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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奋起之术 积极入世宏图大志2（第4页）

曾国藩日思夜想，终无计可施，他举步维艰，左右为难。

结果是曾国藩坚持以“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这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义愤。当他决定将天津地方官员交刑部严办及捕拿“凶手”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人士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王闽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勋名而毁于众谤之中。对于一个功勋卓著的人来讲，这样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这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了，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

曾国藩回顾事情的始终，现在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天下人眼中的千古罪人。曾国藩完全是按照清政府的授意来办理此事的，现在政府却一声不响地让曾国藩做了替死鬼。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1878年），奉命作为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需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时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义，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事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慈禧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话。事实上这种体恤显得很虚伪，人已死，再多的感叹也无济于事。

曾国藩奋起绝学

军队在战场上就要具备这种大无畏精神，哪一方具备了视死如归的士气和所向披靡的实力，哪一方就能取得战场上的优势，就可以稳操胜券。曾国藩不满绿营军的方面就是他们有功便抢，有难便逃。他的人生信条不允许自己不忠，更不允许自己逃跑。为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信条。立自强，掌握主动

挺膺负责，成事可冀

生于人世即行人道，立于天地间就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是理学倡导的观点。如宋代理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这似乎就是曾国藩的平生缩影。

曾国藩以书生起家，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救国，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相传曾国藩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家人，家中的老翁请来了一位贵客，准备留这位贵客吃饭。就叫儿子到市场上去买菜。但是，时间已近中午，儿子还没有把菜买回来，老翁很着急。就到窗口去看，只见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一条田埂上，儿子正挑着菜担子与一个挑着京货担子的人面对面地站着，互不相让。

老翁急忙出门，赶了过去。他对挑京货担子的人说：“老哥，我家里来了客人，正等着这些菜去做饭。请你行个方便，往水田里让一让，等我儿子过来，你老哥也就过去了。”

那个挑京货担子的人说：“你儿子怎么不下水呢?”

老翁说：“我儿子个子矮，要是下到水里，担子里的菜就被水浸湿了。你老哥个子高，下到水里也碰不到水。因为这原因，我才请你让一下。”

那人说：“你儿子的担子里不过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将就着吃。我的担子里全是京广贵货，万一沾上一点水，就不值钱了。我的担子比你儿子的担子贵重，怎么叫我让路呢?”

老翁不能说服此人，便挺身过去说：“来!来!这样吧，我下到水田里，你把货担子递给我，我顶在头上，你空着身子从我儿子的身边闪过去，我再把担子交给你。这样行吗?”老翁说着就脱下鞋袜准备下田。

那人看到老翁如此举动，觉得过意不去，就说：“既然您老人家这样费事，我就下在田里，你把担子递给我。”

故事之中老翁躬身入局，化解了一场纠纷，使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老翁能换位思考，把关怀他人当成自己应做的事情，所以能得到对方的认同。

当太平军崛起，清廷面临危亡时，他挺身而出，编练湘军。功成之后，又奉命剿捻。剿捻不力，他不放弃，自愿留营效力。他回两江总督任上，依旧尽职尽责，为李鸿章出谋划策，打气鼓劲。后来他接任直隶总督，办理“天津教案”，因为恐怕激怒洋人，导致战争，退让较多，引起全国公愤，人人都视之为“卖国贼”。

俗话说：“不在其位难谋其事”，在此事件中曾国藩的功过是非不是简单的好与坏，有太多的非人力因素掺杂其中。后来李鸿章办理，基本上维持原议。如丁日昌所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曾国藩勇于任事，挺身入局，其动机不说，这种精神，却是值得借鉴的。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时，咸丰皇帝刚刚登上宝座，对处理国家大事还没有多少底气。不过他毕竟很有才能，很快便沉着起来了。他采用了下臣的“以汉人治汉人”的建议。由于曾国藩的名声，咸丰皇帝的将点到了他的头上，命令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襄办团练，协助地方“防剿”反清起事。

接到皇帝的圣旨之时，曾国藩正在家里守丧。也许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从内心出发，曾国藩还是想去建功立业的。只是母亲的丧事还没办完，自己正处在守丧期，不宜回应，于是表示：我要守丧，不能遵旨。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曾国藩写好了奏章，准备托人上奏皇帝。

好友郭嵩焘对曾国藩发起了一场游说活动，甚至搬出来他的父亲曾麟书，曾国藩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按捺不住建功立业的冲动，也无法推辞了，于是投笔从戎了。天下安危大任一下子落于肩上，他感到充实的同时也神色凝重起来。

曾国藩虽然领了旨，但是，实实在在地说，他绝对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摆在他面前的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建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需要的钱饷又从何而来……太多问题困扰着他了。面对重重困难，曾国藩在一步一步地前进。

他认为，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是已经腐化的没有战斗力的部队，自己训练的士兵应该有更大的战斗力，应该有独特的精神。办团初期，曾国藩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可是太平军很快就从广西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湖北。

曾国藩想循序渐进，咸丰帝却已经急不可待，要曾国藩立即出兵攻打太平军。白手起家的曾国藩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训练出能征惯战的军队的，湘军刚刚建立，用这样的军队去与太平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出兵还是抗旨，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非常难办的。他多次上奏说：“事势所在，关系至重”，不能草率而出，并向朝廷建议“实行四省联防”。咸丰皇帝对此很不满，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近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

曾国藩并不因为自己受到了讥讽就出兵，继续上奏，大意是说：臣自知学问少见识也少，但确是忠诚不二的，成败利弊对于臣来说没有什么，但皇上责备臣了，臣就一定会警醒。臣只是认为与其以后毫无功绩受欺君之罪，不如现在据实以告。臣不熟悉用兵之事，若臣之前先弃丧带兵被人嘲笑，后又大言不惭被人嘲笑，臣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地之间呢?臣每晚都焦急忧愁难以入睡。所以恳请皇上体谅臣的进退两难和谨慎行事，不要再责怪微臣了。臣自当为国竭尽心力，绝不狂妄自大，更不会临阵退缩的。

曾国藩的这一片血诚还真的打动了咸丰皇帝，从此不再下令催促。由此可见，只有把万事装进心里，再与自己的志向相结合，才能顺势而发掌控大局，否则只会徒劳无功罢了。

曾国藩奋起绝学

曾国藩以书生起家，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救国，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