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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囊封论水谪天涯（第2页）

国朝军政，最号严明。自童贯、高俅主兵以来，其制始坏。团结保伍废，而无以相维持；教阅战阵废，而无以习攻击。甲胄五兵，初不服练；旌旗金鼓，初不习熟。禁戒号令之威不振，而无以作士气；上下阶级之法不行，而无以一士心。兵将取于临时，而初不相知；彼此递相观望，而初不相救。卢沟之溃，反以金帛召集，则逃亡溃散者不诛矣；浙东之役，掳掠良民财物者，悉皆官军，则骚扰乱群者不罚矣。仆厮亲近，皆授高爵，而立功者不赏；以收身不到为名，而死敌者不恤。纪律如此，而欲驱之，以抗大敌，岂不难哉！[51]

古之良将，必与士卒之最下者同其甘苦。……今则不然，将之与卒，固已辽绝而不相知矣。廪赐匮乏，衣食不足。驱而战之，殁于行阵，则以逃亡为言；赙赠不及，妻孥无归，死者莫恤，生者何劝？夫如是而欲责其仗节死难，亦难矣！[52]

以上议论，固然包括了宣和时的事态愈益严重，但决非李纲论水灾时就不存在。不可否认，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李纲确是相信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但更重要者，是他对时政有很深重的危机感，本着儒家忠君报国的理念，他骨骾在喉，不吐不快。《梁溪全集》卷157《医国说》有一段精彩的议论，深刻地阐发了嘉言谠论的重要性，而完全适用于古今：

言者，国之药石也，通天下之言路，使忠义之士，得伸其舌，而奋其笔，嘉言谠论，骨鲠之说，直陈乎其前，正气胜而邪气销，庶几其国有瘳乎？若夫深闭固拒，以卖直钓名，钳天下之口，忠言不进，而惟谀佞之是闻，正犹抱心腹之疾者，未尝进苦口之药，而日以甘肥悦其意，而增其疾，欲无膏肓，不可得也。

他正是以“国之药石”自居，恳切期望为国治膏肓之深疴。然而他的上奏，犹如向一潭死水扔下一小块石头，只是激起一点儿微小的波澜。对他的上奏有同感和共鸣者，首先是皇太子赵桓。他后来对李纲说：“卿顷论水章疏，朕在东宫见之，至今犹能忆诵。尝为赋诗，有‘秋来一凤向南飞’之句。”[53]后来死难的李若水曾致信李纲说：

宣和初，水厄京城，不知所自，上天谴告，有识兴嗟。宰执畏缩而不敢言，台谏缄默而不敢论，庶官百执事又以为非我之职，独阁下抗章敷奏，以忤旨获罪，天下杂然称曰：“此凤鸣朝阳之举也！”[54]

无论是赵桓，还是李若水，都敬佩李纲能够挺身而出，说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直言和谠论。

然而关键在于宋徽宗却对此奏十分嫌恶，他根本上没有收敛侈心，更张时政的半点意愿。不管李纲的上奏何等的温和而恳切，皇帝却仍不能容忍。当李纲上奏前，后任知东上閤门事的朱孝庄，[55]已得知此事而密奏，故宋徽宗就不容他上奏，“奏不得上，自此直前奏事几废矣”[56]。下令将李纲“降授承务郎、监南剑州沙县税务”[57]。正值奸相王黼开始得势之际，他与宗泽于同年贬责。但李纲只是降两官，自正九品降为从九品，放逐到沙县（今福建省）当监当官。李纲记载自己后来与退位的宋徽宗（太上道君皇帝）谈及当年事：

道君慰劳再四，因曰：“相公顷为史官，缘何事去？”臣对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几一年，以狂妄论列都城积水，伏蒙圣恩，宽斧钺之诛，迄今感戴。”道君曰：“当时宰执中，有不喜公者。”臣愧谢，因奏曰：“臣昨论水灾，实偶有所见。自古虽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其城郭。天地之变，各以类应，正为今日兵革攻围之兆。尝观《开天传信记》载，天宝中，长安大水，后数年，乃有安史之变。其事与今日相类。大抵灾异变故，譬犹一人之身，病在五脏，则发于声色，形于脉息。善医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一气之先至者尔。所以圣人观变于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致）治保邦，而无危乱之忧。”道君以为然，特加奖谕。[58]

