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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铁骑凌天阍 扶持极艰难（第2页）

人称北宋末，“必欲自胜主战伐者，李纲、种师道两人而已”[64]，将两人视为主战的代表人物。据说种师道“其性寡默”，“为人口讷，语言不能出”[65]，但从上述记事看，也未必全无口才。他在朝见宋钦宗时说：“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其归乎？”宋钦宗说：“业已讲和矣。”种师道说：“臣执干戈以卫社稷，不知其它。”他虽然主战，而在宋钦宗面前却“不能反覆力执”[66]。宋钦宗拜他为检校少傅、同知枢密院事、京畿、河北路宣抚使。姚平仲任宣抚使司都统制。这是北宋晚期迫于军情，首次令武将统兵。

李纲向宋钦宗建议：“勤王之师，集者渐众，兵家忌分，节制归一，乃克有济。愿令师道、平仲等听臣节制。”宋钦宗却囿于宋朝的皇帝集权，臣僚分权的传统，到此紧急关头，却宁愿机构重叠，拒绝军事上的统一指挥，他下御笔说：“师道老而知兵，职位已高，与卿同官，替曹曚可也。”为种师道另设宣抚司的结果，“应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师，并隶宣抚司，又拨前、后军之在城外者属之，而行营司所统者，独左、右、中军而已”。宋钦宗“屡申饬，两司不得侵紊。节制既分，不相统一，宣抚司所欲行者，托以机密，往往不复关报”李纲。李纲“私窃忧之”，也无可奈何。[67]

正月二十七日，李纲与太宰李邦彦、知枢密院事吴敏、另有种师道、姚平仲和折彦质共同在福宁殿面对，李纲说：“金人之兵，张大其势，然得其实数，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其精兵不过三万人。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固已数倍之矣。（虏）以孤军入重地，正犹虎豹自投于槛穽中，当以计取之，不可与角一旦之力。为今之计，莫若扼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复畿北诸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后以将帅檄取誓书，复三镇，纵其归，半渡而后击之，此必胜之计也。”当时皇帝与众人都无异议。[68]宋方已清楚金军的军力，应当说，李纲此议是高明的，正是《孙子》所谓“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然而事情的变卦，又出乎李纲与种师道的谋划之外。“姚平仲者，古之子，屡立战功”，“为童贯所抑”[69]。陕西军重世将，种氏和姚氏都是世代将门，“种氏、姚氏素为山西钜室，两家子弟不相下。时平仲之父古帅熙河，以兵入勤王。平仲恐功名之会独归于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战，有怨言，达于”宋钦宗。宋钦宗“一日遣使五辈，趣师道进战。师道言：‘过春分节可击。’是时相距才八日，盖俟其弟师中及姚古之至也。平仲欲夜叩金营，生擒斡离不，奉康王以归。故师道言不用。既而平仲谋泄，虏先事设备。至是平仲率步骑万人，夜劫虏寨，反为所败而还”[70]。

事实上，此次劫寨也并非一败涂地，宋金两军“杀伤相当”，“行营司所失才百余人，而（陕）西兵及勤王之师折伤千余人”[71]。另据李纲上奏自述，他在当夜四更，突然接宋钦宗命令，“诏臣应援，顷刻之间，使者三至。臣适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阳门，至班荆馆，亲督将士，列在要冲，分遣兵马，解范琼、王师古等围；亲以中军捍御贼马，射杀金贼甚众。是夜，臣宿城下。明日，复列阵，与贼相望，臣所统兵，士气百倍”[72]。

但李邦彦“方主和议，忌李纲主战，因其败而中伤之”[73]。“宰执、台谏（即）哄然，（以）谓西兵勤王之师及亲征行营司兵，（皆）为金人所歼，无复存者。上震恐，有诏不得进兵。而斡离不遣使，以谓用兵特将帅所为，不出上旨，请再和。宰相李邦彦于上前语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结构，非朝廷意。’”居然提出缚送李纲给金军，而金朝“使人反以为不可”。于是宋钦宗罢李纲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以蔡懋代之，因废行营使司，止以守御使总兵事，而种师道亦罢宣抚使”[74]。宋钦宗以“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子郎君”说：

