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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套 掌控人生三十六计德善者得天下2（第4页）

在低调中修炼自己

南怀瑾曾经说过:不要把福报用完了，为人处事要低调，不轻言做寿大庆大贺，人不能太张扬。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并不影响它的耸立云端；海不解释自己的深度，并不影响它容纳百川；地不解释自己的厚度，但没有谁能取代她承载万物的地位……

这里说的“福报”，是佛家用语。福报是果，因在于修。福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修得来的。

南怀瑾老师在十一岁上遭遇了一件奇特的险事，让他刻骨铭心，并把这件事与“福报”联在一起思考，融入了他的人生哲学之中，并警示终身。

老师，出生于浙江乐清的一个小乡村。六岁开蒙，上私塾，读四书五经，接受了旧式教育。到了十一岁，古书已经读得很多了，已经通晓诸子百家，还苦心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就是当今汉语言专业的本科生也没有他读的古书多，而且，还在一直读下去呢。

他的父亲是个很有经营头脑的人，有着温州人善于经营的智慧，勇于经营的胆识。在乡间开了多个小店，经营着布、米、百货，还有些田地上的收成。家业兴旺，箱底厚实。虽说是仕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一位，但他的父亲坚信经商是第一的。生意做好了，发了大财了，连官府里都要来攀附你的（这种想法在当今可谓是大放光芒了）。

他的父亲还是个开明人士。那时，城里已经时兴学习现代的科学知识了。而他的独生子南怀瑾对算术、化学之类的现代文化知识却是个空白。父亲也认识到了这是个大问题。于是，就想方设法把他送到城里的县第一小学（大概也是类似于如今的重点小学）里，花了大价钱插班读六年级。学校里没有地方住，就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托人家照应，可谓用心良苦。

这年的寒假到了，学生们都回家过年了。这一年也正好是南老师，的奶奶六十大寿，家里就摆开了寿宴，大庆大贺，一直热闹到正月十五。

离开学的日子还早着呢，但生日宴结束后的第二天一大早，南老师，就急猴猴地要去上学。父母亲再三阻拦无效，只得让他去，也没人送，他一个十来岁的小把戏独自走了几个钟头，进了城，还是住到父亲的那个朋友家里。

就在他离开家的这天夜里，南家出了大事了。一伙穷凶极恶、如狼似虎的海盗把南家洗劫一空，亏得父亲逃得神速去搬救兵，母亲化妆成佣人，才躲过了被绑票甚至杀身之祸。

财产损失惨重，好在是全家人的命都保住了。更好在南大师头一天生出了莫名其妙的念头，要去上学，冲破了一大家人的劝阻而走了。要是还在家里，这个独生子，多值钱啊，还不成了海盗的绑票，也许早就没得命了，哪里还能有今天的国学大师。

这件刻骨铭心的事情一直挂在南老师的心头。如果不是连续大操大办奶奶的六十大寿，也不会招来海盗。南老师后来经常提起这件事，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轻言做寿。佛学里也讲，一个人，一个家庭，在“福报”很好的时候，不能把“福报”用完了。

南老师的意思大概是，人不能太张扬。尽管他的父亲在当地是很有人缘的，也经常捐助地方解决一些困难，做了不少的慈善事业，让乡邻们受益了，但是，你为了做个生日，天天大鱼大肉的酒席摆下十几桌来，声势浩大的，还惹来了不少白吃白喝蹭饭的家伙，多显人眼目啊，那还不把幽冥之处的那双眼晴惊醒了。每个人的背后，总是有一双眼睛在盯着的。一种情形是，因为洁身自好，行善积德，屏蔽了你的身子，那双眼晴看不到你，你也就太平无事了。一种情形是，因为你的张扬了，忘乎所以了，得意忘形了，甚至是疯狂成一团火了，那双眼晴就会盯上你了，灾难也就随之而降了。西方有人士说过，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必定让其先疯狂。

低调做人无论在官场、商场还是政治军事斗争中都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看似平淡，实则高深的处世谋略。南怀瑾先生告诫我们要注意说话，要小心行事，做人要低调。

