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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事处事 亦圆亦方藏身有道2（第2页）

在对外交涉中，曾国藩则特别强调应以对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准，凡条约上明文规定者信守不移，绝不去争，不管这种条约多么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也不管这种条约是在什么情况下签订的。而对于洋人超越不平等条约的一些做法，曾国藩认为应该据理力争，在一般情况下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一旦洋人开动兵船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便立刻软了下来，后来经过几次碰壁，他连力争的勇气也没有了，这都是由当时中国国情与他所受教育及独特经历而决定的。有心无力是他最终的感受。

曾国藩的一生也是多事而局势多变的一生。外有洋夷侵略，内有统治阶级的猜忌，还有诸多的社会问题。他身处在各种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但他能够审时度势，左右逢源，巧妙地处理好与各种人物、各个方面的关系，这无疑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的一生也是多事而局势多变的一生。外有洋夷侵略，内有统治阶级的猜忌，还有诸多的社会问题。他身处在各种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但他能够审时度势，左右逢源，巧妙地处理好与各种人物、各个方面的关系，这无疑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刚柔并用，以柔克刚

人生是由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编成的网。面对它的时候，必须能屈能伸才能在空隙间自由穿梭。在面临挫折和挑战的时候，不要意气用事，也无须不知所措，刚柔相济、处世圆融才能使事情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呈上的《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奏折，就体现了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道理。

奏折中的第一点，他反复强调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都是自己的部队，是因为湖北的胡林翼急需用人才去支援的。他并没有直接去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自己节制调遣，而是说，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即如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奏折中的第二点，旨在张扬他的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为自己贴金。奏折中的第三点，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折中的第四点，是奏折中的要害。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折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处世的高妙、策略的高超。

曾国藩的请求自有其道理。自从1855年10月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后，不久，翼王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江西省根据地，曾国藩部湘军一再受到沉重打击。他承受了许多风险，经历了很多困难，以至退守南昌，在危急的境地中日夕盼望骆秉章、胡林翼派兵前来，以解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挥湘、楚军及早攻占武昌，然后水陆东下，与自己会师于浔阳江上。现在胡林翼终于占领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军水陆师，其中李续宾统率的湘军是胡林翼奏调去的；杨岳斌统率的外江水师，是曾国藩派去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的。所以，曾国藩认为：清政府应该将杨、李所部湘军水陆师拨还给他。

胡林翼是聪明人，有意命李续宾、杨岳斌统率的湘军水陆师东下，自己却不随军指挥。胡林翼把这个球发过去，曾国藩心领神会，立刻把球接了过来，两人心照不宣下了一步明棋。l857年1月15日，曾国藩兴冲冲地从吴城镇迅速赶到九江劳师，会晤李续宾、杨岳斌。他们对曾国藩的尊重不减当年，这让曾国藩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标志着他在湘军中的核心地位依然存在，强大的凝聚力依然不减。

曾国藩说，这次九江劳师，目睹湘军水陆师军容甚盛，兵力强大，感到不胜欣慰。他真正感到宽慰的是胡林翼在湖北长期发展、扩编湘军水陆师，能够始终坚持沿用湘军营制，提拔重用的是曾国藩所欣赏的人物。

纵观曾国藩上述四条，没有一处明确表示他还要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曾国藩就是这样向他的上司——皇帝和清政府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的。这也是以柔克刚之手法，清廷果然准奏，杨、李所部仍旧归曾国藩指挥。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就不能自强，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人孤立，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矫；柔，并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然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刚性事物性坚而易裂，易于进取而难守。柔性东西性钝而有韧，易于守成而难攻。所以太刚易折，太柔则废，刚猛有利于进攻，柔弱有利于守成。各有长短，只有刚柔相济，方能无往而不胜。

在曾国藩看来，刚柔兼济在于：以刚压柔则猛，以柔克刚则巧。曾国藩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还要靠对刚柔尺度的把握。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如果把随波逐流当作是坎坷中的精神**和权宜之计，或许还有自立于人的时候，而如果真的把它当作人生信仰、理念，那必将一事无成。一个永远自甘平庸、无进取之心的人，不仅与成功无缘，而且也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最易使人成功的勇敢，当还属于策略性的勇敢，曾国藩“按兵”“抗上”则可属于这一种的勇敢。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不可推辞，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人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人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人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下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但鲍超不明底里，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写信劝诫说：曾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唯谨。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的“柔”。曾国藩在这里将刚与柔天衣无缝地柔和在了一起。

