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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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的时候，许克己顺利地评上了副教授，师范学校是中专，副教授是最高职称，没有正教授。许克己虽历经坎坷，但总算功德圆满了，正好最后一批福利分房也在年底截止，许克己终于住上了三室一厅的带卫生间的教授楼。

按说我二叔许克己的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桩极其意外的事情改变了故事的走向，也让我从千里之外的城市赶回来，因为我二叔出大事了，我堂弟小东哭得那般孤苦无助，所以我必须回来。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二叔许克己评上副教授还没到一个月，新房子还没来得及装修，那天刚上完课后他就直接去了新房子，一个染着黄头发的时尚的年轻女孩到办公室找许克己，办公室全体教师都在，大家等待发元旦的一百块钱过节费，所以全体教师都看到了这个女孩，女孩叫耿耿，是郑红英局长的女儿，李保卫也认识她，就热情地招呼她到办公室坐，耿耿就坐在我二叔的办公桌边，李保卫问她来有什么事，耿耿说找我二叔，李保卫问找许老师干什么，耿耿说，“他送到我家的垂直气烫电熨斗，质量不好，把我的衣服都烫坏了，我找许老师要发票，找商场算账，最起码要新换一个。”耿耿很轻松地说着，嘴里嚼着口香糖。

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很怀疑地看着耿耿。

我二叔许克己来到办公室的时候，李保卫在办公室外面堵住了许克己，他很神秘地说，“许老师，你不要进去，郑局长女儿找你来要电熨斗发票，说质量有问题。”

我二叔伸头看了一眼办公室里整整齐齐地坐着人，顿时一阵眩晕，他发觉天空的太阳正在急速地旋转，大地和楼房翻转过来被倒扣在天上，他用手扶着窗台，没让自己倒下去。

回到家以后，我二叔脸色苍白，他只说了一句话，“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这句话被我堂弟小东听到了，从此，我二叔就再也没说过一句话，这是我二叔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我堂弟根本听不懂这句话，但他记住了这句话。

元旦过后，省教育厅下了一个文件，师范学校由于招生困难和不适应教育改革的步伐，经研究予以撤销，五十五岁以上的教师一律提前退休，其余教师合并到市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校作为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个分部。这就是说在我二叔评上副教授一个月后，师范学校消失了，他也就提前退休了。学校和他的使命都已经结束了。

我回到家乡后，堂弟小东在车站将我直接接到了市精神病院。堂弟哭丧着脸说，“我爸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说话了，任何人跟他讲话他都不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问，“事前有什么先兆？”小东说，“没有。”

市精神病院高墙深锁，像一座监狱，那些精神崩溃的病人在医院里鬼哭狼嚎或放声歌唱，病房所有的窗子都被钢筋焊死了，我经过的病房到处都是狰狞的表情，我心情紧张地想象着二叔的模样，尖锐地体验着这人间地狱的场景。

二叔被关在一个红砖砌成的院子里，说是住院，实际上就是囚禁，医生已经认定二叔是患了严重的神经分裂症，一会儿又说是忧郁症。二叔面对医生的任何判决都一言不发，他机械而僵硬地跟着医生跟着家人走进各种仪器怪叫的测试室，走进单独的病房。

一扇铁门缓缓打开了，我远远地看见二叔正坐在走廊里一张小木椅上晒太阳，他的手里握着一把紫砂壶，神情木然地看着天空，天空的夕阳泛着暗红色的光。

二婶王大兰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你二叔，他……。”

我二叔许克己穿着黑棉袄一动不动地坐着，也不睬我。我拉着二叔的棉袄袖子，说，“二叔，我回来看你来了。你还认识我吗？”

二叔不支声，僵硬的眼神一动不动，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手里死死地抱住茶壶，他就像日本电影《追捕》里的恒禄进二那样，一天到晚地坐着。我使劲地拽他的袖子，大声地说，“二叔，是我呀，我的长篇小说很快就要出版了，我是来向你报喜的。”二叔茶壶里的水泼洒了几滴到到棉袄上，他依然无动于衷，我又点燃一支香烟放到二叔的嘴上，二叔不吸，也不吐，香烟在他灰紫的嘴唇上自生自灭地燃烧着。看着一个饱读诗书的二叔，想象着我最崇拜的二叔已不食人间烟火，我忍不住流下泪来。

二婶和堂弟小东本来是希望我回来能唤醒他的回忆，因为我是许氏家族中让二叔最骄傲的一个后代，然而一个星期的接触最终让这一希望成为泡影。

市教育局郑红英局长和其他领导对我二叔的病情很关心，他们还给我二叔送了鲜花，郑红英局长对我二叔说，“老许，你要想得开一些，只要你恢复健康了，我们可以让你到市教育局教研室工作，让你继续发挥余热。”市局对我二叔病情的结论是，因为师范撤销了，且又让五十五岁的许克己提前退休，这让对师范学校充满感情和对评上副教授后准备大显身手的许克己受到了刺激，所以精神上出了问题。郑红英说，“老许这个人就是认真，他可以没饭吃，但不能没书教。”

事实是，我二叔在师范学校没撤销前就失语了，只不过最初阶段人们没有在意而已。而我在一个星期的调查里得出的结论却与此完全不同，我认为，我二叔许克己是因为耿耿去要发票，致使给郑红英局长送电熨斗的事彻底败露，这意味着他一生所捍卫的原则顷刻间在光天化日之下土崩瓦解。

二叔许克己的失语不管是不是精神分裂的结果，但我坚决认定，二叔是以失语这种方式为一生为人做事原则的崩溃与覆灭进行忏悔，他为自己一次目的并不明确的背叛进行赎罪。

我不愿说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说出来医生会认为我很幼稚，别人也不会相信，更何况，生活本来就是不可告人。

我离开二叔后又回到了我漂泊的这座北方城市。一个月后，我接到了堂弟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二叔已经死了，死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夜里。

这时书商找到了我，他要请我吃饭，他说愿意以每千字一百元出我的《月光下的单人床》，并希望今天就签合同，一个月内交稿，我说不想出这本书了，他说价钱还可以再高一些。我说我不想出了，他问为什么，我说不想出就是不想出，没有为什么。

说完这句话，我转身就走，将书商扔在背后冬天的风里。

回到出租屋里，我烧掉了《月光下的单人床》的手稿，卷起行李回家为我二叔奔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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