚副使、制置副使、察访使、勾当公事，皆承受御前处分，事得专达，进退自如”[63]。

八月，正值秋高而弓劲马肥的时节，完颜粘罕（宗翰）“发自西京”大同府，[64]宋方称“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65]。按金朝方面记载，“宋张灏率兵出汾州，（完颜）拔离速击走之”，“（完颜）娄室等破宋张灏军于文水”[66]。“宋统制刘臻救太原，率众十万出寿阳，（完颜）娄室击破之，继败宋兵数千于榆次”[67]，这其实是指刘韐和王渊的一路人马。至于解潜和折彦质的一路人马，金方记载未有交代。另据宋方的一段概述：

八月初，（刘）韐兵先进，贼并兵御之，韐兵溃。而（解）潜兵与贼相遇于南、北关，搏战四日，杀伤相当。贼日增兵，潜军力不能胜而溃。平定、威胜之师皆逗留不进，潜、韐失利，溃散之兵蔽野而还，人人震恐。独（张）思正之兵在汾州，其众十七万，号曰百万，未出战。贼曰：“韐、潜既败，不足虑也。”乃驱妇女老弱守虚寨，以当平定、威胜之兵，而并其兵以御思正。思正出汾州，执（冀）景示众曰：“景，不坚守石岭关遁还者也。”斩之以徇。是月十五夜，贼于文水张饮以赏军，谍者以告思正，思正袭之，斩首数百，几获（李）嗣本，（嗣）本脱去。灏、思正以小捷之故，驰黄帜呼于中路曰：“汾州报捷！”州县欢声震地，曰：“我师胜矣！”或持酒席相庆曰：“皇帝圣慈，吾其见太平乎！”至有感泣挥涕者。十六日，思正出战，贼曰：“彼众虽多，而嚣不整，无能为也！”乃以铁骑三千，直冲我师，我师大奔，相蹂而死者数万人，坑谷皆满。思正败卒数千奔汾州。（张）灏以牙兵数百趋慈、隰。于是汾州、威胜、隆德、晋、绛、泽州之民扶携老幼，渡河奔者臣万计，诸州县井邑一空。贼乘胜急攻，太原遂破，实九月初三日也。[68]

太原保卫战是北宋末最英勇、最悲壮的保卫战。张孝纯“遣人缒城”，向宋廷告急说，“太原被围，今已八月余日。城中居民死亡八、九。守御之卒糇粮已绝，以铠甲充食者已二十余日，卒多疲病。贼人知之，外为攻具甚盛”。“粘罕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鹅车、偏桥、云梯、火梯，凡有数千。毎攻城，先列砲三十座，凡举一砲，听鼓声齐发。砲石入城者，大可如斗，楼橹中砲，无不坏者。赖总管王禀先设虚栅，下又置糠布袋在楼橹上，虽有所坏，即时复成。又粘罕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车轮，上安巨木，状似屋形，以生牛皮漫上，又以铁叶裹之，人在其内，推而行之，节次相续，凡五十余两，运土、木、柴薪于中。粘罕填濠，先用大板，薪柴次以荐覆，然后置土在上，増覆如初。王禀毎见填，即先穿壁为窍，致大鞴在内，俟其薪多，即使放灯于水中，其灯下水寻木，能燃湿薪，火既渐盛，令人鼓鞴，其焰亘天，故能不令填壕。其鹅车如鹅形，下亦用车轮，冠之以铁皮，使数千百人推行，欲上城楼。王禀于城中亦设跳楼，亦如鹅行，使人在内迎敌，亦先以索络巨石，置彼鹅车上，又令人在下以撘钩及绳拽之，其车前倒，又不能进。其云梯、火梯悉用车轮，其高一如城楼，悉为王禀随机应变，终不能攻我。又尝内起重城，虑外壁之坏，无何。人众粮乏，三军先食牛、马、骡，次烹弓、弩、筋甲。百姓煮浮萍、树皮、糠籺、草荄以充腹。次即妻、男将毙，虽慈父义夫，无不亲食其肉，不暇相易”[69]。可知金军攻势之猛烈与守城之惨烈。