宋徽宗后来还是将贬责李纲的责任，推在当时的“宰执”们，为自己开脱。

如今看来，此次贬责，只不过是李纲人生旅程中一次小小的打击，与往后承受的大磨难的大摧折相比，完全不足道。然而在当时，初次品尝贬责的滋味，对于这个在仕途中堪称平步青云者，却是相当重的精神打击。“奖擢知恩重，临危觉死轻。囊书朝入奏，幞被夕徂征”[59]。李夔毕竟阅历丰富，他规勉远谪的儿子说：“进退出处，士夫之常，汝勉自爱，毋以吾老为念也。”[60]李纲只身前往沙县，甚至连妻儿也未同行，于宣和元年“十二月到任”[61]。他的四子李润之、五子李望之“早卒”，七子李秀之后生于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八子李申之生于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但六子李茂之不知出生年月。[62]肯定是家中的变故和困难，使张氏与儿女无法随李纲同行。李纲到达距离故乡邵武不远的沙县，“太史溪在沙县七峰之下，李纲谪官居此”[63]。宋代的福建是发达地区，与落后的岭南不同。按李纲自述：“姑从薄谪，且得善地，省咎念恩，日深惭惧。沙阳去乡里不远，而溪山之胜，鱼稻之饶，为七闽最。士夫渐先进之风。多可语者。罪戾得此，大过所望。”[64]正如他的《沙阳》诗所说：

沙阳虽僻左，风土冠闽城。讵知乱山里，有此膏壤平。邑屋号华丽，溪山倍澄明。七峰转月色，十里无滩声。民俗素康阜，士夫多俊英。食饶鱼稻美，荫有松竹清。筦库职易办，尘劳念尤轻。萧然漂泊迹，忘此羁旅情。[65]

尽管如此，他仍有相当的孤寂感，给张氏寄诗说：

南迁道远不相携，锦字还嗟雁到迟。玉臂云鬟同夜月，绣屏金鸭独香帷。诸儿应解勤修习，稚女遥怜弄喔咿。何日得归成隐志，孟光举案定齐眉。[66]

伉俪情深，却是山遥水远，李纲还十分怀念应当“喔咿”学语的四女，却不得一面。然而按他自述：“予谪官，自京师挈家扺无锡，得一女，以惠名之。生未月，予单骑如贬所。半年而后，得家问，则惠女已亡矣。虽在襁褓，讵能忘怀！作斯文以哭之”[67]。李惠是他的四女，此前的三个女儿，又有长女和三女夭亡，只有二女长大成人。[68]自从被贬责之后，李纲产生了浓重的归隐，即消极避世的念头。他在《述怀》诗中说：

未终青史志，一奏皂囊书。谁谓爰丝直，端同汲黯愚。谪官来剑浦，幞被出神都。感激心独苦，飘零岁已徂。凄凄念终养，冉冉叹征途。四海尽蒙泽，孤臣方向隅。愿回天上照，一起辙中枯。[69]

在贬谪的境遇中，李纲还写《拟骚》，效学屈原的《离骚》以自勉，其中说，“惟君子之出处兮，贵体道以周流。自任以天下之重兮，何一己之为谋。用则行而舍则藏兮，又何必杀身而怨尤。惟盖棺兮事始定，聊康强以保天性。岁寒不失其青青兮，惟松栢之独正。信吾道以优游兮，始居易以俟命”。“有觞咏兮自适，乐天命兮何忧”[70]。“自任以天下之重兮，何一己之为谋”，“立志既尔尔，岂复中道回？”[71]当然是李纲的座右铭，是他始终不渝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历史伟人的基本素质。

当时有个名臣陈瓘，正好是沙县人。他虽然屡遭放逐，却名重天下。他与程颐门人、理学杨时，还有李夔，都有交往，与李夔“同年登科，相好之情如兄弟”。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也曾与李纲“邂逅于吴门（今江苏省苏州、平江府），得一再见，遽沐称赏”[72]。他此回特别致信李纲说：“顷者忽传谪命，继闻蒞局乡邑。吾里之士，有仰德比贤之意者，将以亲炙为幸，为之助喜，几至忘寐。”陈瓘特别强调说：“文靖、文正，辅世无悔，谁者嗣之？愿公继踵乎！”[73]他以前朝李沆（谥文靖）和王旦（谥文正）为比，表示对李纲的特别器重。李纲在沙县也果然结交了当地的名士。据他给早先在无锡结交的友人、直显谟阁、知婺州许德之的信中说：

