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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忧国维知重 谋身只觉轻（第2页）

此外还有所谓加耗，“江东、西、湖南、北有至于纳加耗米四石，仅能了常赋米一石者”，加耗使实际税额竟增加四倍。“荆、湘间民户输纳税米，率四硕，始了纳一硕，百姓穷困”。李纲“檄漕司行下州县，除官耗外，不许转増加升合”[71]。以上两项措施，多少减轻些民间的赋税负担。

李纲在荆湖一带励精图治，力求不负朝廷委寄。农业生产开始有所恢复，“湖湘间累年为群寇所扰，困于科敷，民多流徙，迩来盗贼稍息，别无重敛，已渐归业。田畴悉已耕垦，道傍有起屋而居者”[72]。绍兴二年冬，“长沙颇稔，得税米四十余万硕，军需遂以足用”[73]。他“自到本路半年矣，养兵二万，钱粮之类，皆躬自料理均节，民不告病”，“廪有余粟，库有见缗”[74]。到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春，李纲给前来接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折彦质交代说：

目今有兵二万三千余人，将佐多堪使唤者。初至长沙，当马友、李宏变故之后，钱粮阙乏。躬自料理均节，养兵半年，未尝横敛，粗亦足备。目今州县仓有米三十余万硕，库有钱二十余万贯，上江诸州不与焉。朝廷降赐，初止银万两，钱二万贯，逐旋收拾，今有银六万余两，金二千余两，经制、回易钱各五万贯。[75]

李纲对吕颐浩是有好感的，他赠诗说，“许国精忠不计身，据鞭矍铄迈前闻”，“劳公力赞中兴业，衰病安然卧白云”[76]。“出拥雕戈入衮衣”，“手扶日月还黄道”，“好施长策复邦畿”[77]。他对吕颐浩是十分真诚的。鼓动吕颐浩离朝，出外都督军事，其实是包含着秦桧企图排挤吕颐浩的阴谋。李纲不知内情，却力劝“相公不可一日去上左右”，必须“处中以制外”[78]。《梁溪全集》卷29《到长沙月余即上章复丐宫祠以诗陈情寄吕丞相元直》诗中说：

衰病投闲不记年，误恩暂到楚江边。布宣威德销群盗，循抚疲癃理废田。报国固将求尺寸，乞身又欲老林泉。归欤晩节知无愧，赖有元台为保全。

尚觊望对方能“保全”自己，然而吕颐浩显然有意排斥李纲，九月，他口奏宋高宗，说“李纲纵暴，恐治潭无善状”。“纲之朋党与蔡京一体，靖康伏阙，荐纲者皆其党，陈公辅、张焘、余应求、程瑀鼓唱太学生，杀戮内侍，几至大变”。宋廷下令，“荆湖、广东宣抚使李纲止充湖南安抚使，湖北、广东并还所部”。当时，“前执政为帅者，例充安抚大使”，吕颐浩有意将李纲的头衔中“减‘大’字”，发出了“将罢”的信号。[79]此外，李光“尝遗吕颐浩书，称李纲凛凛有大节，中外畏服，颐浩以白上”，宋高宗说：“如此等人，非司马光、富弼，谁能当之。”吕颐浩“因言光与其侪类结成党与，牢不可破”。“上以为然”，于是“端明殿学士、江南东路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李光落职，提举台州崇道观”[80]。