康熙十六年，于成龙被擢任福建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去福建上任前，他嘱人买了数百斤萝卜放在船上。有的人不解地问他：萝卜又不值钱，买这么多干什么?他回答道：“沿途供馔，得赖此青黄不接的时候，以用糠杂米野菜为粥。”即使有客人来了，也和他一同吃薄粥。他对客人说：“我这样做，可留些余米赈济灾民，如若上下都和我一样行事，更多的灾民会渡过难关，存活下来。”江南、江西的百姓因为于成龙自奉简陋，每天只吃青菜佐食，所以给他起了个外号“于青菜”，以示亲切景仰。于成龙喜欢饮茶，考虑到茶价很贵，他不愿意多破费，便以槐叶代茶。他让仆人每天从衙门后面的槐树上采几片叶子回来，一年下来，把那棵树都快采秃了。

于成龙身体力行，使爱好奢侈艳丽的江南民俗大为改变，人们摒弃绸缎，以穿布衣为荣。一些平日鱼肉百姓的地方官，因知道于成龙好微服私访，每遇见白发伟躯者便胆战心惊，以为是于成龙，不得不有所收敛。

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病死在两江总督任上。僚吏来到他的居室，见这位总督大臣的遗物少得可怜，而且都不值钱。床头上放着个旧箱子，里面只有一袭官袍和一双靴子，大家忍不住唏嘘流涕。

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江宁城中罢市聚哭，家家绘像祭奠。出殡那一天，江宁数万名百姓，步行20里，哭声震天，竟淹没了江涛的声音。

当年，康熙帝巡视江南，沿途所延访的官吏，无不对于成龙啧啧称赞。康熙帝不无感慨地对随行的人员说：“朕博采舆论，敢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真百姓之父母，朕肱股之臣啊!”

在生活上简朴些、低调些，不仅有助于自身的品德修炼，而且也能赢得上下的交口称誉。

可是低调归低调，在做事上却应该向高标准看齐。

张廷玉是清朝有名的重臣，雍正初晋大学士，后兼任军机大臣。张廷玉虽身居高官，却从不为子女们谋求私利。他秉承其父张英的教诲，要求子女们以“知足为诫”，其代子谦让一事即为突出的例子。

张廷玉的长子张若霭在经过乡试、会试之后，于雍正十一年三月参加了殿试。诸大臣阅卷后，将密封的试卷进呈雍正帝亲览定夺。雍正帝在阅至第五本时，立即被那端正的字体所吸引，再看策内论“公忠体国”一条，有“善则相劝，过则相规，无诈无虞，必诚必信，则同官一体也，内外亦一体也”数语，更使他精神为之一振。雍正帝认为此论言辞恳切，“颇得古大臣之风”，遂将此考生拔至一甲三名，即探花。后来拆开卷子，方知此人即大学士张廷玉之子张若霭。雍正帝十分欣慰，他说：“大臣子弟能知忠君爱国之心，异日必能为国家抒诚宜力。大学士张廷玉立朝数十年，清忠和厚，始终不渝。张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劳翊赞，时时以尧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张若霭秉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钟，故能若此。”并指出，此事“非独家瑞，亦国之庆也”。为了让张廷玉尽快得到这个喜讯，雍正帝立即派人告知了张廷玉。

可是张廷玉却不这么认为，他要求面见雍正帝。获准进殿后，他恳切地向雍正帝表示，自己身为朝廷大臣，儿子又登一甲三名，实有不妥。没容张廷玉多讲，雍正帝即说：“朕实出至公，非以大臣之子而有意甄拔。”张廷玉听罢，再三恳辞，他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为鼎甲。臣蒙恩现居官府，而犬子张若霭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于心实有不安，倘蒙皇恩，名列二甲，已为荣幸。”张廷玉是深知一二；甲的这一差别的，但他还是提出了改为二甲的要求。雍正帝以为张廷玉只是一般的谦让，便对他说：“伊家忠尽积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逊让?”张廷玉见雍正帝没有接受自己的意见，于是跪在皇帝面前，再次恳求：“皇上至公，以臣子一日之长，蒙拔鼎甲。但臣家已备沐恩荣，臣愿让与天下寒士，求皇上怜臣愚忠。若君恩祖德，估庇臣子，留其福分，以为将来上进之阶，更为美事。”张廷玉“陈奏之时，情词恳至”，雍正帝“不得不勉从其请”，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不久，在张榜的同时，雍正帝为此事特颁肃旨，表彰张廷玉代子谦让的美德，并让普天下之士子共知之。可喜的是其子张若霭十分理解父亲的做法，而且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在学业上不断进取，后来在南书房、军机处任职时，尽职尽责，颇有其父之风。其父能秉低调做人之原则，而其子又不负众望，能行高标之事，实在是皆大欢喜。一个人刚进入一个环境，最重要的就是要适应，保持谦虚与低调，同时知道积极与主动。

