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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贬谪流离路修长李纲（第3页）

李纲原以为此行“分死海上，不归骨中州”[86]，不料短短十天，就结束了宋代视为畏途的海南岛贬谪生涯。但他的笔下仍留下了此地特殊的荒凉风貌的珍贵史料：

四郡环黎母，穷愁最万安。峒氓能悯寇，泷吏岂欺韩？草屋藂篁里，孤城瘴海端。民居才百数，道里尚艰难。径陆忧生蜑，乘桴畏怒澜。飓风能破胆，疠气必摧肝。去死垂垂近，资生物物殚。舶来方得米，牢罄或无餐。树芋充嘉馔，蠯蠃荐浅盘。蒌藤茶更苦，淡水酒仍酸。黎户花缦服，儒生椰子冠。槟榔资一醉，吉贝不知寒。[87]

宋代的棉花称吉贝或木棉，产量甚少，而海南岛与隔海相望的腹地不同，不产丝麻，只产吉贝。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海南岛，其逐步发展，尚是宋以后的事。李纲“留十日，复渡海而北，往来皆便风，无惊涛之恐”。[88]尽管如此，他仍“赋诗见志”说：

儋耳三年时已久，琼山十日幸尤多。

却收老眼来观国，尚冀中原早戢戈。[89]

他后又在雷州赋诗说：

梦中曾过鬼门关，敢冀君恩听北还。

父子相随幸良厚，仆奴半死涕空潸。

余生幸尔脱垂涎，鸡肋安能拒老拳。

万里得归辞瘴海，三年奔命厌征轩。[90]

说尽了下“瘴海”，“过鬼门关”，以至“仆奴半死”的辛酸。李纲本人也“得重膇之疾，行立皆妨”。古人常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在某人遭遇患难时，就区分得格外清楚。李纲“自适岭海，不敢复与中州士大夫通问”[91]。但有一周姓“贤契”，今失其名，字元中，[92]他特别到崇阳县，看望李纲。后又“蹈前约，往返数千里，冒犯瘴疠，间关险阻”，前往海南岛。虽与李纲“道途相失”，未得在海南岛会面，却使李纲十分感动，他写信说：“荷意之厚，何以当之！嗟乎！仆远谪，虽平生亲旧，有不复相闻者；而足下眷眷于我如此，当于古人中求，然不免为今人所笑，奈何？”[93]

另一士人姓虞，字祖道，今也失其名。李纲赋诗说，作小序说：“罪谪海上，中州亲故罕通问。独虞君祖道，相从湖、海，踰年北归，同途次容南，赋诗识别。”他陪伴了李纲南下海南岛的全程，直到北归后，彼此才在容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惜别。李纲的诗说：

饱经忧患莫如吾，暮景余生寄一桴。独子相从来瘴海，岂知还得共归途！应观天下奇男子，解笑人间浅丈夫。老去山林养衰疾，好音时与系飞凫。（许崧老闻虞君同泛海，以书语人曰：“此天下奇男子也。”因全用其语，“浅丈夫”，聊取的对耳。）[94]

当虞生伴随李纲渡海时，确实也是置生死于度外，而不问是否还有“归途”。对李纲而言，也真是“艰难愧深情”。当众多“浅丈夫”蝇营狗苟之际，也有卓尔不群的“奇男子”，世界方显得丰富多彩。

三、流放期间的著书立说

中国古代的传统说法是“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谓三不朽”[95]。李纲在万般无奈之中，只能追求立言。他在建炎二年八月开始撰写《迂论》，共七十八篇，[96]并赋诗说：

长笑梁溪翁，平生有余拙。于今欲行古，无乃亦痴绝。施之廊庙间，放步足已跌。下帷更潜思，又复广陈说。从来坐言语，得谤今未歇。曾不少创惩，譊譊只强聒。惟堪覆酱瓿，讵足议往辙。掉头谓不然，此理君未察。立言与行事，垂世初不别。身穷言乃彰，贻范有前哲。周文拘羑里，《易·象》乃成列。仲尼道不行，褒贬代赏罚。屈原困椒兰，泽畔采薇蕨。《离骚》体《风》《雅》，光可争日月。虞卿罢赵相，梁魏颇屑屑。世亦传《春秋》，端为穷愁设。圣贤垂简编，往往因愤发。“避谤不著书”，陆子良已黠。区区祸福间，何足议宏达。泛览古人心，一一可坐阅。大略观规模，微情析毫发。幽光发干将，潜慝戮饕餮。会有知我人，玩味为击节。安知千载后，观乐无季札？岂能继《潜夫》，粗可仿荀悦。子云方草《玄》，解嘲何可缺。[97]

