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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友处世 推诚守正亲近良友1（第3页）

对此，曾国藩是如何理解“敬”的呢?这自然也有他的一番道理，他说：

内而专修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平天下，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必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

在这里，曾国藩对内强调心无杂念，谨慎小心；对外强调严肃整齐，庄重有礼；干事情则兢兢业业，毫不轻率，做NT这一切，就可以达到物顺人和、天下太平之气象，这就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世界。

敬，作为对人对事的一种道德要求，首先要自敬，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清代张履祥说：“欲人之敬己，须自敬其身始。能敬其身，则不期人之敬而自敬矣。”自敬，在外表上要严肃、整洁，干净利落，在内心则要有恭敬之态度。其次，对别人要尊敬，无论对方官大官小，无论对方贫与富、长与幼，都应该恭敬有礼，不可轻慢。

居敬，对个人来说，有两方面的要求，可以达到两方面的效果。对内则要求专静统一，以养大体，对外则整齐严肃，以养小体，如此下去，才会日渐强健。

曾国藩交友绝学

曾国藩崇尚居敬。早年，曾国藩与朋友交往时，多次谈到对“敬”字的体验。好友吴竹如（吴廷栋）告诉他：舍“敬”字别无下手之方，总以严肃为要。他自己也深知“敬”字是吃紧下手处。

自以为是，言多必失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

中国有“祸从口出”、“多言必失”的箴戒，但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喜欢直来直去，“每H总是话过多”，而且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当朋友间切磋学问时，曾国藩又常常自持己见，强言争辩，“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争强好胜，对于年轻人总是一般性的常情，但曾国藩自己承认，“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他简直成了不受人欢迎的人。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兑卦》，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志诞语”。掌灯时又与汤鹏一同到何家下围棋。回到家里“已亥正”。当天他的《日记》中说：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辨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小岑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小岑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说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一天，岱云到曾家来，彼此谈了很久，曾国藩又口若悬河，讲了很多自己做不到而要求别人做到的话。岱云见曾国藩依然故我，只好将话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小珊也前来，席问二人的语言碰撞，曾国藩的父亲看在眼里。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通过在京城与儿子相居的日子，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日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尤悔并生”。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俗话说“远了亲，近了分”嘛。但还是没有效果。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曾国藩一时感到难于处人，只好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吴竹如却不这样看，他开导曾国藩说：“人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由尽没尽人力所决定。但说到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日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他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曾国藩交友绝学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但是，随着时间的磨练和阅历的增长，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他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息事宁人，化解纷争

有很多时候，人们往往因为斤斤计较，由鸡毛蒜皮的小事引发出深仇大恨，以致对峙公堂，最后落得人财两伤，后悔莫及。过后再回过头来想一想，就会觉得息事宁人、委曲求全实在是一种高明的做法，而这却需要一个人有较高的涵养和气度。

曾国藩在青年时代虽是血气方刚，但那时他的涵养和气度就已经不同凡响了，这一点可以通过如下事例看出来。

他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性情偏躁的同学总是找他的麻烦。有一次，他看见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就蛮不讲理地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被你挡住的，你快点让开吧。”曾国藩没说什么，就默默地把书桌让开了。到了晚上，曾国藩掌灯读书，那人又说：“你白天不读书，晚上还要影响别人吗?”曾国藩无奈，只好低声默诵。不久，曾国藩中举人的喜讯传来，那人听了又恨又嫉地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就是我的，全叫你夺去了!”在一旁的同学听不下去了，就说：“你也太过分了，书桌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移开的吗?”但那人依然无理取闹，同学们都替曾国藩呜不平，但曾国藩面色如常，反过来还宽慰其他同学。

不过，早年的曾国藩也有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毛病，在这方面也有一个不良记录。一次，他在家中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也前来助兴。吃饭的时候，两人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结果曾国藩跟这位朋友吵了起来，几乎忘了场合和身份。

再往后曾国藩才知道世事的险恶，他的经历开始让他一点点地沉淀下来。他在江西的时候可以说是受尽了当地大员的排挤。他一直是按团练大臣的身份来创办湘军的，但他又以此身份领兵打仗，自然就被许多人看不过眼去。到了l855年的时候，情况虽好了一些，但他仍没有地方实权，湘军的地位也较八旗、绿营低得多。湘军是以客军的身份出省作战的，所以，军饷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江西，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实在不好受。曾国藩要在江西聘人筹饷，被视为越权行为，引来了许多白眼和谩骂。甚至有一次，地方官竟唆使兵丁闯入他住的地方，想加害于他。

