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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2 义无大小概是正气（第4页）

“此乱所以兴发，根源仍在逆贼韦承庆。韦贼密谋迎回庐陵王，并暗使同谋诸家阴聚卒力。但因圣、因南衙将士入坊扑杀韦氏满门，致使城中群逆无有协调，綦连耀以洛州司户参军预谋奸计……”

徐俊臣这家伙一直远远候在一侧，等到雍王开始询问相关事情的时候，便疾步行出讲述起来。

李潼听着徐俊臣的讲述，心里也渐渐将这一场叛乱脉络稍作勾勒。简单而言，綦连耀叛乱就是庐陵王潜逃归国的一次余波事件。

随着韦承庆被杀于坊间，神都城内相关同谋者一时间也是群龙无首。接下来南衙将士再作搜捕，但本身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再加上贪功冒杀，对于相关逆党打击远远不够，反而让整个神都城秩序更加崩坏。

之后圣人李旦被哗变的北衙将士劫走，南衙这些剩余将士也陷入了崩溃。神都那些涉事人家势力聚集后，同时也陷入了一个尴尬局面，那就是庐陵王不见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无所谓善恶忠逆，整个神都城都陷入无序的混乱中。

綦连耀身为庐陵王谋反同党，官爵、权势并不最高，但其所担任的洛州司户参军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位置，掌管户籍、赋税、仓储等民生息息相关的事宜。虽然官职所带来的权力也因为秩序崩坏而不复存在，但却能够让他在动乱发生的最初掌握相当一部分人物力量。

“綦连耀先使州吏把守州府仓储，洗掠存货，之后又凭籍掠取诸坊高户，人物强取，势力大壮。都水使者刘思礼与之有旧，早有通奸之谋，趁乱游走坊间为其游说、招募同谋，寒家亦为造访……”

张说继续做出补充，并从怀中掏出一份名单递了上来：“臣家虽不为名族，亦累世领受唐家恩禄，自不与贼同流合污。唯贼势大，不能力敌，蛰伏坊野，细收罪证，凡所叛逆与谋者，俱录此中……”

李潼接过那名单略作浏览，继而又神情沉静的递回给张说，并说道：“道济立身方正，虽立身浊流、却能忠贞不屈。辨察使职便付予你，为我察发都畿潜藏贼恶，勿枉勿纵！”

张说听到这话，一时间既喜且忧，喜的是能在雍王新班底中得居一席使职，忧的则是这职务所司典刑、本身就是一个结怨的差事，跟他对自己的定位颇有偏差。但雍王既然已经授意，他也不敢拒绝，只能恭然领受。

至于徐俊臣，听到张说把他的老本行给占了，顿时也是满心的失落，眼下的神都城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比富饶的狩猎场，摩拳擦掌的手皮都快磨破，居然英雄无用武之地。

李潼自将徐俊臣的落寞看在眼中，接着便笑语道：“定乱扶鼎，首在诛恶，然诸功士若犒给不及，不免人情离散。徐某可愿担当访问，为我扩取坊间人、物，以实仓邸之空虚？”，！

为在品的官身。

虽然仁勇校尉与副尉仅仅只是九品上下的官阶，但却是从奴身到官身的一大跨越，对于这些此前几无前程可言的卒众们来说，无疑是一莫大机遇。因此则天门前叩谢声一时间如风雷一般，经久不息。

李潼开具出如此惊人的赏格，自然也是经过了一番考量。

虽然他背后有着整个行台以及数以巨万的大军，但接下来的各种军事任务也是极为繁重。且不说诸边外敌的扰寇与已经竖起反旗的契丹，单单畿内以及诸州局势、特别是仍驻河东的数万大军，就需要足够的力量加以镇抚。

特别眼下还只是三月末，关中仍是农忙，起码要到五月初，才能完成大规模的甲卒征调。至于眼下，也只能将现有的力量进行充分发挥。

神都局面崩得稀碎，两衙军事荡然无存，就算是陕州以及潼关方面后路人马陆续入都，也是不足两万甲卒。且不说神都秩序的重建，一旦他四叔的旗号在河北竖起来，即刻就要组织渡河征讨，从速定乱，避免河北局势糜烂成灾。