他明知“从来坐言语，得谤今未歇”，却“曾不少创惩，譊譊只强聒”，仍期望“会有知我人，玩味为击节。安知千载后，观乐无季札”。他在《〈迂论〉序》中也作了相同的表述：

闲居杜门，谢绝宾客，念恩省咎之外，无所用心。则取古之君臣、贤士大夫，与夫奸邪佞谀、乱臣贼子，其所施为，是非、成败、治乱、兴亡之迹，可以垂鉴于后，而今之事宜，所当变通于昔者，极其理而论之。其意以谓身既废放，不得展（尽）底蕴，以济国家之急；姑以智虑所及，载之空言，以俟后之君子，亦不为无补。[98]

李纲所阐述的正论与诤言，当然是对时弊有很强的针对性，他说：

君子、小人之分，义与利，公与私而已。夫谋身之智周，则爱君之仁薄，虑国之计至，则保身之术疏，是二者不可得而兼也。[99]

抗大敌，建大事，而志不立，规模不先定者，未有能成功者也。[100]

宰相，以道事君者也，故以固宠谋身为深戒，以荐进人材为职者也，故以妒贤嫉能为最忌。[101]

且不说当时，即使在今天看来，此类议论也仍有现实意义。到十月二十日，李纲又在崇阳县“僧舍中”，完成了《建炎进退志》十卷，[102]忠实记录了他任相的经历，为后世留下了信史，今存《梁溪全集》卷174至卷177《建炎进退志总叙》，乃是节录，共四卷。[103]他另写了《建炎行》长诗“百二十韵”，他在诗末沉痛地说：

吁嗟乎苍天，乃尔艰国步！譬犹大厦倾，著力事撑柱。居然听颓覆，此身何所措？又如抱羸瘵，邪气久已痼。不能亲药石，乃复甘粔籹。膏肓骨髓间，性命若丝缕。安得和缓徒？举手为摩拊。驯致海宇康，苍生有环堵。[104]

在中国古代，为儒经作新的注释，自然是儒学家们表现学术造诣的崇高事业。李纲在流放途中还“著《论语详说》十卷，《易传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105]。今存《梁溪全集》卷24有《寓郁林著〈易传〉有感》诗，说自己在郁林州，“谪来海峤远兵戈，精义微言得切磋”。当时，他在给许翰、吴敏的信中，也对《周易》《论语》的义理多有讨论。[106]李纲后在致向子諲的信中也说，自己在“远谪中，了得《易传》《论语说》”[107]。可惜其《论语详说》今已佚亡，甚至不见宋人另外著录。另据俞琰《读易举要》卷4说：

丞相昭武[108]李纲伯纪撰《梁溪易传》九卷，《外篇》十卷，按序、内、外篇凡二十三卷。《内篇》（《训释》），《上、下经》，《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并《总论》，合十卷。《外篇》《释象》七，《明变》一，《训辞》二，《类占》一，《衍数》二，合十三卷。[109]今阙《总论》《训辞》《衍数》，存者十九卷。盖罢相迁谪时所作。其书未行于世，馆阁亦无之。莆田郑寅子敬从忠定之曾孙得其家藏本，今考《梁溪集》，绍兴十三年所编，其训辞、二序已亡，有录，无书，则其家亦亡逸久矣。岂有其序而书实未成耶？其书于辞、象、变、占无不该贯，可谓博矣。

《直斋书录解题》卷1和《文献通考》卷176《经籍考》文字稍异：

《梁溪易传》内、外篇，共十九卷：

丞相昭武李纲伯纪撰，案序、内、外篇凡二十三卷。《内篇》《训释》《上、下经》《系辞》《说》《序》《杂卦》并《总论》，合十卷。《外篇》《释象》七，《明变》一，《训辞》二，《类占》一，《衍数》二，合十有三卷。今《内篇》阙《总论》，《外篇》阙《训辞》及《衍数》下卷，存者十卷。盖罢相迁谪时所作。其书未行于世，馆阁亦无之。莆田郑寅子敬从忠定之曾孙得其家藏本，顷倅莆田日，借郑本传录。今考《梁溪集》，绍兴十三年所编，其训辞二序已云有录，无书。则虽其家亦亡逸久矣。岂有其序而书实未成耶？其于书辞、变、象、占无不该贯，可谓博矣。

