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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居官为政 忠诚体国尽职尽责2（第2页）

人生在世，时空在变，世态也在变，因此人们一定都经历过或止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境遇，而每一种境遇的抉择，往往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以后的命运。“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依然是今天人们的行为准则。

人生在世，有可为之事，也有不可为之事。可为之事，当尽力为之，这就是尽性；不可为之事，当尽力从之，这就是知命。

曾国藩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但是他从不怨天尤人，而是不断努力，他认为尽人力以促天力是事业成功的法宝。

曾国藩说：“虽然天下事常由命不由人。”但是，我们只有不安于现状，才会有一线成功的希望，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做到尽最大努力，成功不自得，失败不气馁，更不能怨失尤人，这才算得上是正确的处世方法。

在防守安庆时，曾国藩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道：“做大事，一半靠人力，一半靠天意。这次把守安庆，战壕挖得很深，城墙也筑得很坚固，日夜守卫巡视不敢有丝毫懈怠，这就是尽了人力；到最后会不会凶一个小漏洞而造成全线崩溃，那就是天意了。各路增援兵马也已安排妥当，多、鲍是正援集贤之师，成、胡为后路缠护之兵。助守墙潦之军，在人事方面我已尽了全力，但最后交战能否得手，能否小被敌人算计，能否不让敌人逃走，这些都是天事，我自当竭尽全力做好我能做的事。”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曾国藩处世的态度，尽人力安天命。当你全心全力去做一件事，即使没有成功，也会觉得无怨无悔，如果没有尽力就不免要感到遗憾。付出努力去做一件事情，不见得就能得到理想的结果，但不付出努力就一定得不到理想的结果。做事在人，成事在天，家国天下，正气浩浩，灭人合一，必然成功。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曾国藩说：“虽然天下事常由命不由人。”但是，我们只有不安于现状，才会有一线成功的希望，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做到尽最大努力，成功不自得，失败不气馁，更不能怨失尤人，这才算得上是正确的处世方法。

忍辱负重，顾全大局

做人不要表现欲太强，要学会容忍，曾国藩常常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对于生性浮夸之人往往不予大用。

曾国藩认为，为人应力戒浮夸。在他看来浮夸之人虽才能有大小浅深的差别，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知足，不安本分。因此，曾国藩不仅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僚属中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章来到他幕府中。因年轻，李鸿章做事不拘小节，也不太受礼仪的约束。曾国藩特别喜欢他，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曾国藩的密室只有李鸿章可以随便地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的头目，都是名噪一时的理学大家。

曾国藩惊叹于他们的名声，就都把他们召进幕府奉至上宾，但只安排他们衣食住行，并不给他们事情做。有一天，曾国藩和李鸿章正在密室中谈得兴起，不巧有客人来访。曾国藩出去接见客人，留下李鸿章自己在室中，李鸿章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动心说》一首诗，是一位老儒所写，而老儒即是所说的十个圣贤中的一个。诗文后面这样写道“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李鸿章看到这里，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扔下笔就跑了。曾国藩见完客人回到密室，见到所题文字，连声叹息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章，这时李鸿章已经不在府中，曾国藩猜他很可能又去秦淮河上风流去了。曾国藩令差官拿着令箭四处寻找，差官找了半天，在一个歌姬的船中找到了正在饮酒赋诗的李鸿章，差官对他说，中堂大人找他有急事，请他速速回府。

李鸿章一昕中堂大人找他，赶忙起身回府，见到曾国藩，曾国藩指着他所写的问道：“是你干的吧?”李答：“是。”曾说：“这些都是沽名钓誉之辈，他们的言行肯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现在能有这样的名声和地位，靠的就是这个虚名。现在你硬要揭穿他，使他从此失去了衣食来源，那他对你的怀恨，是平常言语之间的怀怨不能比的，你杀身灭族的大祸就隐藏在这里面了。”李鸿章听了曾国藩的一番话冷汗直流，此后做人大有收敛，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主张做人要谦虚，切勿表现欲太强。他曾说“因卑让谦恭甘于处下的，是美名佳行迅速增长的通道，自高自大侵夺欺凌的，是自毁声名自塞言路的隘途。因此君子行为举止不敢超越法规，思想志向不敢侵凌常度，内勤于修身养性以让自己受益，外谦虚礼让以示敬重戒畏。因此怨恨非难不会牵扯到身上，而荣华富贵却能够持久通达。那些小人们却不是这样，自傲自大又爱炫耀才能，并喜欢欺凌别人，因而当他们走在人前时有小人害他，当他有功绩时有小人毁谤他，当他受毁败覆时小人们会幸灾乐祸。因此他们争强好胜彼此不分高下，往往两败俱伤，而使后来者居上，乘机超过他们。由此论之，争执和谦让之间的差别就区分得很明白了。”