南怀瑾先生处世低调，总说他这一生“一无是处，一无所长”，实际上他已经享尽人间的荣光。不过，也正是这种低调，让他免去不少麻烦。身负盛名的他尚且如此，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更应低调处世了。

俗话说：“出头的椽子先烂。”过于暴露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过分地招摇，对自己极为不利，容易受到有妒忌之心的小人的攻击。因此，适当隐藏自己的锋芒、低调处世，一方面可以使自己谦虚向学，另一方面可以保护自身不受损害，有利于自己聪明才智的发挥。

国学话谋略：

低调是自己选取较低的标准、要求、观点和看法，去面对和处理他人或所发生的事件。是对别人低标准要求的反应。低调其实到底好不好？这是见仁见智的，中国传统思维就是低调。

俗话说：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低调比较不容易树敌。如果心情平静，是真的处事低调，处变不惊，这当然是好事，而且是大大的好事。

处世的中庸之道

关于“中”，历代学者有过很多解释。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朱熹曰：“中者，无过不及之名。”陆九渊曰：“中之为德，言其无适而不宜也。”王守仁曰：“中只是天理。”段五裁《说文解字注》曰：“中者，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可见“中”的涵义，系与偏颇和两端相对而言。从方法上说，是适度、适中、正确，无过无不及而恰到好处；从行为上说，是合宜、合理，无所偏倚而恰如其分；从道德上说，是中正、公正而合乎天理人情的正道。所以，“中”可谓是一种基本方法或基本原则。而作为哲学范畴，主要是指人的主观认识和行为与事物的客观实际适相符合，从而达到一定的预期目标，故含有合乎客观规律的“真理”之意。

其二是作为运用解。许慎《说文》云：“庸，用也。”郑玄《三礼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用也。”据此，“庸”就是关于道的具体运用问题，系与作为道的基本原则与“中”相对而言。“中”是道之体，“庸”是道之用。具体地说，也就是理论上的基本原则与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有机地联系起来，“体”是相对静止的，固定不变的；而在具体运用“中”这一道体时，又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而有适当的灵活性，这就是“庸”的功用。程子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不过是说“庸”虽然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仍不能违背“中”的原则而已。假若“庸”也是一成不可变，则“中”就成了死板的“执一”；如果“庸”之变易可以不受“中”的制约，则“中”可变成“偏”，不成其为“中”了。只有“中”与“庸”的辩证统一，才能准确把握道的基本精神。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庸”乃是实行道的方法论。

其实，这两种解释既各有所指，又是相济相成的。若把两种解释结合起来理解，“中庸”的完整内涵，就是指对于“中”这一普遍真理具体运用的方法。

“中庸”究竟是否真理？这当然不能光看其字面的自我标榜，而是应该深入考察其所蕴涵的实际意义。对此，就得从探讨中道的基本内容入手。

关于中道，孔子从正反两方面做了界定：既从正面提出“执两用中”，又从反面提出“过犹不及”。正反两个命题合在一起，就是中道的基本涵义。

南怀瑾认为：我们现在说中庸，就是能够中和的中庸之作用。我们中国文化中《易经》的道理，是说天下的事物，天下的人物，随时随地在变，每秒钟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如何能适应这个变，如何能领导这个变，这是学问的中心。

生活恰如饮酒，干杯则不知酒味，泥醉则不知微醺，要小酌，取之中和。

“中庸”即中和的作用，孔子说两方面有不同的意见，应该使它能够中和，各保留其对的一面，合弃其不对的一面，才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同时感叹说：“民鲜久矣。”南怀瑾先生亦慨叹一般的人，很少能够善于运用中和之道，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