王禀在“围城中，奋忠仗义，不顾一身一家之休戚。遇一、两日，辄领轻骑出城，马上运大刀，径造虏营中，左右转战，得虏级百十，方徐引归，率以为常。宣抚使张孝纯视城之危，一日会监司食，谋欲降虏。禀知之，率所将刀手五百人，谒孝纯，列刀于前，起论曰：‘汝等欲官否？’众曰：‘然。’禀曰：‘为朝廷立功，则官可得。’又曰：‘汝等欲赏否？’众曰：‘然。’禀曰：‘为朝廷御敌，则赏可致。’且曰：‘汝等既欲官，又欲赏，宜宣力尽心，以忠卫国。借如汝等軰流中有言降者，当如何？’群卒举刀曰：‘愿以此戮之！’又曰：‘如禀言降，当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又曰：‘宣抚与众监司言降，当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孝纯自后绝口不复敢言降事，而城中兵权尽在禀矣”。王禀到了太原城陷落的最后时刻，“父子背负太宗皇帝御容，赴火而死”[70]。王禀当然是一位足可令后人世代崇敬的英雄，乃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先生之祖先，[71]但张孝纯还是被俘降敌。

太原府的失守，就金朝方面说，使西路完颜粘罕（宗翰）军得以南下，与东路完颜斡离不（宗望）军会师。从宋朝方面说，宋朝救援太原，“（姚）古将兵六万，（种）师中将兵九万”[72]，但前引李纲奏则称“种师中、姚古以十万之师，相继溃散”。此次出兵，“兵十七万，以援太原，又招河东义勇、禁兵五万，共兵二十二万，寻皆败绩”[73]。因号称最精锐的陕西主力军在两次解围战中耗折殆尽，开封的陷落遂成定局。[74]

在李纲离开朝廷期间，自然深以朝政变卦为忧，他曾特别给宋钦宗上奏，说“臣总师，道出巩、洛，望拜陵寝，潸然涕流”。“进君子，退小人，无以利口、善谝言为足使，（无以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为足使）。益固邦本，以图中兴。上以慰安九庙之灵，下以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天下不胜幸甚。臣忘生触死，冒进狂言，不胜战越待罪之至！”他所指者，就是担心耿南仲、唐恪、聂昌之流的政见主导朝政。宋钦宗批答说：“足见忠义爱君之心，当一一铭记于怀。”[75]其实则另有盘算。

五月，首先是宋钦宗特别下旨：“余应求怀奸观望，不可与河北郡，可送吏部差远小监当。”遂贬为“监达州茶场”[76]。六月十日，宋钦宗因陈公辅上奏，说“如李纲者，其忠勇虽可持，而刚愎自用，不无过咎，故同列不平，共相诬谮，陛下已疑之矣，今更出使将兵”。“纲何足惜，宗庙社稷存亡为可虑焉”。于是下“圣旨，左司谏陈公辅差监合州酒税务”[77]。左正言程瑀[78]为此上奏说：“如余应求、陈公辅者踪迹孤外，志操凛然，金寇在郊，京师震恐之时，抗章乞对，慷慨论事。仰蒙陛下延问开纳。寇过之后，擢为台谏。士大夫方庆言路得人，而应求等亦感激奋励，知无不言，正道少伸，邪人侧目。一旦论事稍渉嫌疑，陛下未能洞察，执政因而挤之，是何异蔡京所为哉！覆辙在前，不惮蹈之，亦可哀矣！”[79]他又上奏弹击宰执，说“徐处仁庸俗，吴敏、耿南仲昏懦，加以唐恪之倾险”[80]。宋钦宗又下旨：“程瑀送吏部，与远小监当，日下出门。”[81]“添差漳州监税”，居言责五十四日而罢”[82]。

八月，正当救援太原之战尚在进行中，宋钦宗下令罢免太宰徐处仁、少宰吴敏和同知枢密院事许翰，进用唐恪为少宰，聂昌为同知枢密院事，这就是他对李纲临行前口奏和后来上奏的实际回复。徐处仁的罢相制说：“矧国步艰难之日，乃庙堂协赞之时，不知黾勉以赴功，相与逡廵而固宠。乏可否之相济，惟同异之是闻。边患未宁，方寸阴之可惜；机会一失，恐驷马之难追。道路流言，士夫兴叹。览封章之引咎，且公论之腾喧。俾解钧衡，进升秘殿。”吴敏更被指责为蔡攸一党，宋钦宗下手诏说，“敏之为蔡氏腹心，明矣！”“若敏辅相有力，犹可以赎罪。又况深险而好自専，弛慢而不及事，致今日边事尚炽，兵民未得休息，投诸遐裔，亦轻典尔！”许翰也遭受弹劾，说他“在言路，则党恶庇奸以欺君，在枢府，则妄作生事以误国，迹其罪状，夫岂胜诛！”[83]总之，“徐处仁、吴敏罢，而相唐恪。朝廷之论中变”[84]。李纲对此自述说：

