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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上心法 进退有度适可而止2（第2页）

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翦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分、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公开拒绝不服从，是一个封建臣子难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万难之中，只好采取拖延之法。他上奏折推辞说：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三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其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

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洞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弁均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

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颇有些心灰意冷。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宣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作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好听，可就是不出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尽管他向清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八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上司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作为曾国藩最得力的部下和心腹，李鸿章亲身领受到了曾国藩这种权变之术，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也应用得得心应手，一点也不比老师差。

在所有的上级关系中，最微妙，也最难令人捉摸的，是他和慈禧太后的关系。慈禧太后是个不折不扣的顽固派，李鸿章则是引领时代潮流的改革派，本来应当势同水火，实际却恰恰相反。其中奥秘，耐人寻味。

对李鸿章来说，他最大的上级就是慈禧太后，如何得到这位野心家和权力狂的信任，是最关键的。同治十三年（1874），两宫皇太后谒祖陵的时候，召李鸿章护送，这就给了慈禧太后一个判断李鸿章的个人品性的机会，也给了李鸿章得到慈禧欣赏的机会。第二年，围绕着同治帝去世和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帝推上帝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慈禧提供了另一个机会以验证李鸿章的忠诚和能力。由于朝廷中的一些大臣极力反对慈禧让他的外甥继承帝位的计划，慈禧便向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求援，请他率兵进京支持自己的行动。

李鸿章没有亲自率军进京，而是派了一支淮军，让慈禧的心腹亲信、护军统领荣禄指挥进京，对反对派给予镇压，终于把光绪皇帝推上了帝位。

李鸿章没有亲自前去，是不愿意加入到最高权力的争夺中，成为别人的牺牲品。但当时手握大权的是慈禧，他又不得不服从命令。他把军队交给慈禧的心腹，既表示向慈禧效忠，又避免了深入到权力斗争的核心，即使事情不成，他也可进可退，游刃有余。

政变两个星期之后，李鸿章才从天津到达北京。四天内，他三次觐见慈禧太后，表达了他对慈禧的尊重和服从。这样，他在慈禧太后心里的地位更高了，这也是慈禧一直放心把很多大事交给他办理的原因。

百日维新之后，慈禧企图废了光绪，另立皇帝，想争取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向慈禧太后明确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口头上表示不参与，实际上是不同意慈禧的做法。虽然李鸿章当时已经失势，但在慈禧的心目中，仍然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李鸿章用这种不参与的方式委婉地拒绝了慈禧，在内外强烈反对面前，慈禧也不敢贸然行事，这一废立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慈禧对于维新变法的志士采取了大肆屠杀和打击的对策，对此，李鸿章大胆指出“捕新党之谬”，没有明确支持，而且暗中设法为一些“新党”开脱，对逃往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安危深表关心。但在慈禧太后面前，他又不得不对康、梁及其他维新变法的志士故作贬低之词，迂回周旋，以达保护自己的目的。慈禧太后曾经向他询问康梁是什么样的人，李鸿章回答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乃书院之书生，属市井讼师之类人物一无可忧虑。”慈禧太后又问是否有外国人作庇护?李鸿章回答：“外国人不知中国之情况，误以其国家志士以待之，故容留他们，然最终当识破其面目，至其时驱赶他们恐其不解其恨。”一面避免牵连自己，一面委婉缓解慈禧太后对康、梁等人的仇恨，减轻对“新党”的残酷镇压。

权变事上，有很大的风险，给自己留下余地，绝不越雷池一步，其中的分寸最难把握。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学到了其中的奥妙，所以才应用自如，有备无患。

曾国藩事上绝学

对于上级的命令，公开抵制会有很大的危险。曾国藩对其中的情况分别处理。如果是为了朝廷的利益，他选择了直接或者委婉的拒绝，这样上级知道他出于公心，不会过于为难他。既保证了自己的利益，也给足了上级面子。曾国藩正是领悟了其中的奥妙，所以才应用自如，有备无患。

有求于上，有备而发

多请示，勤汇报，肯定没错。但是伸手就向上司要东西，上司即使答应，心里也一妻恼火。曾国藩有求于上的时候，小事情明说，大事情多绕几个圈子，及让朝廷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给自己留好了台阶。