初二日早，方欲坐朝，遣来使还，一并持去。忽报初一日夜，有兵马在城外作闹，本朝不知事因，继闻辄至大金军前，不胜惊骇，寻遣人根问止约。至暮，乃知姚平仲率城外诸路军马作过，寻令勾捉，称本人未回军寨，亦见令人擒捕，候见，即正典刑，以戒贪功误国之士。又执政间有素与姚平仲相善者，形迹可疑，恐相协助，已先行出责了当。[75]

他至此只得诿过臣下，以求屈辱求和，所谓“执政间有素与姚平仲相善者，形迹可疑”者，当然是指李纲，尚不便明言。宋钦宗另“降亲笔慰劳，锡赉”李纲“白金、缗钱五百贯、两，且令吴敏宣谕将复用之意”[76]，算是私下的恩典。但此次姚平仲的失败和逃遁，却又使李纲长久地如俗语所说，被扣上了屎盆，甚至如后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也将此事归结为“李纲主平仲之谋”[77]。李纲在给宋钦宗上奏中辩白得清楚：

姚平仲引众出城，几败大事。然平仲受节制于宣抚，不关白于行营。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师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实无所与。其夜四鼓，陛下闻其交锋，诏臣应援，顷刻之间，使者三至。臣适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阳门，至班荆馆，亲督将士，列在要冲，分遣兵马，解范琼、王师古等围，亲以中军捍御贼马，射杀金贼甚众。[78]

他当然完全不可能在上奏中当面说谎。宋钦宗对此次事件的经过和责任，无论如何也是心知肚明，他无非是从轻率的冒险主义，瞬间滑向卑怯的投降主义，玩弄皇帝的南面之术而已。故后来《朱子语类》卷130批评李焘史笔之误，“考订未甚精密”，“劫寨一事，决于姚平仲侥幸之举，纲实不知”[79]。

种师道也反对姚平仲军仓促劫金营，但在此举失败后，他曾“令更劫”，说“虏人以其不再来了，再劫却是”，“如犹不胜，然后每夕以数千人扰之，不十日，贼遁矣”。有人问：“平仲之举为虏所笑，奈何再击？”他说：“此所以必胜也！”但惊慌失措的宋钦宗、李邦彦等人又“不能从”[80]。

于是开封城中爆发了陈东领导下数百太学生的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他们聚集在大内宣德门（与明清故宫前之承天门、天安门相当）前，“乞罢李邦彦，用李纲、种师道”，其上书说：

臣等闻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奋不顾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妒贤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贼也。恭惟皇帝陛下聪明英睿，独智旁烛，贤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为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臣也。其庸谬不才，忌嫉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陛下断然不疑，拔纲于卿监之中，不一、二日，任为执政，中外相庆，知陛下之能任贤矣。斥时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纲任而未专，时中斥而未去，复相邦彦，复相邦昌，其余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贤犹未能勿贰，去邪犹未能勿疑乎？今又闻复罢李纲职事，臣等惊疑，莫知所以。此必为邦彦等挤陷。盖纲起自庶官，独任大事，邦彦等疾如仇雠，恐其成功。臣等闻纲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彦等遂乘间投隙，归罪于纲。

群臣劝陛下他幸，则中外恟恟，不敢自保，当时若非纲为陛下建言，则乘舆播越在外，宗庙、社稷已为丘墟，生灵已遭鱼肉，陛下将有弃宗、庙社稷之名，何从复有天下？赖陛下聪明，不惑群议，断自圣志，特从纲请。中外闻之，虽愚夫愚妇等无不举手加额，仰叹圣德之盛，纲之力岂曰小补之哉？是宜邦彦等谮谤忌嫉，无所不至。

一进一退，在纲为甚轻，在朝廷为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举！幸陛下即反前命，复纲旧职，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师道以阃外之事，使专之）。

陛下若以臣等之言为未足取信，愿试登御楼，呼耆老百姓一问之，呼军兵一问之，呼行道商旅一问之，试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纲可用，而邦彦等可斥也！”用舍之际，陛下不可不谨。[81]

