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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驭下有术 知人善用用人如器2（第4页）

同时，一个求才若渴的人，不在乎人才身上的小毛病，他们会以宽阔的心胸包容人才的不足，创造条件使其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善于挖掘人才、爱护人才的人。

湘军成立水师时，当地一些江盗不时进行偷袭。一天夜里，曾国藩正在与人下棋，有人来报说江上水盗又来了，曾国藩扔下棋子与彭玉麟一起来到江边看个究竟。只见江面上灯火闪烁，七八条水师长龙围住一条民船。曾国藩隐约看到民船上装着垒得高高的麻袋，他知道那麻袋里装的是湘勇的军粮，此时，他心里恨透了江盗。江面上，湘勇们已提着刀、举着火把把江盗围住了，只见一些湘勇纵身跳到民船上，与船上的江盗打了起来。

这时，曾国藩发出命令增派五条长龙舰，务必将民船上的人全部抓起来。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湘勇水师管带杨载福抓到了一个江盗，把他拖上了岸。这时是寒冬季节，只见被拖上岸的人脸色青灰，就像死人一般。接着其他湘勇又纷纷抓到了江盗l6人，曾国藩让杨载福进舱换衣，这时湘勇们高喊杀死强盗。

曾国藩没有搭理大家，他叫人拿来一些干衣服给江盗们换上，接着曾国藩亲自审讯这批江盗。江盗招供是因生活所迫前来盗窃军粮，为头的就是杨载福从水中拖出的那人，名叫申明标。申明标年近四十，长得五大三粗，一副凶恶的面孔，他见到曾国藩后双膝跪下，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甘受大人处罚。

曾国藩问他除了会偷盗外，还有什么本事。申明标说，偷盗并不是他的本事，只是这些天来弟兄们揽不到事干，家里老少都在挨饿，迫不得已才跑来偷湘军的军粮。原来申明标曾在关天培的手下干过把总，对水战略知一二，在这上下百余里的水面上，提起申明标的名字是无人不知。

曾国藩本来想狠狠治一治这帮江盗，但他忍住了心中的怒气，改变了处罚他们的念头，而起了留用他们的心思。彭玉麟看出了曾国藩的心思，说申明标无品行操守，若让他当了头目，他会坏了军风军纪把一群人带坏；若只是让他们当个普通勇丁，有谁能管得了他?但曾国藩觉得申明标虽是湘江上的水盗，但也确实是“饥寒起盗心”，他像梁山伯阮氏三雄一样勇敢并有些功夫，目前水师正需要人手，留下他们则可以发挥他们的技长。

这样做的话，曾国藩既扩充了自己水军的力量，江盗们也找到了用武之地，从而一举两得。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能改，善莫大焉”，所以，作为领导就应该既要在大事上坚持原则，又能在小事上做到“得饶人处且绕人”，只有这样才可以令部下不断进步，心存感激，拼死相报。

和衷共济，上下一心

北宋刘书在《刘子·兵术》中说：“万人离心，不如百人同力。”宋人许洞也说：“和于国，然后可以出军；和于军，然后可以出阵；和于阵，然后可以出战。”

曾国藩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都认识到一个群体团结的重要性。他在给林源思的信中说道：“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彼营败走，此营不救；此营败走，彼营不救；此营欲行，彼营顾止。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

曾国藩深恶痛绝的是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

关于这一点，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他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他说：“今欲扫除更张，非万众一心不可。”

因此，他认为绿营军的种种恶习、积习、陋习必须一扫而光，他制定了“别开生面，斩断日月”、“改弦更张，赤地立军”的方针，立誓要创建一支崭新的军队。为了他新建团体的“纯”，曾国藩招募湘勇、组建湘军时，决定一个绿营兵也不要，他怕“一根鱼腥一锅汤”，怕勇丁染上官兵习气。

为此，他为自己所要编练的湘军确定了最基本的建军标准。用他的话说，这支军队必须要能够做到：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太平军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只有这样，才可以血战数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

为了使士卒与士卒之间，士卒与统领之间，统领与统领之间消除影响整个湘军团结的猜忌，曾国藩首先去做的就是用一个共同的利益，把湘军的士卒束缚在一起。让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虽然心存猜忌，却又不得不团结在一起。这是一种“求大同存小异”的策略。