某待罪贬所，托庇如昨，征商之余，日得观阅藏教，留心空门，以洗三十八年之非。此外颇亦翻经史，弄笔砚，聊以**。邑官为具舫搆阁，以尽一邑溪山之胜，时时登临，一觞一咏，有足乐者。士人中有邓肃者，颇俊爽，间与酬唱；有邓觌者，其家好士，喜具盘馔；有邓密者，喜种花，虽殊方绝域者，圃中色色有之，时以来供；又有陈渐者，深于经术，议论渊源可听。而畴老修撰，晚年留意内典，不为今之禅流莽**，不可穷究，葛藤戏论，家有园池，竹木森然，时得游从其间，清谈终日。观此数事，岂复有流落之叹。第亲年高矣，远去庭闱，未有归期，此怀何已！异时傥蒙恩贷，得归养亲，当遂屏迹山林，以求素志，幅巾杖履，同为惠山之游，以毕此生。[74]

邓肃字志宏，他是北宋末年著名的太学生，赋诗备述花石纲扰民：“但愿君王安万姓，圃中何日不东风。”宋徽宗亲“诏放归田里”[75]。他“警敏能文，美风仪，善谈论。李纲见而奇之，相倡和，为忘年交”[76]。李纲在沙县期间，与他赋诗唱和不少。邓肃后来回忆说：“顷在闽中，不知世事如许。毎得謦咳及之，但见蹙额若不自胜者。”[77]尽管孤臣万里，言谈之间，李纲却仍“蹙额”忧心“世事”。邓肃是邓密的“小阮”，即侄子。邓密字季明，[78]另一邓觌字纯彦。[79]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李经“试补太学上舍生，未赴殿试”[80]。考上太学上舍，就意味着“免省”，不必再参加省试，将来可直接参加殿试。四弟李纶又乡试及格，取得贡士的身份，明年可参加省试。李纲自然感觉振奋，他赋诗给三弟说：

尔今又登第，相去才九龄。[81]勤劳酬素志，烜赫振家声。箕裘端不坠，义方益芬馨。季弟亦乡选，来年试春卿。云鸿继高举，桂苑同飞鸣。子壮可起家，予衰欲归耕。勉哉修远业，正值时休明。[82]

他怀着“逐客有家归未得，满怀离恨寄《南风》”[83]的心情，而得到李维“自陈便亲，得南康军逍遥观”，当上了宫观官的消息，又不由不哀叹自己的处境：“恩贷何时听从便？”[84]

但宋朝还是一直有所谓优礼士大夫的政治传统，虽然不乏贬责，却又注意宽容。六月，宋廷将李纲恢复承事郎原官，十月，又“复本等差遣”，于是他启程北还。

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李纲官升两级，为从八品宣教郎。闰五月，李夔病逝，于是李纲在家守孝。直到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八月，丁忧期满。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李纲权发遣秀州（治今浙江嘉兴市）。按照宋制，所以用“权发遣”的名衔，是因他任知州的官位过低。但李纲尚未前往赴任，又于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改任太常少卿，“六月到阙”[85]。在此期间，另据邵才的记载说：“俄起便郡，俾守嘉兴。饥荒饿死，枕藉相仍。公则移文，仓庾见在。欲尽发之，以活凋瘵。”[86]他虽未赴任，已克尽救民之责。

在众多的朝廷官员中，李纲与给事中吴敏显然十分投机。吴敏字元中，真州人，在他贬责沙县期间，吴敏致信问候。[87]另有梅执礼（字和胜）、程振（字伯起）与李光（字泰发）三人，也与李纲交谊颇深。李纲在信中说，自己“以愚触罪，苍黄去国，平时交游至厚者，往往不复通问。独吾和胜送饯于门，欵曲终日，非高义绝人远甚，欲敦薄俗而重僚契，曷能及此？铭刻于心，未易殚叙”。他称赞说，“和胜刚介自喜，胸中之气，常勃勃然，宜其临事不苟，挺挺有古风烈也”。“鲠亮奋厉，使人増气”[88]。他又致信程振说：“及抵谪所，首蒙书贶，眷予有加，佩服至意，亡以为喻。”又称赞“伯起平日耿耿之志，交游所共推服”[89]。后靖康之变，梅执礼和程振果然以身殉难。