江西巡抚陈启迈本是曾国藩的同乡，此次曾国藩到江西来与他并肩作战，他觉得湘军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他处处为难曾国藩。江西有个叫彭寿颐的举人，此人积极配合曾国藩办团练，曾国藩对他很重视，于是想把他调入幕府，但彭寿颐与当地知县不睦．正在对簿公堂。在这种情况下，陈启迈以为曾国藩是想有意袒护彭寿颐，从而达到向自己示威的目的，于是一怒之下将彭寿颐打人大牢，还动了重刑，曾国藩无奈只好向朝廷求助。后来江西巡抚换成了文俊，可此人对曾国藩的态度并没有好多少。对于这一切，曾国藩咬着牙都硬挺了过来。

曾国藩脾气最坏的时候，是咸丰皇帝免去他的兵权、他回家守制的时候。这期间，曾国藩因为心情不顺，性情变得格外暴躁，经常因为一此小事大骂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他在家的一年中，与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闹过别扭，而且这些别扭还都是由曾国藩挑起来的。曾国藩后来对这段经历感到后悔，尤其是曾国华战死于三河镇，使他更是深深陷入了自责之中，认为正是自己的情绪化反应引来了这样的灾祸。此后的曾国藩下了一番大力气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逐渐改掉了自己易怒的毛病，即便碰到不顺心的事情，也都能理智地去处理。尤其是在成为一方统帅之后，他的胸襟越来越开阔，已经是一番见惯世事、波澜不惊的样子了。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他的最大困难，不是敌手的强大，而是清政府本身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弱点，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本身缺少战斗经验，难当大敌。因此在以后的六七年中，曾国藩虽然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而来自各方面的挫折和打击，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而在这种境遇下他能够立足，主要就是他奉行了“息事宁人，委曲为官”的处世哲学。

这时又发生万载知县举人彭寿颐与办理团练不和，互相纠控一案。经曾国藩查得有受人贿赂，弃城逃走等罪；而彭寿颐却为人刚直，办理团练，也颇具才华。可是巡抚陈启迈却有意曲庇，而加罪彭寿颐。曾国藩也只得委曲忍让不想与陈发生正面冲突，于是面商陈氏，咨调彭寿颐至军营效力。用意不过想藉此平息李、彭的控案，息事宁人，化纷争于无形而已。

1858年6月，曾国藩被命再出，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之在江西，虽有守土却敌之功，然与各地乡团不相和睦，常常被团丁伏击截杀，竟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又逢疫病流行，营中军士纷纷病倒。因此曾国藩再至江西以后，深感诸多问题棘手。9月间，安徽传来败讯，李续宾、曾国华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全军覆没，李、曾以下，湘军官兵阵亡6000余人。这支军队是湘军的精锐劲旅，被歼以后，全军为之震动。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连连失利。幸赖曾国藩与胡林翼等竭力挽救，大局才得稳定。

而这时的曾国藩，忽而奉命援浙，继又改令赴闽，不久又命筹援安徽。及石达开有由湘入蜀之势，朝旨又令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同时命其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并留兵防守江西。朝令夕改，杂乱无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他自知因无固定地盘，只好由人摆布，委曲求全，精神极感苦恼。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也要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

1861年8月，曾国荃攻下安庆，长江千里，已全归湘军掌握。曾国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区，准备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最后致命一击。可是曾国藩所遭遇的困难，仍是纷至沓来。先是最能与他合作无间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积劳病死，顿使曾国藩失去一个最有力的伙伴，

未免平添后顾之忧。曾国藩为之彻夜不眠。而三路东向的大军，只有曾国荃一军，因为是亲弟弟，始终听命于他。其余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不合作的态度，使曾国藩伤透脑筋。但按曾国藩的为官之道，还是按捺性情，息事宁人，没有激化矛盾。

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虽未发生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屯兵城下日久，师老兵疲，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忧心忡忡，日夜焦灼。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因为粮饷缺乏，每天喝稀饭度日，几个月不发饷，更是常事。曾国荃对那些家乡子弟兵，渐感难以约束。他们甚至发生把营官捆绑起来，勒发欠饷的暴行。至于抢掠平民、**妇女的事，也层出不穷。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自感无颜以对部属，只好置之不问。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体，不能支持，军纪败坏的湘军，随时有叛变崩溃的可能；一面还要承受来自清廷的猜疑、言官的谤劾、僚属的离心等等打击。当时湘军缺饷，不仅限于金陵的曾国荃军。其余各部也很严重。大营所设山内粮台，竟遭驻守附近的两营湘军的自行抢劫一空。曾国藩身体素来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并发，饭后呕吐、牙痛、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痛不可忍，至于不能工作，逼得只好奏请给假调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