陈东“率士数百，伏阙上书”[82]，其中还有高登。[83]按宋徽宗崇宁时规定，太学和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后废辟雍，而“辟癰之士，太学无所容矣”，太学生应有所减少。[84]可知参加伏阙上书者，尚只占太学生中的小部分。这其实是一场自发的运动，事先根本没有严密的组织。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太学生由个别人的活动升格为集体性的运动，并且成为中华史上首次爱国学生运动。《三朝北盟会编》卷41载太学生沈长卿追述时事说：

臣闻二月初五日，陛下罢李纲右丞，太学生陈东等率士数百，伏阙上书，极言李纲忠义，李邦彦奸恶，冀陛下聪明睿断，罢邦彦而相李纲，以厌天下之论也。于时京城百姓群聚阙廷，不约而来者几数万人，仰天椎心，祈哀请命，莫不欲李纲之相，邦彦之罢也。洎陛下遣使宣谕，复纲旧职，众志遂定。其后乘时恃众，殴击内侍，盖缘平居细民受虐之深，积怨之久，（以至于是）。今日戎虏拥兵困辱中国，夺我玉帛，侵我土地，非由此曹，何以致之？故危疑之间，发其痛以至于极，非士人所教而为之也。夫举数万之众，不烦召而群聚帝阍，若出一家，曾无异意者，岂陈东一布衣寒士所能驱率哉？[85]

“诸生伏阙搥鼓，以请起李纲，天下或以为有忠义之气；而朝廷以为倡乱动众者，无如太学之士”[88]。宋钦宗无疑是将爱国群众运动视为厉阶，不能容忍对其君主权威的挑战，然而迫于形势，也明知自己理亏，只能下手诏说：

士庶伏阙上书，愿见李纲、种师道。朕深谅尔等忠义，已令纲、师道传旨抚谕。若更有乘时恃众乱行，殴打内侍，令纲、师道以军法从事，便令退散。如后去之人，当行军法！[89]

当时“军民数万人拥伏阙下，相谓曰：‘非见李右丞、种宣抚复用，毋得归！’会百官退朝，自东华门至阙前，众指李邦彦，数其罪嫚骂，至前攫其履，欲殴之，邦彦疾驱以免。兼开封尹聂昌（原名山，宋钦宗改为昌）举鞭揖东等曰：‘诸公为此，可谓忠义矣！’逻者以闻，上令閤门受所上书。顷之，中人传旨云：‘诸生所上书，朕已亲览，备悉忠义，当便施行。’其中有欲散者，众哄然曰：‘安知非伪耶？须见李右丞、种宣抚复用，乃退。’于是知枢密院事吴敏传宣云：‘李纲用兵未利，不得已罢之。俟金兵稍退，令复职。’犹不退。时已日晡矣。百姓乃舁登闻鼓，置东华门外，挝而坏之，山呼震地”。几万无组织的群众云集宣德门下，正说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危难之际，士民们业已认定，救国非李纲莫属。当然，群众运动也很难控制激烈的行为。“开封尹王时雍至，谓诸生曰：‘胁天子，可乎？胡不退！’诸生应之曰：‘以忠义胁天子，不犹愈于以奸佞胁之乎！’复欲前殴之，时雍逃去”[90]。诚如已故周宝珠先生所说，“‘忠义胁天子’，这是爱国军民在抗金中迸发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把‘忠义’抬到一个新高度”，“产生了巨大的威力”。[91]

愤怒的民众“杀伤内侍二十余人，（皆脔割之，虽毛骨无存者）。又诉詈宰执李邦彦、蔡懋、王孝迪、赵野等，殴击之，皆走散藏匿”[92]。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宗濋“奏于上曰：‘事已尔，亡可奈何，当黾勉从之。不然，且生变。’于是遣签书枢密院事耿南仲言于众曰：‘已得宣李纲矣。’百姓数千人诣浴堂室院迎之。上益恐，于是相继而宣谕者络绎不绝。内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谕未到，而后发之，使先至。众取拱之肉，脔而磔之，即矫制曰：“杀内臣者无罪！”又取十余辈杀之，取其肝肠，揭之竿首，号于众曰：‘此逆贼也！’纲皇惧入对，泣拜请死。上亦即复李纲尚书右丞，充京西四壁守御使，而罢蔡懋。纲固辞，上不许。俾出东华门、右掖门宣谕，众亦稍去”[93]。李纲出面，“百姓见纲，皆呼曰‘右丞，且与百姓为主！’纲亦言曰：‘纲已在此，即登城矣，百姓不足忧。’促归照管老小。是日斩首乱者十余人，移时方定”[94]。