初，贼骑既出境，即遣王雲、曹曚使金人军中，议以三镇兵民不肯割，愿以租赋代割地之约。至是遣回，有许意，其实以款我师，非诚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议，意谓非归租赋，则割地以赂之，和议可以决成。乃诏宣抚司不得轻易进兵，而议和之使纷然于道路矣。既而徐处仁、吴敏罢相，而相唐恪；许翰罢同知枢密院事，而进聂山（昌），陈过庭、李回等。吴敏复以内禅事，言者谓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门下侍郎，亦蔡攸矫制为之，责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窃叹曰：“事无可为者矣！”因入表札奏状，丐罢。初，唐恪谋出余于外，则处仁、敏、翰可以计去之，数人者去，则余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85]

三年后，李纲给吴敏写信，补充叙述了当时的若干重要史实：

不谓事与愿违，驻车河内，未逾月，而庙算中变。公既去位，某亦罢归，一切皆如（唐）恪策，而人罕知之者。初，某既总师指挥，继命刘韐为副，及其后乃知恪所荐也。解潜初与韐合，会议于隆德，韐志甚锐。及潜出兵，韐忽中变，按兵不行，故失期会，而潜有南、北关之溃。适所遣属官张叔献者，自韐军中来，能道其详。乃知韐将出兵，而得恪书，遂有缓师之谋。虽书辞不可知，而意则可料也。其后韐之子子羽道其书辞于人，果如所料。此二人者，今皆见存，他日可询也。渊圣又御札付韐，而误付宣抚司，其戒敕之语，与本司所禀受不同，亦必恪意。解潜为制置使，折彦质为河东勾当公事，张灏为转运使，折可求为都统制，皆各受御前处分，进退自如。因报公罢相，遂援此为言，以谓节制不专，难以责成功，必致误事。非使节制归一，以谋万全之举，则太原之围，必无可解之理。不然，愿丐罢去，遂得请。夫恪之意，不过欲作相耳，而妨功害国，其巧如此！[86]

后李纲在给秦桧信中也补充了若干史实，并涉及折彦质的为人：

夏末秋初，某宣抚河北、河东，辟彦质充参谋官。彦质只留隆德，不曾到军中供职。其后七月末间，诸将得进兵，多爽，独解潜、彦质以兵万人，与贼遇于南、北关，累战而溃。有旨，彦质、潜皆特勒停。某具奏，乞且存留，收拾溃兵，以俟再举。有旨，潜白衣领职，彦质召赴阙议事。过怀州，留军中者累日，某与论节制不专之弊。是时，刘韐以宣抚副使治兵于辽州，折可求以都统制，张灏以都转运使治兵于汾州，潜、彦质在隆德，各直达奏事，承受御前文字，得旨各不同，而自为进退。既约出兵，两路不进，而潜独进，故及于溃。某以谓诸道之兵方集，必欲再举，非尽罢诸处节制，而一听于宣抚司，决难成功。彦质亦以为然云。俟见渊圣，当面奏其详。既至京师，适徐、吴以纷争罢相，而唐恪当国，议论皆变。彦质亦尽变其前日之说以合恪。某以徐、吴既罢，内无助者，上疏，力丐罢去，遂有赴阙议事指挥。除彦质宣抚判官，交割职事，时八月末也。[87]

可知唐恪怂恿无能的宋钦宗，完全打乱了李纲在前沿应有的指挥权，败事于朝中。他又在致吴敏的另一信中说：

曩尝相与论于省中，临行亦以此奏渊圣（宋钦宗）。且谓太原之围，已几年矣。贼之巢穴已固，不能保其必解，安知未行，彼不以坐困而已破乎？迫于威命，既行，愿任今冬捍御之责。使太原遂破，亦当图所以复之者。故多请器甲以行，意欲鼓动两路之民而用之。既得罢，而志不遂。所谕捣燕山者是也。当时亦有此意，但仓卒戒行，危疑百端，种种不集。迨料理稍就绪，廷议已变，故不及此。当时（种）师中若能休兵平定百里之内，牛酒日至而犒师，与姚古约定而后进兵，宜有可解。惜其轻进而吝赏，士不用命，而堕贼计也。若谓按兵中山，先声后实，如李左车之说，则不然。汉兵破赵二十万众，故燕、齐靡然从风，威足以詟之也。斡离不之师，捆载而归，初无邀击之威，则粘罕何惮望风而解太原乎？大抵靖康之事，正犯“师或舆尸”之戒，而廷议不一，此所以卒无成功也。[88]

其中又分析第一次救太原，种师中的“轻进”，他和吴敏认为，太原之围不易解，不如取“捣燕山”之策，可惜在宋钦宗等人的各种刁难和掣肘下，根本无以实施。后邵才在祭文中评述此事说：

