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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的沧桑留给晚清北京城的是无法继续正常使用的街道。
简直糟透了!李谕深有感触,几乎所有的道路都没有硬化处理,基本上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而且街道的中心部分由于交通负担较轻,已经远高于两侧负担较重的车道。
戊戌变法时期很多人就想改变这种状况,康有为对香港等殖民地城市整齐的街道有深刻印象,曾经给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改变道路条件。但直到民国初年,这项工程才开始缓慢地动工。
民国刚成立时,北京还没有沥青和混凝土公路,碎石路也只有50多公里。也是在朱启钤任职期间,才引进了蒸汽压路机,有了修建现代马路的技术。
北京城第一条沥青马路修在了东交民巷,由使馆区事务公署负责。
比较扯的是,如果中国人不坐马车或者汽车,是不能走上这条道路的。
后来北洋政府与使馆区签了一个协议,每年交5000元使馆区养路费,然后允许中国人通过使馆区的街道。
——按照北京政府的养路预算标准,规定每平方米街道每年拨给养路费1元钱。
这项协议后来被废除过,但1917年使馆区又因为穿过使馆区的车辆增多为由,再次要求这笔款项。京都市政公所与京师警察厅协商之后,决定每年从车捐税中拨出2000元给使馆区用于道路维护。
修路这件事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关键就是钱。
要是没钱,交通枢纽都会一拖再拖,典型的就是新华街,拖了十年才全面动工。
当然里面也有商户反对的缘故,因为新华街要在城墙上开个新门,即和平门。
这个门可以方便袁世凯从总统官邸出行,也可以让香厂一带模范市区的交通更加便利,从而进一步发展城市贸易,所以计划一开始就得到了袁世凯批准。
但正阳门地区的绅商们担心新城门一旦打开,行人就无须再经行他们控制的地盘,他们的生意就会受到影响。
商人们很聪明,没有直接说明这个理由,而是以破坏风水为由警告袁世凯,新城门的开设会对国家和他的总统地位不利。
然后,额,然后袁被说服了,工程随之搁浅,留下大段内外城之间的新华街没有完工。直到段祺瑞上台,才下令完成了这项工程,并命名新开的城门为和平门。
对了,关于这个城门,周作人还写了一篇散文,其中有句话很有意思,大家体会一下:
“两三年来大家所等待的和平门终于完工了……我却只走过两次,一次是进,一次是出。”
——有没有一点迅哥鲁迅那句出名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味道?
黎元洪说:“将来我出钱,把东厂胡同的道路修成沥青路,然后我也买上一辆汽车。”
李谕笑道:“副总统会开车吗?”
黎元洪说:“不会,有骑马难?”
李谕说:“肯定开车简单一些。”
黎元洪说:“那我将来有必要学一学。”
李谕说:“只要有四驱系统,没必要等铺上沥青才开车。”
黎元洪反正很闲:“好,我现在就买一辆,感受感受最先进的工业品。”
朱启钤说:“最先进说不上,下次让院士先生开飞机带你在天上兜一圈,才叫先进。”
黎元洪连忙摆手:“我可不敢去天上。”
李谕乐道:“副总统恐高?”
黎元洪说:“不是恐高,而是我的耳朵受不了。以前去了一次云贵地区,在过高的山上耳朵就难受不已。”
朱启钤又说:“对了,我还没考虑过,要是飞机成了交通工具,整个格局恐怕又要大大改变。”
黎元洪说:“还是先研究好电车问题吧,飞机太贵。”
北京城在失去首都地位之前,还有十来年发展城市建设的时间。
一旦1928年南京成了新首都,北京城的地位立马落了一大截,许多人涌入南京、上海,北京的财政收入大大缩水,无法大力发展市政。
不过民国时期北京的飞机航线真心不少,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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