李光时任吏部的司封员外郎，敢于直言，“王黼恶之，令部注桂州阳朔县（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李纲北归，年长五岁的李光特别前来拜访，李纲赠诗说，“迂趾访我梁溪滨”，“意气相期会面前，谪官邂逅两萧然”，“直道事人宁免黜，拙谋于我欲争先”，“平生倾盖意气合，谈笑便觉襟怀亲”。李光对此回远谪炎荒之地，显然情绪低落，李纲在诗中劝慰说：“如公材识迈伦等，缓步自当居要津。胡为亦复作此态？出语辄已惊臣邻。扁舟归探会稽穴，单骑去指苍梧云。岭南风土不全恶，阳朔山水古所珍。郎官出宰乃故事，绝徼万里皆吾民。布宣德泽被蛮邑，犷俗可使风还淳。古来节士志沟壑，笑视生死同埃尘。甘心刀锯蹈鼎镬，为国讵免危其身。”[90]一个人的思想当然是复杂的，前面交代，李纲固然也有过“舍之则藏”的退隐念头，但此诗的最后四句，既是劝勉李光，也是自勉。说明李纲经历此挫折后，不仅不改初衷，而意志更加坚强，对今后的宦海风波险恶，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最坏的打算。后邓肃有一启，可作李纲此段仕历之总结：

尽忠于社稷，遑恤其妻孥。初擢栢台（御史台），尝斥脱鞾之力士；继亲香案，遂同折槛之朱云。扁舟既落于穷山，尺纸不干于要路。惟居穷固，略无希进之心；故位崇高，不为患失之虑。[91]

在中国古代，常认为“北人性多拙直孤立”[92]，“北人性朴厚”[93]，而“南人性怯懦”[94]。《朱子语类》卷130也说：“浙人极弱，却生得一宗汝霖，至刚果。”似乎宗泽只是南人中的个别另类。此说当然经不起史实的检验。就以北宋与南宋之交而论，两个最出类拔萃的士大夫，正是南人宗泽和李纲。吕颐浩和朱胜非是北人，虽是抗战派，不足以与前两人相提并论。赵鼎是北人，却从主守滑向主和。三个最坏的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和秦桧都是南人，次等的耿南仲又是北人。可见以南北风土之殊而论人性，无疑是不妥的。

宋人苏轼说：“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95]陈公辅说：“平时既无忠言直道，缓急讵肯伏节死义。”[96]蔡戡说：“无事之时，则有犯颜敢谏之士；多难之世，则为伏节死义之臣。”杨大全说，“平居皆贪禄怀奸之士，则临难必无仗节死义之人”。“臣之志于忧君者，不畏义死，不荣幸生，不以言而获罪为耻，而以言不听从为耻”[97]。宋人此类议论不少，有深刻的哲理。李纲也说，“节义者，天下之大闲，而仗节死义者，人之所甚难也”。“弃义徇利，偷生惜死之徒，群萃于前，一有变故，则涣然离矣”。“节义之士，平居事君，苦言逆耳，至计拂心，人主类多不能堪之，而一旦临变故，必卓然有可观者”。[98]人生在世，不能没有节义，李纲在诗中更是强调“节义太山重，富贵鸿毛轻”。[99]

宋朝为免蹈五代覆辙，主要自宋太宗始，实行保守的文官政治。到了北宋晚期，按李新之说：“廉吏十一，贪吏十九。”[100]李纲在给梅执礼的信中说：“士大夫所养，以气为主，平时如虎，犹恐其临事之如鼠，况复伈伈伣伣，惟知佞柔，以媒富贵，自余何足观哉！”[101]他又说，士人辈“爵禄诱乎前，祸患恐乎后，不变其所守者几希”。[102]“士咸伈伈，拘拘戚戚，取容媕阿，拟步踧踖，翕肩蓄缩，卷舌噤默，观时低昂，逐势反侧，保宠禄以饕富贵”。[103]的确，当时官场中弥漫着萎靡、卑怯、恋栈、贪婪、奢侈、虚诈之类只知谋身的鼠气；然而宗泽和李纲却秉承着儒家的优秀教义，不管受了多少委屈和打击，身上依然洋溢着劲直、刚毅、英锐、奋发、俭朴、深谋之类唯知谋国的虎气。

[1].《梁溪全集》附录二《行状》上，《龟山先生全集》卷32《李修撰墓志铭》。

[2].《梁溪全集》卷5《谒告迎奉亲闱闻有醴泉之除不胜庆抃作诗寄叔易季言二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