吕颐浩对李纲取排斥态度，还可以追溯到他与秦桧的政争。当年八月，秦桧罢右相，宋高宗亲“谕朝廷，终不复用，仍榜朝堂”。秦桧任宫观官赋闲，[81]一时似乎无东山再起之可能。“吕颐浩和秦桧的政争，确实存在着两人战与和的政见分歧，也存在着无原则派系倾轧的因素”[82]。在当时形势下，宋廷中抗战派和投降派的分野尚不明显，加之秦桧“行诡而言谲，外缩而中邪”[83]，他的真面目尚未彻底暴露。被视为秦桧一党，而遭罢黜的官员之中，也有张焘，他“坐秦桧党，为吕颐浩所斥”，“落职与宫观”[84]。此外，被秦桧所笼络的儒学家胡安国，他到宋廷后，“荐李纲可用”，说“纲为小官，宣政间敢言水灾事”，致力于劝说皇帝命李纲复相。但宋高宗却予以回绝，说：“纲多掠世俗虚美，以此协比成朋，变白为黑，相附者争称之。”[85]故心胸狭隘的吕颐浩也因此将李纲视为政敌，尽管李纲根本不可能干预朝政，他与秦桧也根本说不上勾结。

李纲任“湖、广宣抚使”时，“请于所在州军造酒”，曾得到宋高宗批准。十月，吕颐浩又争取皇帝下诏：“帅臣、统兵官以公使酒酤卖者，取旨论罪。”[86]这又主要是针对李纲而发。

十二月，宋高宗下令罢李纲荆湖南路安抚使，改提举西嵩山崇福宫的闲官。此前，右司谏刘棐曾“屡言纲跋扈”[87]。他为吕颐浩所信用，吕颐浩举荐他出任谏官“将以逐（秦）桧也”[88]。刘棐在十一月改任台州知州。[89]但在他下任前弹劾李纲。原来李纲任宣抚使时，“请择人摄所部守贰，理为资考”，得到宋廷批准。“又乞所差权官到任，其吏部先差下人，虽到，更不放上，内有材能之人，别行辟置”。刘棐的弹奏说：“此乃藩镇跋扈之渐，若久任之，将使军民独知有纲，不知有陛下，知有宣使，不知有朝廷，非国之利，非纲之福。”又说李纲在“靖康中，力主邢倞结（耶律）余睹之议，又令姚平仲夜劫敌栅。迁迫之祸，皆自纲发之”。“纲与吴敏诬上皇，欺渊圣，谓宣和传授，出于己意。寄居福州，招纳贿赂。移文江西，増益制书。方命矫制，不恤国事”，共计连上四章。右谏议大夫徐俯也出面弹劾。[90]吕颐浩从九月开始的各种动作，无非是要将李纲赶出政坛，到此就水到渠成。

此外，时任右相的朱胜非亦参与其事，据胡寅论奏，他“及再入相，首讽台谏官论纲旧恶。时纲为湖广四路宣抚，治状方著，并无过举。胜非不恤国事，以私憾而罢之”[91]。

李纲在官场遭受了过多的打击和沉浮，当得知将他的实职差遣由荆湖、广南路宣抚使降为荆湖南路安抚使后，其实已明白宋廷的用心了。他在十月上奏说：

臣仰迫天威，力疾就道，冲冒暑热，得痢疟之疾，久不痊愈。既到本路，夙夜黾勉，究心职事，以图尺寸之效，少报大恩。而臣忧患之余，疾病交攻，志虑凋落，动辄遗忘。深恐无以仰副委任之意，有误国事。伏望圣慈察臣数千里冒暑远来，到本路巳及三月悇日。……依旧除臣一在外宫观差遣，别选能臣，付以四路重寄。[92]

此奏尚是在他得知罢免“四路重寄”之前。他又在给吕颐浩的信中说：

某近者辄以衰病，不堪阃寄，仰渎钧听，复丐宫祠，必蒙矜亮，曲赐陶铸。重念某忧患异于他人，诬谤至今未息，实不可任军旅之事。徒荷相公推挽之力。[93]

宣抚司之罢，不为细故，两奉教墨，皆不及之，不知何谓，第深惶恐。[94]

后一信已经提到罢宣抚司的问题。他又继续说：

某前书辄布恳悃，仰干钧听，欲复丐宫祠，以便衰疾。荷眷照之厚，必蒙矜从，然尚未被命，尤窃震恐。……某孤拙之迹，忧患异于他人，此相公所知。昨者误恩，付以湖、广重寄，惶惧不敢当。蒙上遣使趣行，不容逊避，又承相公训谕再三，故力疾就职。[95]