今《梁溪全集》卷134存有《易传内篇序》《易传外篇序》《释象序》《明变序》《衍数序》《类占上序》和《类占下序》七篇，另有《训辞上序》和《训辞下序》保留目录。《易传内篇序》和《易传外篇序》说，“余以罪谪海上，端忧多暇，取《易》读之，屛去众说，独以心会”。“余年运而往，行将知命，学《易》于忧患之中”。“书始于建炎三年己酉之中秋，时谪居海上，行次雷阳。成于四年之仲春”。“著《易传内、外篇》《训释》《上、下经》《上、下系》《说卦》《序卦》《杂卦》《总论》，合为十卷。《外篇》《释象》七，《明变》一，《训辞》二，《类占》一，《衍数》二，合为十有三卷，凡二十有三卷”。“盖《易》者，学道之筌蹄；此书又学《易》之筌蹄，鱼兔已得，则筌蹄虽忘焉，可也”。《梁溪易传》全帙今亦已佚亡，仅存七篇序。但《易传内篇序》和《易传外篇序》的以下三段话，又代表了李纲对《周易》基本精神的理解：

六经皆所以载道，而《易》以道阴阳，故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天道备矣。圣人系辞焉，而明吉凶，以尽人事，所以和同天人之际，而使之无间也。古文日月为易，日，阳也，月，阴也，月遄日迈，一昼一夜，相推而生明。阳奇阴耦，一刚一柔，相推而成卦。故曰：“阴阳之义配日月。”又曰：“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圣人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卦。爻具而谓之《易》者，盖专以变易为义。先儒谓《易》含三义，有不易、简易之意者，非也。故自太极兆而为奇耦，自奇耦积而为乾坤，自乾坤索而为六子，自八卦相重相错而为六十四卦，无非变者。六爻之义易以贡，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谓典要，唯变所适，此所以谓之易欤！易也，道也，神也，异名同实，其旨一也。“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三者浑沦而不相离。语其大则范围天地，语其小则充足毫末。刻雕众形，槖钥万化，自有形至于无形，自有心至于无心，莫不综摄乎此。则《易》之为书，何为者耶？载此而已。刚柔有自然之体，奇耦有自然之数，上下内外有自然之位，进退往来有自然之序，消息盈虚有自然之理，皆所以载天道也，而人事存焉。是以圣人察卦爻之变，因其有是象，则系之以是辞。以爱恶情伪之相感，为吉凶悔吝之端；以君子小人之消长，为治乱安危之本。其所以告人，使避凶趋吉，虽不离于日用之间，而精义入神，有出于思为之表，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学者所以不可不尽心也。

近世学者，唯尚言辞，务明其义，而象、数、变、占之学，皆失其传，则不得圣人之旨多矣。今卦爻之象变具在，含蓄妙意，发挥至理，示人甚明，顾弗深考。而占筮术数之法，载于经传者，班班可见，苟能精以思虑，默契于心，则古人之学不难到也。圣人作《易》之旨，虽非即此而可穷，亦非舍此而能得，不凿不拘，唯其是之为从而已。

《周易》在中国古儒经中是一部蕴含相当丰富的自然与社会哲理的著作，其文辞艰晦难懂。历代注家蜂起，又大致分象数和义理两派。李纲的无疑不赞成完全排斥象数，而是主张兼采两家之长。李纲研读《周易》，其诗有“《易》书顾我耽成癖”[110]之句，无疑是惮精极虑，下了很大的功力。

关于《论语详说》，今仅存《梁溪全集》卷138有《〈论语详说〉序》，其篇末说：

余谪官多暇，与次子宗之讲说，颇多正之。因笔其言而成书，目之曰《论语详说》。夫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推明圣人之旨，说之不患乎详，而反说约者，在乎自得之而已。顾学识芜浅，不足以窥圣言难知之奥，岂敢传诸学者，姑以训道子侄，开其童蒙可也。旧以两字命篇，如《学而》《述而》之类，体制不雅，辄取篇之首句易之，效《老子》名章之义，厘为二十卷。书始于武昌郡，以建炎戊申（二年）之仲冬；成于郁林郡，以建炎己酉（三年）之仲夏；改定于长乐郡（福州），以绍兴甲寅（四年）之初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