向上司请示没有风险，要索取一点东西，则如虎口拔牙，不得不小心从事。尤其是利害攸关的事情，更应该仔细斟酌，有备而发。下级的资源和权力都来自于上司，要想办好事情，就要得到相应的权利，因此很多时候，必然有求于上级。在这方面做好文章，会大大减少办事的阻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曾国藩的权力是自己在枪林弹雨中换来的，但是如果没有较高明的策略，很可能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为了在为朝廷办事的同时确保自己的权益，他在奏折上下足了功夫。当时地方官员和朝廷沟通的主要方式就是上奏折。奏折起源于康熙年间，在雍正朝确立为“密折制度”，成为朝廷控制地方，地方奏报中央的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并不是每个地方官都有直接上奏的权力。一般来说，地方只有督抚等大吏才有这样的权力。其他官员只能通过督抚代奏。曾国藩办团练以后，并不是地方大员，但是他有着兵部侍郎和团练大臣的头衔，拥有直接上折的权利。由于出山之战失败，他差一点失去了专折奏事的权力，如果失去了这个权力，他在地方将是呼天不应，呼地不语，只能受制于人。为此他专门上折，恳切请求，终于保住了。

奏折的文字千篇一律，似乎平淡无奇，但实际上却是大有玄机。曾国藩是这方面的大行家。他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也知道什么才能说，什么不能说，而怎样说更是关键。在向朝廷有所请求时，小事情可以直说，这样显得坦诚，皇帝也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轻易驳自己的面子。但是大事情往往涉及到重大的利益和人际关系，朝廷在选择的时候也会费一番心思。如果直接索要，则显得过于跋扈，甚至还有要挟之嫌，即使本来皇帝可能同意，也可能因此把事情搞黄。所以曾国藩在这种问题上，尽最避免正面提出要求，而是旁敲侧击，让朝廷知道自己的意思，同时也留够了回旋余地。万一朝廷不准，自己不失颜面，朝廷也不会难堪。如果朝廷批准，也是其主动的示恩，而非自己强取?这样对上下双方都有好处。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从困守江西的局面中解脱出来，针对自己的部下大多归属于湖北巡抚胡林翼，他在九江劳师后，就上了《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折。

在奏折中，他反复强调李续宾、杨载福所统率的湘军，本来是自己的部下，因为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就连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他虽然没有明确说，但是言外之意是要求清廷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拨还自己节制。尽管他没有说自己是李续宾、杨载福的上级，但在奏片中却为他们请饷、催饷，实际上仍然是以李、杨所部的直接指挥者自居。湘军后来分出很多支派，归属于不同的人统领。但是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他是湘军的实际创始人，即使有的部队已经不归他直接指挥，但是仍然要奉他为精神领袖。

由于湖北省位于中心地带，武汉尤其重要，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不久，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根据地，曾国藩部湘军一度受到重创，但是他仍然顶住了压力，等待胡林翼攻克武昌。罗泽南在战斗中病亡，他的部下就归学生李续宾指挥。后来胡林翼终于攻占武昌，增援的任务已经完成，按理也应该归还曾国藩了。

曾国藩在给朝廷上奏片的时候，也抄送了胡林翼。胡林翼一看就知道曾国藩的意思，他心领神会，命李续宾、杨载福统率的湘军水陆东下，自己却不随军指挥。曾国藩迅速赶到九江劳师，会晤李、杨，收回了实际的控制权。

尽管曾国藩这个奏折没有明确要求朝廷归还李、杨所部，但是他绕来绕去，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朝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局，也只好同意杨、李所部仍归曾国藩指挥。

曾国藩在保举人的时候，也采取这种办法。对于普通的州县小官，他就明确说应当任命为什么县的知县，什么州的知州，但是对于独当一面的大员，特别是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他从不直接说明，而是非常谨慎。他保举李鸿章的时候，并没有说他应当担任什么，而是称其“堪膺封疆之寄”，也就是具备担任封疆大吏的能力。当时李鸿章的还是一个候补道员，直接推荐他担任巡抚，越过了好几级，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经命令李鸿章编练淮军，并且率队东下，救援上海，实际上掌握了江苏地区的大权。这份奏折的实际意思，是让朝廷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处理江苏上海地区的军政事务，实至名归。朝廷也乐得做顺水人情，当即调署理巡抚薛焕回京，正式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

曾国藩的这种做法，最后被李鸿章继承下来。李鸿章主持北洋三十年，推荐的官员不计其数，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因此很少遭到拒绝。

曾国藩事上绝学

多请示，勤汇报，肯定没错。但是伸手就向上司要东西，上司即使答应，心里也一妻恼火。曾国藩有求于上的时候，小事情明说，大事情多绕几个圈子，及让朝廷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给自己留好了台阶。

为公当强，争名当退

俗话说，适者生存。不同的时代对适者的要求也不同，变化多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