到绍兴三年正月二十三日，李纲尚未得知自己已经罢官，又继续写信说：

某屡布诚悃，仰干钧听，欲复丐宫祠，退归山林，以养衰疾。章上已久，至今未闻成命，第深震悚。顾孤拙之迹，素荷知照，谅蒙保全，使得尽进退之义。更望曲赐垂念，不胜幸甚！[96]

他的二月十九日信则已得到罢官令：

窃见邸报，以言者论列，有旨特差宫祠，不胜震惧。重念某忧患余生，罪衅深重，招致人言，不敢自明。上恩宽覆，未遽窜殛，止处之闲地，仰戴天地之德，第深感涕。自非都督、特进、仆射相公矜怜有素，曲赐保全，何以得此？惭荷之情，无以为喻。[97]

尽管全是自责和客套的话，而满腔悲慨，实在言外。其《罢归二首》诗说，“起废无因许退藏，报恩欲效短中长”，“破贼功名嗟寂寞，呑燕志气已凄凉”，“大将呼来若小儿，片言罢去复何疑”[98]，其《宫祠谢表》则说“众毁销骨，虽贻投杼之嗟”，[99]仍是直抒自己的愤懑之情。即使在两年之后，李纲仍在上奏中追怀此回荆湖之行的积憾：

不敢力请，抚疾就道。既至本路，招捕盗贼，循拊流移，整缉军马，经理财用，策驽砺钝，庶以少副委任之意。惟知竭力以向前，不虑烦言之在后。凡造不根之谤，率皆可骇之辞。[100]

尽管李纲只能释去重负，退养山林，但他对反攻恢复中原，却仍义不容辞地留下了重要建议和精心设计，他初到潭州，就写诗说：“秪愿吾皇假年月，直从襄汉定中华。”[101]史籍记载：

纲尝言：“荆湖之地，自昔号为用武之国。今朝廷保有东南，制御西北，当于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与四川、襄汉相接，乃有恢复中原之渐。”未及行而纲废。[102]

李纲所以力图将岳家军留在荆湖，也是与他上述战略考虑有关。他在六月尚未赴任潭州前，上奏说：

今来岳飞破曹成十万之众，群盗皆以胆落，若使稍留本路，措画招捕，功倍他日。盗贼平定之后，荆湖自此可以料理，日为防秋之计，控扼上流，实系国体。

万一沿江或有警急，臣预行排办舟船，自潭州至江州，顺流不过数日可到。臣当躬率本司军马，与岳飞水陆并进，以为应援，西不相妨；而于荆湖西路，为利甚大，措置群盗，可以永绝后患。臣谓策无出于此者。[103]

隐隐透露了李纲原先的设想，是与岳飞共同在荆湖建立“恢复中原”的战略区，然而因宋廷将岳家军迅速调离，使他的设想终成泡影。

他与北宋末年的深交、给事中程瑀[104]通信，又进一步说：

承谕，天下形势在荆南（荆南府，今湖北省荆州市），恐未为确论。今日至要处，乃在襄阳，控引川、陕，襟带江、淮，下临旧都，连年弃置，不复料理，失此，则中原不复可图矣！虽然，能立，能步，然后可以趋走。今日国体犹未能立，而欲趋走，可乎？[105]

前面说过，李纲任相时的“建巡幸之策，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在中原已失的形势下，他的目光更盯住了襄阳府，希望以此地为中心，将荆湖两路和京西南路，建设成反攻复土的基地。然而他的精心设计，却一旦毁于吕颐浩无原则的派系倾轧之中。这对李纲而言，自然是又一次政治打击，尽管其分量比上一次流放海南岛为轻。

[1].《要录》卷27建炎三年闰八月乙酉。

[2].《要录》卷32建炎四年四月丙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