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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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景以为吴研究员大概出门去买烟或是上街买菜了，这在县城是比较普遍的事情。老景不好意思再问，就坐在那里等，咸鱼和咸鸭蛋塞满了黑包，包里显得内容很充实。老景看到茶几上的开水瓶，他意识到喉咙里干得冒烟，想喝水，又不敢开口，忍吧，坚持就是胜利，他想吴研究员收了咸鱼咸鸭蛋后，肯定会倒一杯水给他喝的。在县城，客人上门，不带咸鱼咸鸭蛋，也得先送上一杯茶。

等了一个多小时，吴研究员还没有回来，年轻女子早已吃光了冰棍，老景发现她仍津津有味地咬住竹签。这时，一位头发花白的人进来说所里正在分西瓜防暑降温，年轻女子迅速从椅子上弹起来吐出竹签出门了，老景听到年轻女子说，“去晚了剩下的都是小的。”声音一半在屋内一半在屋外的走廊里。

老景试探着站起来问花白头发的人，“你就是吴研究员吧？”

花白头发看到老景，愣了一下，问，“你是从下面来的？”老景点点头。

花白头发友好地说，“你来一趟不容易，应该事先打个电话约一下。”

老景说不知道号码，说着就打开拉链包掏出了咸鱼和咸鸭蛋，“吴研究员，我是王老七的街坊，小毛上大学全靠你了。”

花白头发说，“吴研究员昨天去大别山硫铁矿了，一个月后才能回来。”

老景呆呆地站在那里，血直往脑袋上涌，又昏又麻。

老景收拾好咸鱼咸鸭蛋走的时候，已经有人陆续下班了。老景下到二楼，他忍不住进了一个卫生间，打开水笼头，很贪婪地猛灌一气，心里顿时舒服了许多，他抹了一下嘴准备再撒一泡尿，这时，一个穿裙子的姑娘手里攥着一团粉红色的卫生纸进来了，正要捋裙子，见老景，大叫，“有流氓！”

老景知道自己跑进了女厕所，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说着夹着包就跑。

他听到身后有许多脚步声，吵吵嚷嚷地喊道，“流氓在哪儿？”

中午，老景在一个小巷的小吃店吃了一碗面条，然后只身来到大街上，他看到整个城市像一块烧得通红的煤球，到处都在冒烟喷火，人们狼狈不堪地在阳光下走动，大部分商场很萧条地面对着中午难熬的时光。老景跟着一些无所事事的人一起坐到了一个大商场门口的风机下，凉风如同新婚女人的手温柔而细腻。老景身上的汗也渐渐地风干了，商场里女营业员们趁没顾客的时候，聚在一起猜谜语聊天。

三点多钟了，大街上的太阳依然明晃晃地喷吐着汹涌的热浪，老景从商场门口清凉的大理石上站起来，他要去找朱大头的表妹夫。坐车时将方向坐反了，大城市的道路怎么看也看不出来南北的头绪来，城市是一个迷宫，城市是一个陷阱，怀抱着咸鱼的老景注定在迷宫中要走弯路，要犯错误，要吃苦头，要艰难摸索，这一点老景能理解，他识字不多，但参加过许多政治学习，他知道中国革命在走上正轨之前也经历过许多坎坷和挫折，一直到遵义会议才算言归正传。

老景南辕北辙后在一个三十多层的证券大厦门前下车，证券大厦里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里面公开赌博，投机的事业兴旺发达。老景有些想不通，几个亲戚朋友在一起打牌来一点小刺激，公安局逮到后硬说是赌博要罚款两千，而玩股票就不算赌博，摸彩票等于是明目张胆地在广场上聚众赌博，可不但不被处理，还贴标语、做广告，彩旗飘扬。老景觉得世道变了，他有时跟顺手带一块酱菜回家喝稀饭的职工过不去，确实有点小题大作了。

天热老景心里更烦燥。

他准备穿越马路到对面坐车往向反方向去。

中午的面条被那个四川人放了许多麻辣汤，现在老景又热又急，口渴得嘴唇干裂，他想喝一大茶缸凉透了的茶水，可省城到处都是外国的“可乐”、“雪碧”，那是一种喝下去渴上加渴的玩艺。

过马路跟通过鬼子封锁线一样麻烦，斑马线、红绿灯、车辆、人流，一不小心就出事。老景过了马路后，口干舌燥，忍无可忍之际，就吐出了一口咽不下去的唾沫，正准备上车，一个戴红袖章的老妇女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她一把拉过老景，手很熟练地撕了一张票据塞给他，“随地吐痰，罚款十块！”

老景说，“我没吐痰。”

红袖章妇女指着地上一小块快要耗干的唾沫，“没吐痰，这是什么？”

老景说，“是唾沫。”

红袖章妇女说你要是再狡赖就叫市容委纠察队把你抓起来，老景说你凭什么乱罚款，红袖章妇女又撕了一张票据塞给老景，“你态度恶劣，再罚十块！”

老景本想再申辩一下唾沫与痰的区别，虽然随地吐痰罚款但并没有规定吐唾沫也要罚款。在县城吐痰是很自由的，有一次他在县政府大楼走廊里还吐过一口痰，当时一位正去上厕所的领导干部不但没有罚他款，还对老景友好地点了点头。想起表弟关照的不要抬杠，他掏出了二十块钱。其时，老景全身汗如雨下。

妇女捋了捋快要滑落下来的红袖章，说，“罚你二十块钱是让你学会文明。老景看到围观的人顶着烈日看热闹，脸上一阵阵发烧，他觉得这种事太窝囊了，在厂里看大门，他是专门处罚别人的，可一辈子也没处罚过吐痰的人，再说痰吐到地上，又没吐到你身上。”

眼见天色将晚，老景一长一短的腿已挪不开步了，一窝火，胃又疼得厉害。老景坐车回旅馆。

一天一事无成，老景觉得有点对不住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