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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而辞职（第1页）

愤而辞职

就在鲁迅写下《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的第三天，就在鲁迅提醒人们警惕革命后方可能出现革命精神“消亡”及“复旧”的危机的第三天，4月12日，国民党右派集团经秘密策划，突然在上海发动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政变。三天内，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4月15日，广东军阀在广东残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两千一百多人，解除黄埔军校及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武装，封闭工会、农会。中山大学遭到军警搜捕，右派学生头目上蹿下跳，指挥抓人。尽管鲁迅已有某种预感，但变化如此之快，现实如此之残酷，仍使他目瞪口呆。

4月15日下午，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鲁迅从新居白云楼顶风冒雨赶到中山大学，召集主持召开各系主任紧急会议。参加了这个会的何思源回忆道：

鲁迅坐在主席座位上，朱家骅坐在鲁迅的正对面。鲁迅说：“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委员长不出来，现在我来召开会，请大家来说话，我们应当是学生的家长，要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出来担保他们。我们也要知道为什么抓走他们？有什么罪？被抓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十人！”

这时，朱家骅说：“关于学生被捕，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对立。”鲁迅对朱家骅说：“学生被抓走了，是公开的事实，被捕的学生究竟违背了孙中山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哪一条？”朱家骅以势压人，则说：“我们要听政治分会的，党有党纪，我们要服从。”鲁迅继续驳斥：“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都罢工罢市。当时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都参加过，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为什么现在成百成千个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朱家骅强词夺理说：“那时候反对北洋军阀。”鲁迅坚决地说：“现在根据三大政策活动，就是要防止新的封建统治。”

鲁迅和朱家骅的对立已公开到了最尖锐的时候了，无转圜之地。鲁迅主张营救学生，他坚持说：“这么多学生被抓去，这是一件大事，学校应该负责，我们应该对学生负责。”在那样的情况下，公开支持鲁迅的人不多，会议没收到预期的效果。

中山大学会议室。1927年4月15日下午，鲁迅冒雨赶到中山大学，在这里主持召开各系主任紧急会议，设法营救被捕学生

回到白云楼，鲁迅一语不发，晚饭也未进一口。第二天，鲁迅捐款慰问被捕学生。在后来的几天里，陆续听到被捕的许多人被杀害的消息。鲁迅熟悉的毕磊，那个瘦小精干、常来谈天的湖南青年，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被锁住手脚，装入麻袋，投入珠江。鲁迅失眠了。每每和许寿裳提起毕磊来，鲁迅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悲愤。血的教训，比一年前的“三一八”惨案更深一层了。虽然被屠杀的都是他的学生，然而，那时候是反对军阀政府而被军阀政府屠杀，现在却是因革命而被口喊革命的当政者屠杀，简直是诱杀与谋杀。那时候，还可以开追悼会，所有的青年学生、知识界联合起来声讨军阀政府的罪行；现在，作为学校的教务主任，鲁迅无能为力，无法拯救自己的学生，而且，知识界、青年学生中居然有不少人站在屠杀者一边。鲁迅决意辞职了。4月21日，他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中山大学当局还想利用鲁迅的声望，想法挽留，推选鲁迅为校“组织委员会委员”，在校刊上发表《挽留周树人教授》的消息，三次“去函挽留”，数次派人登门挽留，朱家骅四次“来访”，均遭鲁迅坚决拒绝。4月26日，鲁迅在《〈野草〉题辞》中写道：“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并且无可腐朽。”5月6日，日本友人山上正义来访，刚好有一群经过改组的工人纠察队队员举着工会旗和纠察队旗，吹着号从大路上走过，鲁迅愤然说道：“真是无耻之徒！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去搜索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了。”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小杂感》

《而已集》。收1927年杂文二十九篇。1928年10月北新书局出版，32开，毛边。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革命与反革命的戏剧性演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风云变幻，潮起潮落间的世态世相，如惊涛拍岸，冲击着、震撼着鲁迅。对于这位中国最深邃的思想者，对于这位中国最坚定的思想斗士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种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实给他更大的启示？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种事实更能丰富他的思想？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

《〈三闲集〉序言》

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答有恒先生》

如在厦门时的《写在〈坟〉后面》那样，鲁迅又一次解剖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鲁迅又在扪心自问了：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的杀戮与牺牲，或者说这种生命和青春的杀戮与牺牲换来的社会进化进程中，“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鲁迅怀疑甚至后悔自己写下的那么多弄清了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青年的感觉的文字的作用了：“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鲁迅企图寻找到新的反抗这个社会、反抗现实的斗争方式。但在眼前的枪炮社会里，手中只有一支笔的鲁迅，能找到什么适合于他的方式呢？他只能“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