此次劫营之最重要的后果，是宋朝正式割让太原、中山与河间三镇。金朝方面的要挟说：“今放黄河，更不为界，可太原、中山、河间等府一带所有地分，画立疆至，将来拨属本朝。”[98]不以黄河划界，算是大金的宽恩。但对宋朝而言，将自三镇以北的土地割让金朝，丧失河北与河东的一半土地，并完全失去了原辽宋边界的塘泊之险。故李纲一直坚决反对，并挽留着割让三镇诏书，然而据其自述：“先是，所留三镇诏书，余既罢，乃遣宇文虚中赍诣金人军中，复差臧（瑀）、秦桧为割地使。”[99]臧瑀后复姓程，他反对割地，但还是与金使北行燕山府。[100]正如李纲后来所追述：“靖康之初，金人犯阙，以孤军入重地，我之守御固，而援师集，其势不难于和。宰相失策，欲脱一时之祸，而不为久长之计，凡所邀求，一切许之，遂割三镇，而河北、河东之地几去其半。”[101]

在李纲短暂罢官期间，蔡懋任守御使，“下令禁守御兵不得放矢石，范琼、马忠披城扎寨外，余兵尽退入城，贼复大肆”[102]。“号令将士，金人近城，不得辄施放，有引砲及发床子弩者，皆杖之，将士愤怒”。李纲复职后，“令施放自便，能中贼者厚赏。夜发霹雳砲以击，贼军皆惊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103]，又一次击退金军。

在整个守城战中，“围城危急，羽檄飞驰”，李纲作为一个文官，却“寐不解衣，而餐每辍哺，夙夜从事”，“至于登陴拒敌，矢集如猬毛，左右指麾，不敢爱死”[104]，表现了舍身赴国难的英雄气概。

完颜斡离不（宗望）所率金军显然不能，也无力在开封城下，与宋军长久相持。女真人耐严寒，不耐酷暑，其弓马到了夏季，军事效能也大打折扣，更何况悬军深入，后勤供应根本无保障。他的聪明是利用以强凌弱的高压态势，见好就收，及时率兵北归。宋钦宗被一次劫营失败吓破了胆，只求完颜斡离不（宗望）早早退兵。他致书完颜斡离不（宗望）说，“所谕骡、马、金、帛事，已纳金五十一万七千三百两，银一千四百三十一万二千六百两，绢一十万匹，表四十七万匹，竭尽府库旧积，仍敛民间所藏，尽数于斯，无可再得。只候军回之后，道路稍通，取之四方，旋充元数。骡已纳六百头，马五百四十七匹之外，余皆尫瘁瘦疲，素不养在城中”。“事至今日，岂敢不从？荷再造则天地同功，蒙一谴则社稷立陨。惟有投诚，且实盟言。幸今日之矜容，观他时之改悔，后或有违誓约，不顾大恩，天实临之，祸败不悔”[105]。

完颜斡离不（宗望）遂乘机于二月十日退兵。“金人既得三镇之诏，及肃王为质，即不俟金帛数足，遣使告辞”，宋钦宗还“赐宴于军中”[108]。

围绕着金朝人退兵，李纲和种师道都主张“乘其渡河半击之”，李纲认为：“金人厚载而归，辎重既众，驱虏妇女，不可胜计，气骄甚。击之，决有可胜之理。”种师道说：“异日必为后患！”但宋钦宗前后反复，一度同意派兵追击，又听信若干宰执的“密启”，发御前金字牌下诏追还。[109]敌人不过暂时退兵，却使他感觉安慰。李纲在《梁溪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序》中总结说：