杨嘉本等关陇残余势力，李潼并不怎么放在心上，这些货大凡还有料，不至于让神都局势崩坏成这个样子。但这些人所掌握的门生奴仆，仍然是一股可观的力量，值得接纳吸收。

一口气放出几千个低品武官的散职，包括相应的禄料发给，李潼也并不感觉心疼，事实上他早有将六品以下武散阶作为大规模功劳给授的想法。只不过此前行台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权力，军功酬给的时候只能在钱帛方面加大力度。

贞观年间定制，凡九品以上文武职事官，皆带散官衔，谓之本品。这话说起来就像是文武散官仅仅只是官员相应的职称与待遇，是辨别品级的一种标准。但事实上，虽然有官则必有散，但有散则未必在官，后者才充分体现了大唐官制贵族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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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荫，有以秀孝，有以劳考。这其中封爵、亲戚、资荫，统统都意味着政治资源的世袭化，只要生在权贵人家，母胎里就带着官品。

秀孝是指人的才情德性、姑且不谈，勋庸和劳考则是事功，只有做了官才能谈得上事功，才有了叙阶的资格。

李潼倒不排斥政治资源的父死子继，毕竟他自己出身既尊贵、爸爸又多。而且对于如何破除世族政治、贵族政治，历史也早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发展科举，让朝廷选士的途径更加下沉普及。

但是在军事上，历史给出的答案则就相对比较晦深或者说沉重。虽然原本的历史上，受困于军事人才的断层，武周后期开设了武举，但武举给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与回哺则就远逊于科举。

这当然也很正常，军事本身就是一个实操性强的领域，也是统治集团最为关心与防备的话题，检验与试错的成本都极为高昂，远不同于科举、政治。

如今的大唐，在军事方面又是一个破而后立的渐变过程，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业已崩溃，而大规模的募兵体系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开元、天宝由盛转衰的经历也说明了即便这一套体系建立起来，所带来的结果未必能尽如人意。后世多有诟病的盛唐时期节度使权力畸大以及重用胡人将士等问题，除了唐玄宗晚年扒灰降智，其背后也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李潼也算久掌军机并且经常身临前线，抛开更加宏大的军制问题不谈，人事方面他感受比较深刻的一点就是军队方面上升途径实在是太少了，普通的小卒、哪怕是一线的精锐战卒，如果没有特殊的际遇，几乎不可能获得升迁，从卒提升为将。

军队中的将领们，绝大多数都不是出身寻常人家，这一点在行台西军中也不例外。将领主要获取途径，在于两衙诸卫的宿卫体系，特别是南衙亲勋翊三卫，这三卫中主要成员就是官宦子弟，天然的就已经把平民子弟排除在外。

所以李潼也一直在考虑，放低一下军功的酬给标准，特别是低品武官的给授，让普通士卒通过自身的努力相对更加容易的完成从兵到将的过渡，以此激发底层士卒们的尚武勇义，同时给朝廷开拓一下军事人才的遴选规模。

至于这当中所产生的行政开支，首先低品散官没有职事在身、是不给俸禄的，其次即便他们享有一些经济特权，干掉一个国公所节省的禄料开支，弥补百十个低阶武官的损失是绰绰有余的。

这样的普给滥授会不会造成武散官含金量直线下降？这是一定的，但那毕竟是以后需要面对的问题。李潼这种奖犒力度还是小的，他们李家刚造反那会儿，高祖李渊打进关中普授五品官，被人劝谏封赏给的太泛滥了，但李渊回答咱是造反、不是吃席，如果不成功、他妈的命都没了，现在计较这个就是多余。

眼下李潼所面对的局面虽然不是起家造反那么艰难，但也是社稷存亡、多事之秋，如果搞不定，祖宗都得让人给扬了，更没有必要拿几年、十几年之后将要面对的问题来制约当下的言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