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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战胜自己成就社交（第2页）

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富人、穷人、乞丐、罪犯，人人都重视自己的荣誉，并努力证实他拥有的好品质。

“当您不得不同骗子打交道时，”星星监狱的监狱长刘易斯说，“如果您想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那只有一种方法。这就是象对待尊敬的先生那样对待他。这样他就会感到很荣幸，为您给予他的信任而自豪，会努力不辜负您的信任。”

这样，如果您想影响某人，又不引起别人的屈辱和忌恨的话，应记住这一方法：“为人树立他能证实的荣誉。”

做了好事而惠泽于人，制止邪恶而帮助于人。真正的好名誉就来自这两个方面。所以名誉总是伴随著善行。有些人为了名誉才去做能够获得名誉的事，这种人往往怀有隐秘的个人目的。“钓名之人，无贤士焉。”既使一时侥幸得到好的声名，但终不能长久。而自觉地去做善行的人，只不过是认为在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理由，从来不加以宣扬，所以他们的善行要积累得足够多了以后才会被偶然发现。因此有些人的善行是在他们死后，甚至是死了很久以后才得到的，这样的人获得的名誉，是人们对他们出自内心的褒扬，他们的人格是崇高的，他们所获得的名誉尽管很迟，但这却是永恒的。

有些人，一生追逐名誉，有时甚至还因得不到名誉而耿耿于怀，直至对善行产生抵触。而当他们一旦获得名誉，又会到处去张扬。并以此为资本，谋取个人的私利。正如荀子所说：“贵名不可以比周争也，不可以夸诞有也，不可以势重胁也。”这种大凡都是小人的作为，为人所不齿。但是最不重视名誉的人，也会因好的声名而欣喜。这种欣喜则是因为人们对他长期所做的善行给予的肯定，“乐道人之善，则天下皆去恶为善”，一般不会把它作为进取得阶梯。

名誉的价值它既不能用金钱去购买，也不能用金钱做尺度。名誉虽然只在人们的口头流传，但是却要由人们的良知来判断。正如《墨子·修身》篇上所讲的：“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要想一个人的好声名，免归于沉寂，就必须有不断的善行予以支持。（这一点荣誉和它也不一样。荣誉有它的阶段性，即使一个人一生中只拥有过一次，这个荣誉也将终生保留。例如各个层次的劳动模范，直至“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有地位的人固然很注重名誉，但只有当社会上普遍都对名誉十分看重的时候，美德才可能成为普通人的道德而广泛流行。所以名誉比起荣誉来，更加难能可贵。

名誉并不是神秘得高不可攀。任何一个面向社会、服务于社会的人，都有获得好声名的机会。名誉的底色就是清清白白地做人。在这个底板上，你所做的每一件善行都将被记录下来。开始也许并不被人看重，但当善行不断地被积累，你的声名必将鹊起于广大的群众之中。所以，名誉是从点点滴滴中做出来的。

在我国建国后的名誉排行榜上，当首推雷锋、焦裕禄和孔繁森。他们的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而代代相传。

下面是一则关于名誉的故事。

相传在祖逖死后，东晋王朝接皇帝的儿子晋明帝即位后，王敦又一次攻打建康失败，自己病死了。到了晋成帝（明帝的儿子）的时候，历连发生几次内乱。晋元帝想抵制王氏势力，王敦起兵攻进建康，杀了一批反对他的大臣。元阳（今安徽和县）镇将苏峻起兵叛变，攻进了建康。东晋的一些大臣束手无策，后来依靠荆州刺史陶侃出兵，花了两年时间，才平定了苏峻的叛乱。

陶侃在王敦得势的时候，本来是王敦的部下。那时候，陶侃立了战功，做了荆州刺史。有人妒忌他，在王敦面前说他坏话。王敦把他调到广州。那时候，广州还是偏僻的地区，调到广州实际上是降了他的职。

来到广州的陶侃，并没有灰心丧气。他每天早晨把一百块砖头（文言是“甓”，音ｐì）从书房里搬到房外；到了晚上，又把砖头一叠叠运到屋里。人们看到他每天这样做，处于一种好奇，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陶侃严肃地说：“我虽然身在南方，但心里想的是收复中原。如果闲散惯了，将来国家需要我的时候，还怎么能担当重任呢。所以，我每天借这个练练筋骨。”

果然在王敦失败以后，东晋王朝把陶侃提升为征西大将军兼荆州刺史。荆州的百姓听到陶侃回来，都高兴地互相庆贺。

虽然陶侃官做得大了，可他还是十分小心谨慎。荆州衙门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从来不放松，任何事他都要亲自认真检查。他常常对他的部下说：“大禹是个圣人，要爱惜一光阴。像我们这种普通人，论智慧和能力，跟大禹是比不上的，更应该爱惜每一分光阴，怎能贪图安逸。如果活着对国家没有贡献，死了没有留下什么好名誉，那就等于自暴自弃。”

他部下有些喜欢吃酒赌博的官吏，往往因此耽误了公事。陶侃知道后非常生气。他吩咐人把酒器和赌具都收起来，一古脑儿扔到江里去；还把那些官吏鞭打了一顿。打这以后，大家都吓得不敢再赌博喝酒了。