曾国藩处事绝学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就不能自强，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人孤立，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在曾国藩看来，刚柔兼济在于：以刚压柔则猛，以柔克刚则巧。曾国藩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还要靠对刚柔尺度的把握。

大智若愚，藏巧于拙

有大谋略的人都懂得以聪明装糊涂。俗话说“人生在世，难得糊涂。”说明“糊涂”二字并不是只有贬义，它也有更深的内涵。曾国藩就是一个装得糊涂大智若愚的人。

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阐述了自己的为官之道——妙在貌似浑然“不知”世态。自古官场风高浪急，一不留神就可能会被打下船头，跌入海底。而时时留神却难免失于疏忽，诚如《红楼梦》里的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家书中可看出来，曾国藩最初的追求正是如此，然而随着年岁渐长，他明白了这条路是一条曲径，而非坦途，真正的坦途在于“妙在全不知世态”。

与人交往的确要有技巧，但更须有真意，官场行事虽然靠的是人脉，但人脉的形成首先要求自己有一颗浑厚的心。为人真诚、性格浑厚、心胸宽广，这些才是一个人牢固立足于世的根本，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心好比一个人成事的器具，只有把心这个器具修炼好了，才能成就不衰的大业。

“难得糊涂”本是清代著名文士郑板桥手书的一条横幅上的四个字，而如今已成为一句几乎家喻户晓的成语。郑板桥在这四个大字后面写有一行小字，是对这四个字的一段绝妙的解释：“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一图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王蒙先生也曾说过：“对待关系宁肯失之糊涂失之疏忽，也不要失之精明失之算盘太精太细。”说的都是为人对世态人情的心态与看法。

人们在交往之中，往往喜欢与心地单纯的人交往，这是因为与之交往放松、随意、自然，在话语与做事上都不必太担忧。其实给人感觉心地单纯的成年人，并不代表看不透人情世故，相反，可能是对此看得太透。这种人往往比那些貌似聪明伶俐、八面玲珑的人具有更高的心智与胸怀，懂得淡泊、清澈的内心世界，不但为人受用，更为己受用。这样的人选择了一种温和浑厚的处世方式，把注意力放在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和更有益身心的事上，这样的人的内心随着岁月的沉淀，已经被雕琢成一块璞玉。

能够拥有一颗如璞玉之心的人，是有福气的；能够结识这样的朋友，也是有福气的；能够在官场之中保持一颗璞玉之心的人，尤为难得。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攻克天京以后，曾国藩手中的权力几乎控制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身居高位的他心里非常明白：自己手掌重权，军事实力过于强大，利则能以此立身，弊则会招致杀身之祸。

于是，曾国藩为了保身之见，亲自下令裁减湘军，削减实力，这项措施使得清政府逐渐消除了对他手握重兵的猜疑。

除此之外，曾国藩也多次在给朋友、家人的书信中流露出“辞荣避位”的想法。他曾写信劝手握重权的弟弟曾国荃说：“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并一再诉说自己的心情“时时作罢官衰替之想”、“余决计此后不复做官”。曾国藩这种功成身退的想法在攻克天京以后更根深蒂固，看着周围同僚的荣辱升降，他的想法更加深了一步：“大约凡做大官，处荣安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的担忧。在他的儿子曾纪泽劝他辞去两江总督的官位时，他说：“平世辞荣避世，即为安身良策，乱世仅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以上是曾国藩“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积极想法。曾国藩的一生受后世人敬仰，在朝为官之际他很少受朝廷的弹劾、少受下属参奏，这就是秘密所在。

曾国藩处事绝学

有大谋略的人都懂得以聪明装糊涂。俗话说“人生在世，难得糊涂。”说明“糊涂”二字并不是只有贬义，它也有更深的内涵。曾国藩就是一个装得糊涂大智若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