曾国藩在培养幕僚方面很有一套方法，他常常告诫他们，做人要懂得进退，懂得进退的人容易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好感，取得的成就不仅大，而且能够持久。得志便猖狂的人属古书上讲的“小人”，这种人即便一时得志，由于轻狂自大，目无他人，容易遭到别人的嫉恨，生出祸端，这样成就就难以持久，荣福也往往短暂，昙花一现。

一个人如果自高自大，很容易对周围的事物变化失去准确的判断，因此成就难以持续下去。再加上一猖狂，得罪了其他小人，又平添了无数阻力和困难，自然难以持久。

曾国藩自己就是一个可以忍辱负重的人，特别是对他人生造成重大伤害的“天津教案”，更能体现出他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得失。

晚清内忧外患，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开战是一打必败。自古弱国无外交，满清王朝与列强实力悬殊，曾国藩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实施务实外交的原则，委曲求全，以图自强。

仅仅从务实外交的角度出发，曾国藩的处理方案尽管忍让过度，但也算是一种相对合理的解决之道。“天津教案”即是一个实例。

“天津教案”从表面事实看，洋人被殴死男女数十，特别是殃及无辜，但从更深层的背景看，则是多年积怨造成的结果。自洋人人华以来，强行布教，时时与民众相冲突。而地方官僚委曲求全，处理不能持平，民众的怨气得不到伸张。因此，当事情发生时，群众采取过激行动，实际上是多年仇恨的发泄。然而，曾国藩还是将天津的守官革职发配，将“凶犯”充军处死并赔偿抚恤金共计四十九万七千余两白银，派遣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

不料办“天津教案”使他声望一落千丈，转瞬之际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举国欲杀的千古罪人，正如后人形容的那样，“一转眼间，钟鼎世勋，圣相威严，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曾国藩分析当时的社会形势，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足见其心胸之广，见识之深，顾虑之长。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一个人如果自高自大，很容易对周围的事物变化失去准确的判断，因此成就难以持续下去。再加上一猖狂，得罪了其他小人，又平添了无数阻力和困难，自然难以持久。

曾国藩自己就是一个可以忍辱负重的人，特别是对他人生造成重大伤害的“天津教案”，更能体现出他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得失。

忠心耿耿，以礼居敬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之所以被称为君子，是因为他们把“敬”放在重要的位置。一旦离开了“敬”，那么君子也就失去了他的魅力；没有了“敬”，自然也就没有了与他人互动的基础。因此，即使是一根烟的功夫，君子也不会丢掉“敬”；即使是在百忙之中，坎坷之际，他也不会忘记“敬”。

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一方面是自我向内的，即心理空间要大，一方面是向外的，即思维的格局要大。要想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就要从这两方面着手，心理要平衡，思维要活跃，心胸要宽广，敬人又敬己。

有一次，曾国藩的弟子向他请教说：“先生，您讲的诚、谨、敬都是极好的。人人相爱，以仁义待人，确实是一种美德。我想敬重别人，但我活在世上也是有欲望的。假如敬重与利益之间发生了冲突，该怎样处理呢?”曾国藩严肃地回答道：“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孔子说过，凡是真正的志士仁人，都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损害仁义，应该为了成全仁德，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弟子恭敬土也给曾国藩施礼，表示敬服。

曾国藩在几十年的人情练达过程中总结出：“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所以，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扬人之长，避人之短。隐藏别人的短处并不是护短，而是选择恰当的时机指出人家的缺点，并且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宣扬别人的长处不是成天奉承，而是视别人的优点为自己行为的参照，让自己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曾国藩说：“礼文不可不敬也。”总而言之，恭维时要掌握分寸，不要弄巧成拙。不合乎实际的评价其实是一种讽刺，违心地迎合、奉承和讨好也有损自己的人格。适度得体的恭维应建立在理解他人、鼓励他人、满足他人的正常需要，以及为人际交往创造一种和谐友好气氛的基础上，那种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曲意逢迎是为世人所不齿的。

湘军是曾国藩经过千难百折创建的队伍，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有着本质的差别。

湘军成立后，进攻的对象就是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倚仗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率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提督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中获得最大权力者。

对于这份殊荣，曾国藩并没有洋洋得意，也不敢过于高兴。他能够很准确地分析把握当局的形势，并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怀着戒惧之心，能够居安思危，韬光养晦。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立下大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传承。这份封赏足以令曾国藩光宗耀祖，光耀门楣，但是，思虑深远的曾国藩此时并未感到春风得意，神清气爽，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他在这个时候想得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功德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遭忌，位险招祸，恐遭飞鸟尽、良弓藏的厄运。他想起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死名败，于是越发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