公则勋高，忌者益愠。启公出师，以夺其柄。其初遣公，诸帅听制。既离国门，分授密旨。公初不知，犹督进讨。传令再三，往往不报。公惊而疑，日虞败事。纳刀于靴，恨无死所。终焉报罢，窜公长沙。彼计斯得，以骋其私。[89]

但到闰十一月，东、西两路金军会师开封城下，宋钦宗又紧急“驿召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限指挥到，日下星夜发来赴阙”[96]，却为时已晚，而根本无补危局。

宋钦宗对宰执所做的人事大变动，无非表明他决意听从唐恪、耿南仲等人拙劣而荒诞之谋划。李纲上奏特别强调形势危急，不可不积极备战：“贾谊谓‘厝火积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以今日观之，何止于火未及然，殆处于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不可恃彼之不来，当恃我之有备，则屯兵聚粮，正今日之先务，不可忽也”[97]。但宋钦宗却对如此严重的警告，根本听不进去。他对战争不仅不抱希望，更取消任何战备，竟荒唐地认为“和议可以决成”，唯有完全依赖于屈辱求和，方可保留赵宋之社稷和残山剩水。后李纲对宋高宗说：

臣在枢密院时，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诏书已累月。及臣宣抚河北，即诏减罢太半。盖专恃和议，以谓金人必不再来，一切不为之备。[98]

其昏庸和愚蠢，简直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李纲的下台，固然是快了耿南仲、唐恪之流的私愤，实际上也满足了宋钦宗的皇权私欲，他的内心无非是视太学生伏阙上书的爱国群众运动为厉阶，务必清扫李纲的朋党而后快；但既然朝廷失去了唯一的主心骨，最终受害最深的，自然还是宋钦宗本人。

宋钦宗二十六岁登基，实际上只当了一年多，而横跨三个年度的皇帝，后来却悲惨地度过了长达三十年的备受屈辱和煎熬的俘囚生活。即使是一年有余的当皇帝期间，也从无片刻至尊的欢快享受，一直延挨着焦心劳思、焦头烂额的时日。后人追想起来，也不免够可怜的。祖宗发家，子孙败家，这大概是中国古代财产和权力世袭制的遗传规律。这条规律也不可避免地在宋钦宗身上起着作用，其基本表现是无能。光是无能还不可怕，如因无能，而对李纲言听计从，倒还是件好事。但是，除了最初终止逃跑，临危授命李纲守开封城之外，宋钦宗竟无一项关键性的决策不铸成大错，竟无一招不是惊慌失措的臭棋，这又是他对那群鼠辈的宰执言听计从的致命后果。他不断否决李纲和种师道之忠告与部署，断送了若干本可挽回或多少可挽回危局与险局的机遇。宋钦宗在金军初犯开封时，不当逃而欲逃，后来的一次却不听种师道临终前的忠告，当逃而不逃，却在军无斗志的情势下，坐守开封，等着当俘虏，[99]也真可谓是自作自受。当然，也决不能说他在位就有多大失德；这与其父宋徽宗作威作福，招致千千万万百姓家破人亡，而竭天下以自奉，仍不可同日而语。宋徽宗当俘虏，真可谓是罪有应得。

然而上述一切，又正是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在一个溃烂皇朝的末期，所具备的一种历史必然性。

由于李纲蒙受了太多的毁谤，他感觉有澄清事实的必要，遂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荆湖南路转运司翠华堂，完成了《靖康传信录》的撰写，《靖康传信录》原有二十卷，[103]今存《梁溪全集》卷171至卷173，乃是节录，共三卷。[104]他在《梁溪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序》中说：

靖康改元，金寇犯阙，实中国之大变，典籍所载，未之有也。朝廷应变设施大略，众人所共知者，往往私窃书之。至于庙堂之上，帷幄之中，议论取舍，事情物态，为宗社安危、生民利害之所系者，众人所不得而知，书之或失其实，此《传信录》所为作也。

臣子之义，惟当奋不顾死，以徇国家之急。及其成功，则天也。然自是之后，朝廷非大有惩创，士风非大有变革，内外大小同心协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为事，扫去偷惰苟且之习，媢嫉谮愬之风，虽使寇退，亦岂易支吾哉！故余于此录记其实，而无所隐，庶几后之览者，有感于斯文。

他提出“朝廷非大有惩创，士风非大有变革”，“扫去偷惰苟且之习，媢嫉谮愬之风”，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而言，自然并非没有重要的鉴戒意义。

[1].《宋史》卷23《钦宗纪》靖康元年三月、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