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战，何也？贼以孤军深入，前阻坚城，而后顾邀击之威。当是时，不难于和，而朝廷震惧，其所邀求，一切与之，既割三镇，又质亲王，又许不赀之金币，使贼有以窥中国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诸道之兵既集，数倍于贼，将士气锐而心齐，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惩姚平仲劫寨之小衄，而忘周亚夫困敌之大计，使贼人安然，厚有所得而归，此失其所以战也。失此二者之机会，故令贼志益侈，再举南牧，无所忌惮，遂有并吞华夏之志。

他在《梁溪全集》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对后来的宋高宗说得更详：

金人初犯阙，提兵不过六万人，既薄城下，累日攻击，知都城坚，而士卒奋励，不可攻，则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请和。臣献策渊圣（宋钦宗），以谓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许者，有不可许者，宜遣使者往来款曲，与之商议。俟吾勤王之师既集，然后与之约。其可与者许之，其不可与者坚执而勿许，则约易成，而和可久。当时不以为然，一切许之，其后果不能如约，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

勤王之师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余万，臣献策渊圣，以谓兵家忌分，宜使节制归一，用周亚夫困七国之策，以重兵与之相临，而分兵收复畿邑，使无所得粮，俟其困而击之，一举可破。当时不以为然，置宣抚司，尽以勤王之兵属之，故姚平仲得先期举事。而朝廷惩劫寨小衄，不复议兵，贼退又不肯邀击。遂使金人有轻中国之心，而中国之势日弱，此失其所以战也。夫机会之来，间不容发，一失机会，悔不可追。

第一次开封保卫战自正月初七至二月初十日，历时一月有余，其实战斗颇少，更无激战。金军自正月初七日夜到初八日昼之攻城，十七日和十八日，马忠率京西兵冲破金军拦截，进入开封城，后来又是二月初一夜姚平仲劫营“小衄”，金军乘势攻城，都遭失败。这其实是北宋末唯一一次转败为胜之机遇。如真按李纲和种师道之策，东路金军有可能遭受重大失败。然而难得的机遇，却全被宋钦宗的瞎指挥所扰乱而丧失。东路金军满载勒索来的大量金银等，以得胜之师凯旋北归，却真正埋伏了北宋皇朝败亡的祸根。

当时宋廷其实也只有李纲一根主心骨。如果庸懦无能的宋钦宗真正看准人才，全权委付，不加任何干涉，倒也是好事。可是宋钦宗却根本做不到，这是帝制下必然产生的荒诞。《朱子语类》卷130评论说：

问：“围城时，李伯纪如何？”曰：“当时不使他。更使谁？士气至此，消索无余，他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顾死，且得倚仗之。”

人才和士气“消索”，是北宋晚期不容置疑的史实。正如宗泽后来评论说，“上下恬嬉，犹夷度日”。“有实欲贾勇思敌所忾之人，士大夫不以为狂，则以为妄。因循苟且，以致贼虏颠越不恭”。“皆繇无诚实之士鼓倡骄逸，率以敛迹逃避，曲辱不耻为智为勇耳。万一有慷慨论列，则掩耳不听，别造佞说，以相浮动”[110]。活画了北宋晚年大多数士大夫的心态和丑态。问题当然不是全无人才，前面说过，官场沉浮与筛选规律往往是黄金下沉，粪土上浮，也有人称之为逆淘汰定律。综观中华古史，特别在一个皇朝衰亡之际，往往如此。

陈东所领导的爱国运动，正证明在危难之际，原先尘埋庶僚的李纲，已脱颖而出，在士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太学生朱邦基所撰《靖康录》[111]记载，在此次运动中：

父老泣涕，恳切言曰：“争銮舆不出，乘城固守，以活我国人者，李右丞也。进营逼虏，卫我国人，使金人不敢剽掠者，种枢密也。危社稷，弃国人，罢我右丞、枢密，以资寇者，李邦彦、李税、蔡懋也。谏官、御史无一言及之。赖诸公义不爱其躯，危言扶倾持颠，卫我国人，期于得请而后已。与其死于夷狄之手，宁若触逆鳞，而死于君父之手乎？”[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