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去做，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是建立在他对于人性的独特认识基础之上，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将人性的善恶，向积极有利的方向发展——有利于作为一个军队的特殊团队向不断壮大的方向发展。

“自私”在那个时候，被人们片面地认为是产生罪恶的根源，不能够从一个全面的角度去认识“自私”。而作为传统儒家理学传人的曾国藩，虽然对于自己要求“廉”，并且是一种近似刻薄的“廉”，但是有着非凡洞察力和对于人性有着深刻见解的他，却站在了一个客观的角度，用一种辩证的观点去认识了“自私”。曾国藩认为，只要把握好一个度，因势利导就能够让人心中的“自私”为我所用。

曾国藩在很多的时候，便是通过对于人性之中所存在的这种本性，在一定的“度”内满足人因为“自私”所产生的欲望，从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由此，为了消除湘军之中所存在的猜忌，促成湘军内部成为一体，曾国藩采取了这样一种策略——以共同的利益，把湘军上下连成一体。所谓的相同利益，对于曾国藩来说主要有这样两点：

第一，从维护封建道德理论和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来引导人民。

中国是由儒、道、佛三种宗教文化所控制的国家。而其中儒家的道德思想在人们的脑海里面根深蒂固。他们崇尚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打出的却是基督教名号，以“上帝”的名义去号召受苦受难的普通人民。这样一来，无疑冲击了中国大地原有的宗教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在向传统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发出挑战。

深受近千年儒、道、佛三种宗教文化熏陶的庶民百姓，在心里面绝对不能够接受这个突然“舶来的邪教邪说”。更重要的是洪秀全只不过是借用基督教的名义，而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罢了，所以他的“教义”也是不完全的，并且一些理论观点和信仰冲击了人们心目中的道德基石，这不仅让人们难以理解，而且还让人们在心里产生了恐慌。

人在受到外部刺激的时候，都会很明显地产生自然条件反射一般的抵抗。在洪秀全率兵围攻长沙的时候，左宗棠便去见过他。劝说洪秀全要想获得成功，最好是抛弃基督教，倡导儒家的孔教。

左宗棠的劝告完全是出自肺腑之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弊端所在，就是洪秀全所提倡的基督教，宣扬的基督教义，与原本中国传统的孔教、道教、佛教有着很大的冲突。

洪秀全和他的上层部属动辄巫婆神汉式的装神弄鬼，满嘴神话欺骗军民愚弄下属的行径，不仅让普通的中国人民感到反感，也让他们感到了一种威胁，也是对当时文人的一种羞辱。

一是，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莆牛马之不若；二是，窃上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读书典册，一旦扫地**尽；三是，毁宣圣之木主，污关岳之宫室，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四是，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以取息。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对此，他感到了痛心疾首，认为自己要：“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为百万生灵报戮杀之仇，为上下神祀被辱之憾。”并且发誓要以消灭太平天国为己任。

曾国藩所列举的以洪秀全为首恶的太平军的罪状，没有一条不与深受了千百年传统文化熏陶，崇拜孔孟关岳的民众思想倾向相冲突的。并且都是一些大逆不道的行径，严重地威胁到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因此，曾国藩巧妙地将存在于中国人思想之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文化与宗教文化相结合，站在维护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宗教信仰的角度上写出了“檄文”。让湘军知道他们共同的利益正遭到破坏，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便必须紧紧地抱在一起，向破坏天下士农工商共同利益的敌人作战。

第二，用可以看得见的钱财和诱人的功名利禄吸引人力。

同前面所讲的一样，曾国藩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策略，也是出于自我对人性“自私”的认识。

共同的利益，就像是促使湘军全体团结的“润滑剂”，使得湘军士卒之间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暂时地放弃心中的猜忌，齐心合力将矛头指向了太平军。

曾国藩驭下绝学

曾国藩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都认识到一个群体团结的重要性。他在给林源思的信中说道：“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彼营败走，此营不救；此营败走，彼营不救；此营欲行，彼营顾止。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