陶侃一次到郊外去视察时，看见一个过路人一面走，一面随手摘了一把没有成熟的稻穗，拿在手里玩弄。

陶侃叫住他问：“你拔了这棵稻子，干什么用？”那个过路人只好实说：“没有什么，顺手拔一点玩玩罢了。

陶侃听了，勃然大怒说：“你自己不耕种，还无缘无故毁坏人家的庄稼，真是岂有此理！”

说罢，就命令他的兵士把那人捆绑起来，狠狠地鞭打了一顿，才把他放了。

人们听到刺史这样保护庄稼，种田就更勤快了。因此荆州这个地方就渐渐富裕起来。

由于荆州这个地方在长江边上。官府造船，常常留下许多木屑和竹头。要是在别人手里，不是打扫掉，就是烧了。但是陶侃却吩咐人把它收拾起来，收藏在仓库里。人们见了，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没敢问。

后来的一次新春过节，荆州的官员都到官府来拜见陶侃。恰好前几天下了几场大雪。天气放晴，由于积雪融化大厅前面又湿又滑，不好走路。陶侃就吩咐管事的官吏，把仓库里的木屑拿出来铺地，这样，走路的时候就再不怕摔交了。

又有一次，东晋水军造一批战船需要竹钉。陶侃又叫人把收藏起来的竹头拿出来给兵士去做造船用的竹钉。

直到现在，大家才知道陶侃收集木屑和竹头的用处，佩服他考虑得周到。

陶侃前前后后带兵四十一年，由于他执法严明，办事认真，谁都佩服他。据说，在他管辖的地方，社会秩序安定，真正做到了“路不拾遗”的地步。

真正高尚的名誉，不是刻意追求它的人所拥有的。有人企图靠吹嘘获得名誉，也有人不惜用假像骗取名誉，这些人可能得逞于一时，但其恶名将长久地留存。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他们的表演曾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相反，只有那些诚实地为他人、为社会默默奉献，脚踏实地，而从不宣扬，甚至淡薄名誉、从不向往名誉的人，名誉才常常会自动走近他们，使他们成为万众瞩目的楷模。

【编者小语】

总之，当你为人树立好名声的时候，你就赢得了他的心，因此，这也不失为社交中的一条妙计。

以退为进，巧获他人赞同

人们相互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准则，也是一个聪明而且有经验的人应遵守的就是：“让他人乐意赞同你的观点，让人高兴去做您建议他去做的事。”

要想巧妙地处理人际关系，要掌握“赞同”这一艺术。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事实上，这也是我们这一时代智慧的结晶之一。也许，在你的生活中再也找不出象“赞同”这样一个简单技巧了。

只要人还活着，就千万不能忘记，只有愚人才会反对别人，而只有智者和伟人才会赞同别人，尤其是当我们犯错误时，更应知道如何赞同别人，而且还要清楚赞同别人的重要性。

那么，怎样运用“赞同”这一艺术呢？学会让别人赞同和认可自己，在自己的头脑中一定要形成一种态度，一个思维框架，即一种赞同的态度，也只有培养一种赞同的性格，才能成为一个自然而然地被别人赞同和认可的人。

威尔逊在决定提议威廉·马卡杜做他办公室成员时，遵守的就是这一准则。同时这也是威尔逊给予别人的一种最高荣誉，不过他是这样做的：让人更多地感到此任的重要性。请看马卡杜本人是这样叙述的：“他（威尔逊）说他正在组阁，如果我接受他的邀请任他的财政部长，他将非常高兴。也就是说，威尔逊使人觉得如果我接受他的邀请，这就是对他的莫大帮助。”

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经常拒绝别人邀请他公开讲演，可他做得很巧妙，一点也不得罪被拒绝的人。这个人究竟是怎样做的呢？他不用总是说“我很忙”这种老套的推辞。他首先表示感谢和遗憾：感谢邀请他，遗憾不能如邀赴约。然后推荐能代替他去演讲的人。换句话说，他不会让人有失望的时间，而立刻让他想另一个可邀请的人。

“您去邀请我的朋友克利夫兰·罗杰斯，行吗？”他通常这样建议，或说：“你们为什么不去请希科克先生？他在巴黎住过15年，一定知道不少有趣的事”等等。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这样。

如果您想影响他人，而且还不引起他人的埋怨和忌恨，应遵循的第九条准则是：“让人乐意做您希望他干的事，也就是让他人赞同你的观点，而且是非常乐意、就兴地接受您的观点。

施瓦布从工厂走过，正巧看见几个工人正在吸烟。而且恰好墙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吸烟”。也许您认为，施瓦布会指着牌子问工人：“你们识字不识字？”当然，他并没有这么做。他走到这些人跟前，还请他们每个人抽烟，并且说：“你们如果去别的地方吸烟，我会非常感激的。”他们清楚地懂得，他发现他们违犯了规定，但是他们听到施瓦布所说的话，很原意接受，并且很高兴，他没有提及此事。抽烟的人们也为他的大度所感激，再也没有在此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